在全黨上下開展以反對教條主義為核心內容的整風運動時，王明教條主義錯誤的主要代表王明本人，卻於1942年2月16日，在延安中央醫院作了一首耐人尋味的《憶牡丹》的七絕。詩曰：
雍容傲骨豈凡流，荷菊梅蘭未可儔。
自是凜然爭氣節，獨逢亂諂不低頭。
自古道「詩言志」，王明在毛澤東提出整頓之風痛快淋漓地批判教條主義之後，立即作了詠牡丹的詩，歌頌牡丹「雍容傲骨」及「獨逢亂諂不低頭」的氣節，他表達的是一種怎樣的情緒是很顯然的。
在黨的高級幹部開始整風後，1941年9月1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擴大會議，討論黨的歷史特別是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後期的歷史問題。
在會上，一些過去犯過「左」傾錯誤的同志作了誠懇的自我批評。
張聞天第一個作了檢討，他說蘇維埃運動後期的路線是錯誤的，政治方面是「左」傾機會主義，軍事方面是冒險主義，組織上是宗派主義，思想上是主觀主義與教條主義，他承擔了自己的責任，決心補課，要求去延安附近的鄉村進行實地調查。1942年1月26日，他離開延安作調查。
（《解放日報》，博古任社長）博古自從回延安後，就擔任《解放日報》社社長，常駐在寶塔山、鳳凰山對面的清涼山辦報，幾年來對自己的錯誤有所認識。在會上他作了兩次發言。他說：
1932年至1935年的錯誤，我是主要負責的一人。四中全會上我與稼祥、王明等反對立三路線的教條主義，也是站在「左」的觀點上反的，是洋教條反對土教條。當時我們完全沒有實際經驗，在蘇聯學的是德波林主義的哲學教條，又搬運了一些蘇聯的教條和西歐黨的經驗到中國來，過去許多黨的決議是照抄國際的。在西安事變後開始感覺這個時期的錯誤是政治錯誤。到重慶後譯校《聯共黨史》才對思想方法上的主觀主義錯誤有些感覺。
他表示：有勇氣研究過去的錯誤，希望在大家幫助下逐漸克服。
王稼祥總結了主觀主義產生的根源，他說除中國的社會原因外，「就是經驗不夠，學了一些理論而沒有實際工作經驗的人，易做教條主義者。從莫斯科共產國際回來沒有實際工作經驗的人，更易做教條主義者。」
李維漢等人也做了檢查。
但王明沒有作自我批評，在9月12日的發言中，他堅持說「四中全會的政治路線是正確的」，也不承認自己在抗戰初期犯有右傾錯誤，相反，他揭發批判起他的中山大學同學來。他說博古是「蘇維埃後期最主要的錯誤負責者」，把自己在莫斯科發號施令的錯誤一筆勾銷，把責任推到博古身上。又說李維漢自我批評態度不誠懇，想馬虎過去。
他的這種做法，引起了到會同志的不滿。
1941年10月初，共產國際負責人季米特洛夫給中共中央發來了一個措辭嚴厲的電報，一連提出15個問題，針對「皖南事變」以來毛澤東對蔣介石不妥協的立場和蘇德戰爭爆發後毛澤東對蘇聯求援態度冷漠而發的。問題包括：中共準備採取什麼措施，在法西斯德國繼續進攻蘇聯的情況下，能在中國戰場上積極從軍事上打擊日本，目的是使德國在東方的盟國日本不可能開闢第二戰場並進攻蘇聯。
毛澤東把電報交給王明，徵詢他的意見，決定大家一起討論，商量如何複電。
王明好像抓到了一根救命稻草。10月7日晚，當毛澤東、王稼祥、任弼時、陳雲等同志前來找他談話時，王明進行反擊，指責「中央過去的方針（指洛川會議以來的方針——引者注）是錯誤的」，「太左了」。並說「當現在蘇聯與中國異常困難的時候，需要與資產階級把關係弄好，邊區施政綱領與《新民主主義論》只要民族資產階級，這不好，」「是一種自我孤立的政策」。
1939年以來，國民黨頑固派消極抗日積極反共，到處製造摩擦事件，殺害共產黨人。年初又發生皖南事變，大舉進攻皖南正在轉移的新四軍，新四軍總部近萬人被殲，扣押軍長葉挺，蔣介石公開宣布新四軍為叛軍，取消其番號。中共中央忍無可忍，決定在政治上、軍事上同時採取攻勢，並多次勸蘇聯不再向國民黨提供援助。但蘇聯一直過分看重國民黨的力量，力圖通過國共合作而減輕蘇聯的後顧之憂，不惜犧牲中國共產黨的利益，積極主張中共息事寧人，不可主動破裂國共關係。
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對蘇聯和共產國際的態度感到失望。研究討論後，毛澤東決定對國民黨發動政治上的全面進攻，揭露國民黨頑固派破壞抗戰，以分裂代替團結的罪行；而在軍事上取守勢，做好粉碎國民黨大規模軍事進攻的準備，進行「有理、有利、有節」的鬥爭。在共產黨強大的政治攻勢下，蔣介石在人民面前輸了理，不得不表示「以後決無剿共的軍事」。毛澤東發布命令重建新四軍，使蔣介石「偷雞不著反蝕把米」。這說明對大資產階級進行必要的鬥爭是正確的，這樣才能真正維護民族統一戰線。
在座的王稼祥、任弼時、陳雲等也對王明進行了批評，並希望他改正錯誤。
對王明的指責，毛澤東立即予以反駁，他指出：「不是黨的政策太左了，而是你王明的觀點太右了，對大資產階級讓步太多了，只是讓步總是弄不好的。」
10月8日，中共中央書記處在楊家嶺召開工作會議。王明在會上發言仍堅持他7日晚的談話意見，但有些地方稍加修改了一下，他說：「我們應與國民黨把關係弄好，我們有些地方政策過『左』，是妨礙統一戰線的。」他主張今後階級鬥爭要採用新的方式，使黨不站在鬥爭的前線，而使廣大群眾出面，黨居於仲裁地位。
開展整風運動。圖為毛澤東在延安就整頓學風、黨風、文風與黨的高級幹部談話王明發言後，與會同志立即對他進行了批評。毛澤東指出王明在武漢時期工作上的幾個錯：
「（1）對形勢估計問題——主要表現盲目樂觀；（2）國共關係問題——忽視在統戰下的獨立性與鬥爭性；（3）軍事策略問題——王明助長了反對洛川會議的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的方針；（4）組織問題——長江局與中央的關係是極不正常的，常用個人名義通電給中央與前總，有些是帶有指示性的電報。不得到中央同意，用中央名義發表了許多文件。這些都是極不對的。」
其他同志還提出了12月政治局會議的路線，《新華日報》拒絕刊登《論持久戰》等問題。
針對這些批評，王明進行了解釋和反駁，認為他「路線是對的，個別問題有錯誤，在客觀上形成半獨立自主」。
由於王明不承認錯誤，並提出中央犯有「左」的錯誤這樣重大的問題，會議結束，毛澤東提出希望王明對六中全會以前即武漢時期的錯誤及對目前政治問題的意見，在政治局會議上說明。
王明原本知道毛澤東對他抗戰初期表現不滿，認為毛澤東會藉機和他算總賬，因此以電報為據，決定破釜沉舟，背水一戰，以求一逞。可是王明又錯誤估計了形勢，「聰明反被聰明誤」。
會後，王明在惶惶不安中竟休克病倒了。10月12日不能參加政治局會議。從此，王明在整個整風時期都沒有露面。1942年2月16日寫下《憶牡丹》的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