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說：「我們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不是為著好看，也不是因為它有什麼神秘，只是因為它非常有用。」這就是說，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是因為它能指導中國革命實踐。
泛濫於30年代初期的教條主義者，許多人學習馬克思主義不謂不努力，也的確用馬克思主義來指導中國革命，主觀想把中國革命搞好，但客觀效果卻是南轅北轍，事與願違。其原因就是沒有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實際很好地結合起來。
如何使馬克思主義理論與中國實際情況相結合，關鍵在於必須通過調查研究，深入、準確、全面地了解中國國情。
毛澤東是堅持調查研究的典範。這也是他比別人觀察問題更敏銳，認識問題更深刻，行動更堅決的「秘密」所在。如在大革命後期，在國民黨右派和地主鄉紳猖狂攻擊和誣衊農民運動時，黨內陳獨秀等主要領導人為之動搖，也跟著喊農民運動「糟得很」。毛澤東經過在湖南的長沙、湘潭、湘鄉、衡山、醴陵五縣農村為時一個多月的調查，寫出了《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鮮明地表示農民運動「好得很！」認為沒有一場轟轟烈烈的農民運動不足以動搖封建勢力。
土地革命戰爭時期，毛澤東更是認識到調查研究是他了解情況，尋找解決問題辦法的鑰匙。
他在寧岡、永新調查的結果，為他領導起義軍能在農村山區站住腳，建立起第一個革命根據地起了重要作用。此後，為解決革命根據地的政權建設和土地革命等重大問題，毛澤東又相繼做了許多次調查研究，如1930年5月的尋烏調查、1930年10月的興國調查，甚至行軍打仗沿途還進行調查。
毛澤東曾說：「我自己認識農村，就是經過好幾年的功夫的」，未調查之前，對於中國的富農問題「沒有全般了解」，「對於商業狀況是完全的門外漢」，如何進行土地革命，「觀念是模糊的」。「做了尋烏調查，才弄清了富農與地主的問題，提出了解決富農的辦法」，「貧農與僱農的問題，是在興國調查之後才弄清楚的，那時才使我知道貧農團在分配土地過程中的重要性」。
正因為調查研究如此重要，毛澤東寫作了《農村調查》一書，提出了「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的著名論斷。
到延安後，毛澤東不僅能在農村，而且可以在更高層次、更廣闊的範圍內進行調查研究。
毛澤東派人在邊區搞調查研究，寫出了很有分量的調查報告以供參考，其中有《綏德、米脂土地問題初步研究》、《米脂縣楊家溝調查》、《綏德延家川經濟調查》、《黨家溝社會調查研究材料》等。
他還多次指示重慶辦事處和全國各地辦事處，廣為收集各地的政治經濟情況資料，僅1941年5月給重慶的周恩來去電，所要的資料就達十幾種之多。
據統計，他還廣泛訂閱全國各地報刊雜誌達三四十種之多，以獲取信息。如《大公報》《益世報》《工商日報》《中央日報》《世界知識》《經濟建設季刊》《財經評論》《中國農村》《文化雜誌》《民主周刊》《四川經濟參考資料》《四川農情報告》《西南實業通訊》《日本對支那經濟工作》《列強軍事實力》《中外經濟年報》等。這說明毛澤東雖處延安一隅，卻也能知天下事。
交談毛澤東不僅注意基本情況的調查，而且十分注意對社會發展動態情況的調查。
當時的延安是一個開放的延安，國內的一些政要、各黨派人士、各界社會名流、無黨派民主人士、開明士紳、海外華僑及外國友好人士相繼赴延安。毛澤東會見國內外各界人士，回答他們提出的問題，同時也與他們廣泛交談，了解他們的情況、意見。美國作家史沫特萊回憶1937年她訪問毛澤東時，毛曾向她「問了成千個問題」。
隨著革命事業的發展，也為了克服教條主義，調查研究不應只成為少數人專利，在整風中，毛澤東決定推動全黨大興調查研究之風。
1941年3月，毛澤東出版了他在土地革命時期撰寫的《農村調查》一書，並為此書寫了序言和跋。他指出：「現在我們的同志，還保存著一種粗枝大葉、不求甚解的作風，甚至全然不了解下情，卻在那裡指導工作，這是異常危險的現象。」
回想當年，毛澤東不無感慨，他寫道：「『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這句話，雖然曾經被人譏為『狹隘經驗論』的，我卻至今不悔，不但不悔，我仍然堅持沒有調查是不可能有發言權的。」他號召大家向社會作調查，要有滿腔的熱忱和求知的渴望，要有眼睛向下的決心和放下臭架子、甘當小學生的精神。
者深入農村進行調查。圖為蔡暢在延安1941年8月，毛澤東主持發布了《關於調查研究的決定後》，中央決定各機關都設置調查研究部門，負責「收集國內外政策、軍事、經濟、文化及社會階級關係各方面材料，加以研究，以為中央工作的直接助手」。同時，「動員全黨、全軍及政府之各機關及全體同志，著重對敵友我各方情況的調查研究」。
1941年9月，由中共中央婦委、西北局聯合組成的婦女生活調查團奔赴陝北農村作社會調查。調查團出發時，毛澤東前來送行，並發表了《關於農村調查》的講演。他說：「中國需要調查研究工作，首先就要了解中國是個什麼東西（中國的過去、現在及將來）。可惜很多同志主觀主義、自以為是，完全不重視調查研究工作。調查是長期的，今天需要調查，將來我們的兒子、孫子也要調查，然後才能不斷地認識新的事物、獲得新的知識。」他還向同志們介紹了調查研究的方法，勉勵大家努力做好這項工作。
12月，陝甘寧邊區政府主席林伯渠是延安受人尊敬的「五老」之一，年已過花甲，但為了深入實際，他不顧年邁體弱，冒著風雪嚴寒，親自率領一個20多人的考察團赴甘泉、富縣進行社會調查。20日，當一位手牽馬韁、風塵僕僕的布衣長者率領一群人出現在甘泉縣城時，當地群眾得知這位白髮老人就是大名鼎鼎的林伯渠，無不露出驚訝和欽佩的神色。在林伯渠的親切詢問下，大家知無不言，言無不盡。
1942年初，被毛澤東稱為我們黨的「明君」的張聞天，為了補上調查研究這一課，也率領人的調查團出發了。他在農村呆了一年零一個多月，足跡踏遍了陝北的神府、綏德、米脂和晉西北的興縣等地，對幾十個村莊作了認真的調查。回延安後張聞天寫了《出發歸來記》的報告，以不計較個人得失的坦蕩胸懷，以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嚴格解剖自己。他說，通過親身調查，深感自己知道中國的事情太少。對於一個知識分子黨員來說，很有必要衝破教條的囚籠，到廣闊的、生動的、充滿了光和熱的、自由的天地中去翱翔。
張聞天的表現為糾正教條主義樹立了一個榜樣，帶動了全黨同志思想認識的提高。
在毛澤東關於調查研究的思想指導下，全黨大興調查研究之風。正是在空前規模的調查研究基礎上，中國共產黨逐步走向輝煌。有的學者說得好：
「調查研究是把馬列主義理論和中國革命實際結合起來的橋樑。毛澤東通過這座橋樑，走出了一條中國式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道路，發展了馬列主義，創立了適合中國國情的科學的指導思想——毛澤東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