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曾提出：「中國的政治領袖只能從中大培養出來，軍人充其量只能當將軍，不可能成為政治領袖。」他看不起鑽山溝、打游擊的毛澤東，明確表示過：「毛澤東只能成為蘇維埃運動的人物」，「不能成為黨的領袖」。
的確，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中國共產黨的理論水平不高。
黨的醞釀到成立，是共產國際幫助、蘇聯輸出革命的結果，大家熟知的一句話就是：「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黨在很短時間內就肩負起領導中國革命實際鬥爭的重擔，理論準備不夠充分。
大革命失敗後，黨的工作重心轉入農村，艱苦的戰爭環境無暇開展馬克思主義的研究和普及工作。而在農村環境下，許多參加革命的人，是為「打土豪，分田地」的農民，這些人文化水平低，更不懂什麼馬克思主義理論。黨的幹部甚至是負有重要責任的高級幹部，理論水平並不高，理論修養不夠。中央曾指出：「中國黨在艱苦的工作中，深刻地感覺到幹部對列寧主義、馬克思主義認識的薄弱，因此增加中國黨走向布爾什維克化的困難。」
王明在六屆四中全會能上台，相當程度上得益於他學過許多馬列著作。「他在與立三鬥爭時，把馬列主義書籍搬了一大堆放在立三面前，就把立三弄住了。」黨內一部分領導人也感到：中國黨理論水平差，看起來王明理論水平高，參加黨中央工作，對黨有利，由此接受了米夫推薦王明擔任領導人的意見。
1937年11月，王明從莫斯科回來後，仍躊躇滿志地想當大王。
如在十二月政治局會議上，他不僅在大政方針上指手畫腳，而且據張國燾回憶，在討論組織問題時，王明事先沒有同任何人商量，就提出了一張中央政治局委員和候補委員共16人的名單。
去武漢後更是目無中央，與延安分庭抗禮。
例如，不經過延安同意，就以中共中央名義發表各種宣言、聲明，並擅自以毛澤東個人名義發表談話，造成惡劣影響。
後來竟發展至挑戰延安中共中央書記處權威。如王明不同意毛澤東關於抗戰階段的劃分，故而拒絕在武漢發表毛澤東的《論持久戰》；不同意延安先斬後奏在華北成立晉察冀邊區政府，不是採取協商態度，而是居高臨下地對書記處加以批評；不和任何人打招呼，以個人名義為1938年2月底的政治局會議做總結，並公開發表。最不能讓人容忍的是，王明以武漢的政治委員數超過延安為由，提出安中央書記處不具合法性，張聞天、毛澤東等不應以中央書記處的名義發布指示和文件。
毛澤東後來乾脆說：「十二月會議後中央已名存實亡。」
但到了中共六屆六中全會，根據季米特洛夫的指示，會議肯定了毛澤東獨立自主的方針，王明受到了批評；並且季米特洛夫捎來了口信：「應該承認毛澤東同志是中國革命實際鬥爭中產生出來的領袖，請告訴王明，不要競爭了吧！」明確表示：「在領導機關中要在毛澤東為首的領導下解決，領導機關中要有親密團結的空氣。」而此時王明在國際的後台米夫在蘇聯肅反中成了階下囚，王明在國際的地位就一落千丈。
俗話說：「識時務者為俊傑。」王明見大勢已去，急忙使順風舵，在會上信誓旦旦：自己今後要像眾星拱月那樣拱衛在毛澤東同志的周圍。1938年底，王明回延安後，極力讚揚、吹捧毛澤東。在王明的很多報告、演講和文章中，他大講毛澤東是「中共領袖」，是「我們最敬愛的同志」。有些並不重要的問題，他也主動寫信向毛澤東請示。最登峰造極的是1940年5月3日的《學習毛澤東》的講演。
王明真的已服膺毛澤東了嗎？下面的事實會告訴我們答案。
1945年4月1日，王明跟任弼時說的一番話，對王明此時的行為作了詮釋：「六中全會後，我覺得在外不好就想回來。回來時想搞好的，故1939年（應為1940年）青干班開學時弄好稿子，題為《學習毛澤東》。」這說明王明吹捧毛澤東的舉措只是為了取得幹部群眾的信任，改變自己的形象，扭轉自己挨批評的被動局面而作出的。
其實，在延安的王明心有不甘。他雖已做不成「公認的領袖」，但仍一心想保住大理論家名號。
據王明在延安時寫的簡歷，從1939年至1941年10月，他擔任過「中央統戰部長兼南委、東委、黨校委員會、婦女及女大等工作」。「南委」即中央南方工作委員會，東委即中央東北工作委員會。此外，他當選為陝甘寧邊區文化協會的執行委員、延安各界憲政促進會理事、蒙古文化促進會理事。
在此期間，王明頻繁地出席各種會議，作了很多報告和講演，發表了很多文章，極力塑造自己「理論家」的形象。
他故伎重演，每次演講，總要抱著一大堆馬列主義的原著放在講台上，以顯示自己讀的書多，理論高深。講演中，他根本不提中國革命的實際問題，而是按一國際，二國內，三全區，四本部的格式套；舉例子，不是英格蘭、法蘭西，就是希臘、羅馬、阿比西尼亞；引用革命導師的話，總要把卷、章、節、頁、行的數字說出來，然後大段大段地往下背。許多青年人的確大開眼界，覺得王明了不起。
王明分析問題也很教條。
1939年7月7日，他在《新中華報》發表一篇文章，題為《堅持抗戰國策克服投降危險》。文中說抗日戰爭大約只要4年左右。原因是「因為根據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經驗，沒有一個帝國主義國家能堅持4年以上而不發生社會主義革命或經濟破產的」。
1939年底，毛澤東寫完了《新民主主義》的初稿，向大家徵求意見。王明看後寫了一首口語體五律《新民主主義論——評毛澤東這篇論文的錯誤》，文中說：
新民主主義論，理論自托陳；資革成功後，資行社不行。
苦心勸其改，怒意留於形；正義被修正，前途迷霧存。
這與他在《學習毛澤東》中所說的新民主主義「是對馬列主義關於國家問題的新貢獻」的評價截然相反。
在幾十年後，王明寫回憶錄《中共五十年》，說新民主主義論「實際上是反列寧主義、反社會主義的理論和行動綱領」。因為列寧和共產國際的決議都沒有說過革命須經過這個階段。
由此可見王明的虛偽和教條。
《新民主主義論》發表後，王明馬上給他的學員講《為中共更加布爾什維克化而鬥爭》一文。
這是王明的得意之作，是他為批判李立三而專門寫的10多萬字的小冊子，原名叫《兩條路線》，1931年2月在上海初版，曾被吹捧為「是中共進行兩條路線上鬥爭的武器之一」。
應該說在這本小冊子里也還是宣傳了馬克思、列寧的若干正確思想，如革命發展不平衡思想，革命高潮是個長過程，高潮並不等於直接革命的形勢思想，以及沒有根據地蘇維埃政權就會成為「流動機器」或「曇花一現」的思想。這在中共30年代理論匱乏的狀況下不無積極意義。這也是黨內一些幹部能夠接受王明或一時為王明所迷惑的原因。
但是其中有許多嚴重的錯誤，據專家研究有以下問題：
①他開創了一個「批判」模式：列寧或共產國際是怎樣說——李立三的說法不符合——所以李立三是錯誤的、反列寧主義、反共產國際的。它不僅以引證代替了事實的分析，更重要的是以列寧的某句話或共產國際的某些決議作為衡量一切事物正確與錯誤的標準。這破壞了實踐是驗檢真理的惟一標準的馬克思主義原則，從根本上窒息了理論發展的生機。在王明的小冊子中，通篇充斥著這一模式。
②對不同意見無限上綱。只要是不同意見，無論對錯，一概冠之以「反馬克思主義、反列寧主義、反共產國際」、「富農路線」等的大帽子。如李立三曾說過「共產國際不懂中國情況」，「忠實於共產國際是一回事，忠實於中國革命是另一回事」等。這話並沒錯，王明一律稱之為「叛徒所慣用過的詞句」。
③用「殘酷鬥爭，無情打擊」的方法解決意見分歧。如在《兩條路線》的「引言」中，提出對「立三路線」要「作殘酷鬥爭」、「堅決無情的反對」。在《時局估計與黨的任務》一節中，甚至提出：「在共產黨自己的內部，對於右傾和『左』的傾向——就算是很小的沒有形成的傾向」，也給予「不調和的無情的鬥爭」。這窒息了人們的思想。
總之，《兩條路線》一文踐踏了實事求是這一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路線，它極端的教條主義，處處以「本本」作為檢驗實踐標準的做法，開創了中國共產黨理論發展中的極壞先例，是理論運用中的不正之風，也是他不斷在實際工作中犯錯誤的原因。
由於王明在黨的六屆四中全會上提出「對共產國際路線百分之百的忠實」的口號，並認為這「是使黨更加布爾什維克化和蘇維埃革命更加勝利的唯一道路和保證」。他把這本小冊子更名為《為中共更加布爾什維克而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