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發生在1941年盛夏。
盛夏是陝北的多雨季節。一天，陝甘寧邊區政府正在延安小禮堂舉行各縣縣長聯席會議。突然間，天空烏雲密布，轉瞬即電閃雷鳴，大雨滂沱。只見一道閃電穿進禮堂，緊接著一聲巨響，一根木柱被劈斷，柱旁坐著的延川縣代理縣長李彩榮被擊倒在地，當場身亡。
消息傳出，街頭巷尾、溝頭塬上人們議論紛紛。有個農民氣呼呼地說：
「老天爺不開眼，雷劈了個縣長，為什麼不劈死毛澤東！」
詛咒毛澤東被雷劈死，這還了得？
延安保衛部門得到報告，準備逮捕那個農民，被毛澤東知道後阻止。毛澤東認為，一個農民說出這樣的話，肯定事出有因，它說明我們工作中存在著問題。
注重調查研究的毛澤東對邊區的情況是了解的：
邊區地處黃土高原，丘陵起伏，溝壑縱橫，水土流失嚴重，水土流失的面積達67%，且大多為荒山禿嶺，土地貧瘠薄收，平均畝產糧食僅30斤左右；城鎮只有少量簡陋的作坊、店鋪，1936年只有職工100人，工業年產值僅2500元。正因為如此，中央紅軍到達陝北後，既是為抗日找出路，也為解決軍隊供養問題，即進行了東征。
抗戰初期，國共合作後，國民政府根據國共兩黨談判達成的協議，每月撥軍餉60萬元給八路軍，國內外有些捐款，如宋慶齡1938年曾匯款6萬，香港匯款50萬元。這些款項雖不多，但還能維持最低限度的生活水平。
但從1939年開始，日軍向抗日根據地大規模「掃蕩」，實行經濟封鎖。與之相配合，蔣介石在政治談判和軍事反共均未達到目的情況下，也動用經濟手段，對根據地進行經濟封鎖，妄圖把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國共產黨和軍隊困死在西北貧瘠之地。自第一次反共高潮失敗後，蔣介石耗費巨資，西起寧夏，南沿涇水，東迄河濱，修築了綿亘數省的五道封鎖線。據說第一道封鎖線就築有11000個碉堡，沿陝甘寧邊區周圍屯兵20餘萬人。到1941年第二次反共高潮時，包圍邊區兵力已達40萬人。與此同時，蔣介時還扣壓了八路軍的軍餉。
在這種情況下，到1942年，八路軍人數減少，根據地區域縮小，總人口減少，財政經濟困難到了極點。邊區幹部和留守兵團官兵的生活異常艱苦：每人每天僅5分錢的菜金，每月只有1元錢的津貼，就是毛澤東每月也只5元錢，邊區政府主席林伯渠每月4元錢，而國民黨高級將領的月津貼是800元。
由於日軍和蔣介石的封鎖，邊區的土特產不能大量出口，軍工器材、醫藥用品也不能進入邊區。朱德總司令描述八路軍1941年的情形是：
「有一槍僅餘四發五發子彈者，有一傷僅敷一次兩次藥物者。於是作戰則專憑肉搏，負傷則聽其自然。」
紙張也奇缺，抗大學員一張紙，往往要用4至6遍。紙張緊張的時候，連《解放日報》的印刷也成問題。
邊區農民群眾的具體情況怎樣呢？毛澤東委託西北局派出調查組，1941年9月，李卓然率柯華、秦川、石峻、魏嘯天、吳文遴等去了固臨縣。
兩個月後，《固臨調查》材料放在了毛澤東的案頭上，反映的情況是脫產人員猛增，財政收入銳減，人民負擔加重。映入毛澤東眼帘的是一串串觸目驚心的數字：
1937年，脫產人員14000人，征公糧14000石（每石150公斤），群眾人均負擔1升；1938年，脫產人員16000餘人，征公糧15900石，人均負擔12升；1939年，脫產人員49000餘人，征公糧52000多石，人均負擔4升多；1940年，脫產人員61000人，征公糧97000多石，人均7升多；1941年脫產人員達73000人，征公糧200000石，人均1斗5升，占群眾年收穫量的1276%。
這說明從1939年以來，群眾的負擔呈幾何級數遞增啊！況且這幾年來邊區的自然災害一直未斷：
保安發生雹災，延安等地發生瘟疫，僅盤龍一區就有500多人喪生。
鹽池、靖邊颶風蔽日，數月不停，成千上萬的房屋、牲畜以及幾乎所有的莊稼毀於一旦。
看完材料，毛澤東心情十分沉重：在貧瘠的陝北，老百姓難得有一個好收成，卻負擔過重，難怪心裡有氣要罵人，這是共產黨對不住邊區人民啦！
共產黨是人民的主心骨、人民的救星，無權盤剝人民。那麼如何減輕人民負擔，又能渡過難關呢？
共產黨人的回答是：自己動手、自力更生。
早在1939年上半年，毛澤東就對他的同志們說：
「我們到陝北是來幹什麼的呢？是幹革命的。現在日本帝國主義、國民黨頑固派要困死、餓死我們，怎麼辦？我看有三個辦法：第一是革命革不下去了，那就不革命了，大家解散回家。第二是不願解散，又無辦法，大家等著餓死。第三是靠我們自己的一雙手，自力更生，發展生產，大家共同克服困難。我們用哪個辦法呢？」
同志們回答：「我們贊成第三種辦法。」
毛澤東笑了：
「現在看來，也只有這個辦法。這是我們的惟一出路。」「我們這裡荒地很多，只要玉皇大帝降一點雨下來，就可以耕種，就可以生產，於是我們就半工半讀。我們種田，生產糧食，是農人；做桌子，造房子，是工人；辦合作社，是商人；讀書，研究學問，是學生；懂軍事，會打仗，是軍人。這就叫做工農商學兵一齊聯合起來。」
「我們陝甘寧脫離生產的不過三五萬人，將來動員起來，並且要擴大這生產運動，走在前頭是飛機，落在後頭是烏龜，我們什麼困難都能克服。不能打敗日本，我就不信。」
1939年2月2日，中共中央召開了生產動員大會。毛澤東尖銳地指出：
「餓死呢？解散呢？還是自己動手呢？餓死是沒有一個人贊成的，解散也是沒有一個人贊成的，還是自己動手吧！」他用生動的語言作了動員，向人們提出了「開荒種地，渡過難關」的任務。
然而兩年過去了，由於生產運動的規模不大，其收入只作為財政供給的補充，除規定生產自給少量的糧食外，主要從事農副業生產，以改善生活為原則，效果並不大。而日軍和國民黨頑固派的軍事包圍和經濟封鎖，使邊區遇到了空前未有的困難，物資極端匱乏，幾乎沒有衣穿，沒有油吃，沒有紙，沒有菜，戰士沒有鞋襪，工作人員冬天沒有被蓋……更為嚴重的是，由於財政支出擴大，人民負擔不斷加重。陝北的驚雷給共產黨敲了警鐘。
毛澤東等中共領袖痛感財政經濟問題的嚴重性和緊迫性，積極籌謀對策，認為只有發展邊區經濟，才能從根本上克服當前面臨的巨大困難，避免公私交困，與民爭食，達到改善民生，穩固後方，實現長期抗戰的目的。因此，毛澤東再次向陝甘寧邊區軍民發出號召：
「自己動手，豐衣足食！」
他指出：「各級黨政軍機關學校一切領導人員都須學會領導群眾生產的一套本領。凡不注重研究生產的人，不算好的領導者。一切軍民人等凡不注意生產反而好吃懶做的，不算好軍人、好公民。一切未脫離生產的農村黨員，應以發展生產為自己充當群眾模範的條件之一。」
陝甘寧邊區政府拿出了一個年開荒60萬畝的計畫。報告送到毛澤東處，毛澤東大筆一揮，把60萬畝改成100萬畝。
從此，一場聲勢浩大的邊區軍民以生產自救為目的的大生產運動就轟轟烈烈地開展起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