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駁斥了國民黨頑固派的謬論，為中國人民勾勒出了未來社會的藍圖，為中國革命正確發展指明了道路。這是中國共產黨人多年探索的理論成果，是對馬克思主義的傑出貢獻。但是，中國要建立的「區別於俄國制度的特殊形態」，即新民主主義的國家和政權，是否科學，是否正確，是否是人民需要的擁護的，還有待於實踐的檢驗。
事實上，毛澤東在設計中國未來的藍圖時，就開始在中共中央所在地陝甘寧邊區進行實驗，並在實踐中不斷完善具體的政策。
1939年1月，在延安召開了陝甘寧邊區首屆參議會，參議員由民選產生，既有工人、農民、知識分子，也有商人和地主士紳。毛澤東到會並發表熱情洋溢的祝辭，希望邊區黨組織和邊區人民為加強邊區的民主建設而努力。
不久，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了《抗日根據地的政權問題》的黨內指示，提出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根據地政權，是統一戰線性質的政權，即幾個革命階級聯合起來對於漢奸和反動派的民主專政。在政權中實行「三三制」，即在政府組成人員中，共產黨、非黨的左派進步分子和中間派，各佔1/3。為了保證共產黨在政權中的領導地位，毛澤東認為，「必須使佔三分之一的共產黨員在質量上具有優越的條件」。
在陝甘寧邊區參議會第一屆一次會議的民主選舉中，林伯渠、高自立分別當選為邊區政府正副主席。
參議會不僅有選舉權，而且當時規定，參議會有「監督及彈劾邊區各級政府之政務人員」，「批准關於民政財政建設教育及地方軍事各項計畫」，「督促及檢查邊區各級政府執行參議會決議」等權利。這反映了抗日根據地的民主程度。
屆參議會在延安舉行。圖為毛澤東參加這次會議在共產黨的大力倡導下，邊區普遍開展了民主運動。這首先表現在選舉各級議員時一般的地方有80%～90%的選民參加。其中如：安塞蟠龍除看家、出外、有病的以外，差不多全數參加。
在極端緊張的戰爭環境下，在民主傳統十分缺乏的中國廣大農村，腿上沾著泥巴的普通農民，第一次有權選舉「官」，這可是一個了不起的大變化。
許多沒有文化的農民，對選舉很重視，很積極。不識字沒法填寫選票，就創造了「擲豆子」等方法進行選舉。
在選舉過程中，群眾對選什麼人非常關心，非常慎重。當「候選名單公布以後，每個鄉村都熱烈地參加討論，有的批評某人對革命不積極，某人曾經反對過革命，某人曾經貪污過，某人曾經是流氓，某人曾吸食鴉片等等」。民主參政意識普遍得到提高。
由於民主政治的廣泛實施，邊區民眾的絕大多數都參加了民眾團體。
據統計，各業工人有95%加入了工會。農民全體加入農會。婦女70%加入了婦女救國會。青年絕大多數加入了青年救國會。商人也組織了商會。兒童組織了兒童團。
人民群眾廣泛參加各種民眾團體，通過參加活動鍛煉和學習，不僅民主意識大大增強，而且由於人的素質提高，大大提高了參與政治生活的能力。
到延安訪問的西方記者，看到抱著孩子的婦女居然和各縣士紳、行政長官共議邊區大事，驚訝得幾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在根據三三制原則，用民主的方式選舉產生各級政權組織後，為保證政府的抗日、民主和廉潔，1943年5月，邊區政府頒布了《陝甘寧邊區政務人員公約》，要求區級以上政權機關的工作人員，必須嚴格執行以下10條要求：
1.忠實施政綱領，貫徹法令、決議。
2.堅持民主集中制，嚴守政府紀律，服從整體利益。
3.調查研究，深入檢查，總結經驗。
4.積極負責，發揚創造精神。
5.公正廉潔，奉公守法。
6.互親互助，正人正己，貫徹三三制精神。
7.愛護群眾，密切聯繫群眾。
8.愛護抗日軍隊，積極幫助軍隊。
9.提高政治警惕，嚴防敵探姦細。
10.努力學習。
這10條均有注釋，說明具體內容和要求，對政務人員進行指導監督。如第五條的注釋中規定：「要在品行道德上成為模範，為民表率，要知法守法，不濫用職權，不假公濟私，不循私情，不貪污，不受賄，不賭博，不腐化，不墮落。」
關於經濟，1942年1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通過《中共中央關於抗日根據地政策的決定》。決定提出了「三項基本原則」：
（1）「承認農民（僱農包括在內）是抗日中生產的基本力量。故黨的政策是扶助農民，減輕地主的封建剝削，實行減租減息，保證農民的人權、政權、地權、財權」；（2）「承認地主的大多數是有抗日要求的，一部分開明士紳並是贊成民主改革的。故黨的政策……於保障農民的人權、政權、地權、財權之後，又須保障地主的人權、政權、地權、財權」；（3）「承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是中國現時比較進步的生產方式，而資產階級，特別是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是中國現時比較進步的社會成分與政治力量」。
這是我黨前所未有的調整階級關係的重大政策。毛澤東曾指出「這一決定是第一次公開承認資本主義生產並給予鼓勵」。
文化方面，黨努力構築民族、科學、大眾的文化框架，在文化建設方面一個重要舉措是在軍民中開展識字運動，提高軍民的文化水平。
當時邊區的文化很落後，許多農民目不識丁，革命隊伍中也有相當多的人文化水平低，特別是戰士、工勤人員絕大多數出身貧寒，從小未念過書，參加革命後也無暇學習，仍處於文盲狀態。黨中央和邊區政府大力提倡和普及文化學習，興辦各類文化學校，如民辦學校夜校、半日校、冬學，還有眾多的識字組，機關、部隊和經濟部門均配備專職文化教員，掀起業餘學習文化的高潮。報刊、廣播和各單位的黑板報，經常宣傳報道學習文化的動態和經驗。如中直機關《生活》報開闢專欄，總結工作人員文化學習的經驗，介紹方法。延安辦有一份《大眾報》通俗易懂，專供初學識字的人學習。各文藝團體以及群眾性的秧歌隊，也把學習文化編排成節目演出，表彰群眾中湧現出來的學習積極分子。有名的秧歌劇《夫妻識字》反映的就是延安農民文化學習的情況。各行各業制定工作計畫、勞模條件、獎懲辦法等，都必須包括文化學習的內容和要求。如中直機關制訂的勞模評選標準和記分辦法中，把「文化學習成績突出者」列為條件之一，並規定可記15分。凡參加學習者，都必須制訂出個人學習計畫，如每天認幾個字，全年會認、會寫、會用多少字，列出具體指標，並由學習小組長定期檢查。
廣泛而持久的掃盲運動，對150萬人口中有100多萬文盲、2000個巫神的陝甘寧邊區的影響是巨大的。
1944年7月，延安市開展的一項「十一運動」，也許能幫助我們更好地了解共產黨延安設計的藍圖。這項運動的具體內容是：
（一）每戶有一年餘糧；（二）每村有一架織布機；（三）每區有一處鐵匠鋪，每鄉有一個鐵匠爐；（四）每鄉有一處民辦學校或夜校；（五）每人識1000字；（六）每區有一處衛生合作社，每鄉有一個醫生，每村有一個衛生員；（七）每鄉有一處義倉；（八）每鄉有副貨郎擔；（九）每戶有一牛、一豬；（十）每戶種100棵樹；（十一）每村有一眼水井，每戶有一處廁所。
這是共產黨人為改變貧困落後的陝北面貌而規劃的經濟文化建設近期目標，它描繪的是一幅欣欣向榮的圖景。
陝甘寧邊區的建設又起了示範作用，帶動了全國各抗日根據地的建設。這樣，全國各解放區都呈現了一種比較民主、生機勃勃的新氣象。
這一點連許多到過延安的外國人也感覺到了。
斯圖爾特·施拉姆是研究毛澤東的美國學者，他在《毛澤東》一書中說：
「抗日戰爭期間訪問過延安或共產黨游擊區的美國新聞記者和其他旅行者，常感到在這裡遠比在國民黨的中國要自在得多。他們被這裡所見的正直、關心、進步，首先是被這裡的高昂士氣所吸引。」
美軍觀察組的成員謝偉思在參觀延安後曾寫道：
「延安民眾官吏打成一片，路無乞丐，家鮮赤貧，服裝樸素，男女平等，婦女不穿高跟鞋，亦無口紅，文化運動極為認真，整個地區如一校園，青春活潑，民主模範，自修、自覺、自評，與重慶另一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