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新中國的試驗田 共產黨人的「打神鞭」、「方天印」、「杏黃旗」

1939年夏,由於形勢和鬥爭的需要,中共中央決定將陝北公學、延安魯藝、安吳堡戰時青年訓練班、延安工人學校合併,成立華北聯合大學,並全部開赴晉東南前線。

線7月9日,毛澤東等中央領導人在橋兒溝為即將出征的師生們送行。毛澤東發表了即席講話。

他談笑風生,用中國古典小說《封神榜》里的一個故事作比喻說:

當年姜子牙下昆崙山,元始天尊送他杏黃旗、方天印、打神鞭等三樣法寶,姜子牙用這三樣法寶打敗了所有的敵人。今天,你們也要下山了,要去前線跟日本侵略者作戰,我也贈你們三個法寶,這就是:統一戰線、游擊戰爭和革命團結。

首先,毛澤東把統一戰線比作姜子牙的「打神鞭」。他說,汪精衛已叛變,統一戰線中的張精衛、李精衛、趙精衛、錢精衛,也想做一出張松獻地圖。要去總是去,再三留不住,任他們走吧!但是,地主資產階級不會全走,有的還要抗日,長期合作是可能的,因此一定要堅持統一戰線。對同盟者,凡是可多留他一天,我們就留他一天,能夠爭取他半天、一夜,都是好的。甚至留他吃了早飯再去,也是好的。

毛澤東拿起桌子上的茶壺說,團結也不是不要鬥爭,國民黨拿棍子打我們,我們逼上梁山,就拿起茶壺反攻他一下。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這是聖人之言,那有不聽之理。

統一戰線是我們的法寶,掌握好這個法寶,就可以把日寇趕出中國。

接著,毛澤東講了游擊戰爭。

他指出,游擊戰爭也是共產黨18年來學得的法寶,為了得到這個法寶,我們不知流了多少血,死了多少人。解決中國的問題,不但用口,而且要用物。沒有武裝的話,一切事都搞不好。你們出去,什麼工作都好,不管三七二十一,要跟武裝聯繫起來,才有出路。我們應該緊緊握住,決不放鬆。

毛澤東把游擊戰爭比作姜子牙的「方天印」,認為有了這個法寶,一切妖魔鬼怪都能鎮壓下去。游擊戰配合正規戰就可以把日本帝國主義打倒,獨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國就可以出現。

最後,毛澤東講了革命團結問題。

他說,革命的團結是非常要緊的,沒有這個,統一戰線就搞不好,游擊戰爭就不能打。這也是我們共產黨18年來很好的經驗。

毛澤東指出,革命隊伍的團結,也有團結與鬥爭的問題,但鬥爭不是動手動腳,而是批評與自我批評。他把革命團結比作姜子牙的「杏黃旗」,指出,我們的革命隊伍里,要有這個旗。八路軍、新四軍、共產黨,就是因為有這個革命的中心團結,才能夠對於任何困難都不怕。

「統一戰線」、「游擊戰爭」和「革命團結」是毛澤東對三大法寶的最初表述,反映了毛澤東對中國革命基本問題的認識水平。

1939年10月,黨中央創立了一個專門的黨報——《共產黨人》。毛澤東在《發刊詞》中完整地提出:「統一戰線、武裝鬥爭、黨的建設,是中國共產黨在中國革命中戰勝敵人的三個法寶,三個主要的法寶。」

統一戰線是三大法寶之一。毛澤東從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性質出發,指出中國要戰勝強大的敵人必須要建立無產階級領導的包括其他各革命階級參加的最廣泛的統一戰線。在中國社會,農民是無產階級的堅固的同盟者,城市小資產階級也是最接近的朋友。而最難處理的是與資產階級的關係,因此,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建立或被迫分裂革命統一戰線成為中國革命的特點之一。

在第一次大革命時期,國共兩黨建立了革命的統一戰線,攜手北伐並取得了重大的勝利。但是由於中共黨內以陳獨秀為代表的右傾投降主義,不能正確處理同資產階級的關係,無產階級和共產黨變成了資產階級及其政黨的尾巴,結果使大革命的勝利果實為資產階級的一群一黨所獨得。

在1927年至1937年的土地革命階段,中共黨內的「左」傾教條主義者在統一戰線上又實行錯誤的「關門主義」政策,他們總要求革命力量「純粹又純粹」,革命道路「筆直又筆直」,把「千千萬萬」和「浩浩蕩蕩」的同盟者趕到敵人那邊去,導致了同右傾投降主義相同的惡果。

毛澤東總結黨運用統一戰線法寶的歷史經驗教訓,指出在統一戰線中要注意的問題。首先要正確認識民族資產階級的兩重性,明確同民族資產階級建立統一戰線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在中國,民族壓迫是最嚴重的,一定程度上,民族資產階級是能參加反帝反封建鬥爭的;但是由於他們在經濟上、政治上的軟弱性,又容易動搖變節。對此,無產階級應該保持高度的警惕。

其次,中國的買辦性資產階級營壘也不是鐵板一塊。由於中國的帶買辦性的大資產階級的各個集團是以不同的帝國主義為背景的,在各個帝國主義的矛盾尖銳化的時候,在革命的鋒芒主要的是反對某一個帝國主義的時候,屬於別的帝國主義系統的大資產階級集團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時期內反對某一個帝國主義的鬥爭。這時,中國無產階級有必要和可能與資產階級建立統一戰線,並在有利於革命的條件下儘可能地保持之。這樣,無產階級便能最大限度地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對付最主要的敵人。

最後,毛澤東提出在統一戰線中必須實行既聯合又鬥爭的政策。

在統一戰線中,千萬不能忽視資產階級尤其是大資產階級在極力影響小資產階級、農民、無產階級和共產黨,力求消滅無產階級和共產黨的獨立性,使之變成自己的尾巴;也不能忽視資產階級一到革命同他們一群一黨的私利相衝突時,他們就叛變革命的事實,必須同資產階級既聯合又鬥爭。不聯合,黨不能前進,力量不能擴大,革命不能發展;不鬥爭,黨在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會瓦解,會在聯合中失去地位,為他人做嫁衣裳,革命會失敗。鬥爭才能團結,無原則妥協退讓會斷送統一戰線。

共產黨的第二個法寶是武裝鬥爭。

斯大林說:「在中國,是武裝的革命反對武裝的反革命。這是中國革命的特點之一,這也是中國革命的優點之一。」

毛澤東非常贊同斯大林這一觀點。

他認為在中國這樣一個落後的野蠻的沒有民主的半殖民地大國,武裝鬥爭是最好的、是主要的鬥爭形式。武裝鬥爭在目前就是游擊戰爭。在中國,「離開了武裝鬥爭,就沒有無產階級的地位,就沒有人民的地位,就沒有共產黨的地位,就沒有革命的勝利。」這是18年來,共產黨拿血換來的經驗。同時,「離開了武裝鬥爭,離開了游擊戰爭,就不能了解共產黨的政治路線」。

在中國,武裝鬥爭的正確道路是以農村包圍城市,最後奪取城市。

這一思想起源於土地革命戰爭時期。

歐洲各國革命是以城市為中心。但是,即使是犯有冒險主義錯誤的李立三,也認識到中國與歐洲不同,指出:「柏林的暴動,可以——並且必然——使整個德國起來響應,巴黎的勝利便是整個法國勝利,但中國卻沒有任何的重要城市能有巴黎柏林這樣的作用。」

在1928年秋,毛澤東在眾多武裝起義經驗的基礎上,在他寫的《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夠存在?》《井岡山鬥爭》兩篇論文中,提出了「工農武裝割據」思想。

1929年3月,周恩來為中共中央起草給湘鄂西前委的指示,談到「今後的出路問題」時,指出「目前所應注意者,還不是什麼佔領大城市,而是在鄉村中發動群眾,深入土地革命」。

1930年1月,毛澤東發表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把工農武裝割據同奪取全國革命勝利的思想聯繫起來,提出以農村為中心,無產階級領導農民,在農村開展武裝鬥爭,建立政權,實行土地革命,把落後的農村變成先進的革命陣地,用革命的農村包圍反革命的城市,最後奪取全國政權。

但是囿於當時的認識水平和實踐經驗,這一理論尚未成熟。

在抗日戰爭的新形勢下,毛澤東進一步思考,完善和豐富了這一思想,反映在《論新階段》《戰爭和戰略問題》《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等著作中。

1938年11月6日,毛澤東發表《戰爭和戰略問題》,指出,革命的中心任務和最高形式是武裝奪取政權,是戰爭解決問題。這是馬列主義普遍的革命原則,無論在中國,還是在外國,一概是對的。但是,無產階級政黨在執行這一原則時,要根據各國的不同情況而採取不同的革命道路。在資本主義各國,內部實行資產階級民主制度,外部沒有民族壓迫,無產階級政黨的任務在於經過長期的合法鬥爭,教育工人,生息力量,在時機成熟時進入起義和戰爭。

到起義和戰爭時,又首先佔領城市,然後進攻鄉村。

中國則不同。中國的特點是:不是一個獨立的民主的國家,而受封建制度和帝國主義壓迫,因此,無議會可以利用,無組織工人舉行罷工的合法權利。在這裡,「共產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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