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抗戰開始後，身受戰爭災難的中國人民無日不在渴望戰爭的勝利。然而，中國能否勝利？能不能迅速取得勝利？如何才能勝利？戰爭的進程怎樣？大家對這些問題感到茫然。並且，所有這些問題隨著戰爭過程的每一次勝敗、進退，不斷縈繞在人們心中。特別是徐州會戰以來，這些問題更顯得突出和尖銳。
1937年12月至1938年5月，中國軍隊同日本侵略軍在以徐州為中心的津浦路南北的廣闊地域上，展開了一場大規模的戰鬥，即「徐州會戰」。會戰經過了津浦沿線的初期保衛戰、台兒庄會戰和徐州突圍三個階段。在會戰伊始時，以汪精衛為代表的親日派到處鼓吹「亡國論」，宣揚民族失敗主義，說什麼「我們所謂抵抗，無他內容，其內容只有犧牲，犧牲完了，我們抵抗之目的也達到了。」
但在會戰第二階段結束時，即1938年4月上旬，中國軍隊取得了台兒庄大捷，摧毀了日軍第五、第十兩個精銳師團的主力，殲敵2萬餘人，這是國民黨戰場自抗戰以來取得的最大的一次勝利。
蔣介石被這次勝利沖昏了頭腦，滋長了速勝的心理，以為只要打幾個台兒庄式的勝仗，就能抵擋住日軍，並無需動員廣大人民進行持久戰。他們宣稱：台兒庄勝利後的徐州會戰是「准決戰」，「這一戰是敵人的最後掙扎」，「我們勝利了，日閥就在精神上失了立場，只有靜候末日審判」。似抗戰的勝利指日可待。
然而，事實是殘酷的。徐州會戰一開始，國民黨60萬大軍即陷入被動，分別被敵人阻攔、分割、包圍，呈現敗局，不得不向豫皖邊突圍。
5月19日，徐州淪陷。
隨著「速勝論」化為泡影，「亡國論」再次抬頭。炎黃子孫對抗日的前景感到迷茫。
在此前，毛澤東已寫作了一系列研究中國革命戰爭，揭示革命戰爭規律的著作，如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一文中，毛澤東提出了正義戰爭與非正義戰爭的著名論斷，並闡明了共產黨對戰爭的態度：共產黨人反對非正義的戰爭，支持和參加正義戰爭，並通過正義戰爭來消滅非正義戰爭。
在《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中，毛澤東闡明了戰略戰術的辯證法。
中國共產黨人在與敵人的長期鬥爭中形成了一個觀念：在戰略上要藐視敵人，在戰術上要重視敵人。這二者是相輔相成的。只有在戰略上藐視敵人，才能建立起敢於鬥爭、敢於勝利的信念；只有在戰術上重視敵人，才能一部分一部分地消滅敵人，一步一步地取得最後的勝利。
在延安的毛澤東又在百忙中抽出時間，伏案9天，一氣呵成指導抗戰的著名的綱領性文獻——《論持久戰》。他揭示了抗日戰爭的規律，描繪了抗戰全過程的完整藍圖，撥開了人們心中的迷霧，解答了人們的疑惑。
毛澤東認為，戰爭也有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指導戰爭的人必須要研究戰爭的規律，尊重戰爭的客觀規律，才能正確指導實踐。毛澤東根據他對抗日戰爭規律的認識，明確指出：「抗日戰爭是持久戰，最後的勝利屬於中國。」
為什麼呢？
毛澤東指出：因為「中日戰爭不是任何別的戰爭，乃是半殖地半封建的中國和帝國主義的日本之間在20世紀30年代進行的一場決死的戰爭。全部問題的根據就在這裡。」
他分析道：在這場戰爭中，中日雙方存在著相互矛盾的四個特點：敵強我弱，敵小我大，敵退步我進步，敵寡助我多助。第一個特點決定了日本能在中國橫行一時，中國不可能速勝，還有一段艱難的路要走；後三個特點決定了中國不會亡國。亡國論者只看到不利於中國的一面，速勝論者則相反，所以兩者都不正確。
毛澤東根據矛盾運動的規律，預見了中國持久抗戰將經過戰略防禦、戰略相持、戰略反攻三個階段。
在第一個階段，日軍憑藉其軍事優勢大舉進攻，佔領中國的許多大城市和交通要道，但由於兵力不足，中國的游擊戰爭乘著敵後空虛，將有一個普遍的發展。
第二個階段是戰略相持階段，此階段時間相當長，遇到的困難最多，戰爭非常殘酷，然而這是整個戰爭敵強我弱形勢轉換的樞紐。這個階段的作戰形式主要是游擊戰，並以運動戰輔之。但游擊戰爭能夠勝利，人民將進行戰略反攻，收復失地。
速勝論者不知道戰爭是力量的競賽，在戰爭雙方的力量對比沒有起一定變化之前，就要進行戰略決戰是沒有根據的。
毛澤東語重心長地指出：「中國將變為獨立國，還是淪為殖民地，不決定於第一階段大城市之是否喪失，而決定於第二階段全民族努力的程度。如堅持抗戰，堅持統一戰線和堅持持久戰，中國將在此階段中獲得轉弱為強的力量。」
如何來進行持久戰，如何來取得戰爭的勝利呢？
馬克思主義告訴人們：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毛澤東把這一歷史唯物主義根本觀點應用於革命戰爭，開了一個「藥方」，就是「除盡量爭取外援外，主要是動員全國人民，開展人民戰爭」。他響亮地提出：「兵民是勝利之本」。
「戰爭的偉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於民眾之中。」
「只有動員了全國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敵於滅頂之災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彌補武器等缺陷的補救條件，造成了克服一切困難的前提。」
毛澤東在《論持久戰》中關於戰爭形勢和前途的一系列科學分析，對於統一中國共產黨乃至全國人民的戰略思想，堅定全國軍民的抗戰信心，都具有重大的意義。
《論持久戰》出版後，共產黨以各種方式向人民宣傳普及持久戰思想。
時任國民黨軍委會政治部副部長的周恩來拿到《論持久戰》後，立即進行研讀，撰寫社論送黨在武漢公開出版的《新華日報》上發表，向大後方的人民闡釋《論持久戰》的思想，並在武漢多次向各界做關於《論持久戰》的報告，聽眾場場爆滿。
毛澤東的老師徐特立時任中共駐長沙辦事處主任，接到《論持久戰》後，在長沙劇院給湖南人民作報告。大戲院里聽眾擠得水泄不通。
《論持久戰》對國民黨決策層也產生了重大影響。
周恩來當時給國民黨副參謀長白崇禧介紹了該書的基本思想，並送上了這本小冊子。白閱讀之後，深表讚賞，認為這是克敵制勝之道，複述於蔣介石。蔣介石也深表贊同。於是，有「小諸葛」之稱的白崇禧把《論持久戰》的精神歸納成兩句話：「積小勝為大勝，以空間換時間。」
在徵得周恩來同意後，國民黨軍事委員會通令全國，以此作為全國抗戰的軍事戰略指導思想。
《論持久戰》在國統區廣泛地發行，國民黨官兵從上至下學習毛澤東的軍事思想。
《論持久戰》在國際上的反響也十分強烈。
該書被翻譯成外文出版後，世界人民爭相購買，許多國際刊物予以轉載、評論。《共產國際》曾發表論文評價說：「有史以來，沒有人把軍事問題、戰爭問題說得這樣透徹過，這是一部劃時代的著作。」
這些說明了《論持久戰》這篇5萬字的論文的強大說服力和影響力。《論持久戰》成為軍事名著。
在《論持久戰》中，毛澤東還揭示了客觀條件和主觀努力的關係。他說：「指導戰爭的人們不能超越客觀條件許可的限度期求戰爭的勝利。……戰爭指揮員活動的舞台，必須建築在客觀條件許可之上，然而他們憑藉這個舞台，卻可以導演出很多有聲有色、威武雄壯的戲劇來。」
在抗日戰爭中，毛澤東就是高明的導演，導演了抗日戰爭這場大劇，使整個戰爭按照他設計的程序，由戰略防禦、戰略相持到戰略反攻，最後取得了民族戰爭的勝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