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曾自述10多歲才出山求學，讀了幾年孔夫子的書，又讀了幾年資產階級的書，到年才第一次讀到馬克思、恩格斯的《共產黨宣言》。1927年大革命失敗後，他和紅軍將士又長期在山溝里打游擊，接觸的馬克思主義的書也不太多。因此，教條主義者進入中央蘇區奪權時，就把一頂「狹隘經驗主義」的帽子扣在毛澤東的頭上；軍事顧問李德也曾嘲笑毛澤東是「無知的鄉巴佬」。甚至在遵義會議以後，對毛澤東不服氣的教條主義者還在講一些不好聽的話。如有的人說：「毛澤東是精通孔孟之道的人，有這方面的學問，也精通國情，善於在農村活動，所以，他只能用孔孟的所謂『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方法去治國辦事。」「他的馬列主義理論不夠，不能成為黨的領袖。」
這些一直讓毛澤東耿耿於懷，他曾多次說：「我因此，到延安就發憤讀書。」
正是基於對革命事業的巨大責任感和這種強烈的挑戰意識，毛澤東到陝北後，就利用西北大聯合後陝北局勢相對平靜的良好時機，閱讀可以搜集到的馬列原著和其他哲學著作，以極大的精力從事理論研究。
在陝北，在延安，毛澤東讀了哪些馬列著作呢？
僅僅是1937年寫作《矛盾論》和《實踐論》，毛澤東就引用過12本著作，開列如下：
列寧：（《哲學筆記》、《黑格爾〈哲學史〉第一卷〈伊利亞學派的哲學〉一書摘要》、《關於辯證法問題》、《共產主義》、《再論職工會，時局及托洛茨墓、布哈林之錯誤》、《做什麼》、《黑格爾〈邏輯學〉一書摘要》、《對布哈林〈過渡時期經濟學〉批註》、《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馬克思：《費爾巴哈論》、《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論》。恩格斯：《反杜林論》第一編第十二章《辯證法·量與質》。斯大林：《論列寧主義的基礎》。）
毛澤東不僅讀馬列經典原著，而且廣泛閱讀中外學者的著作，還寫下了大量的批註。
李達是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工作者，1937年5月，他出版了《社會學大綱》，寄了一本給好朋友毛澤東。毛澤東非常高興。全書854頁，毛澤東自己說讀過10遍，寫了3500多字的批註。自己讀了不夠，他認為這是中國人自己寫的第一本馬克思主義的哲學教科書，把它推薦給抗日軍政大學。
李達、雷仲堅合譯的蘇聯西洛可夫、愛森堡等合著的《辯證法唯物論教程》，毛澤東讀得最細。從1936年11月至1937年4月，毛澤東先後在這本書的兩個版本上用毛筆、紅黑藍鉛筆在書眉和空白的地方寫下了近13萬字的批註。書中還分別畫了許多圈線。
蘇聯米丁著、沈志遠譯的《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上冊，毛澤東也作過幾千字的批註。
毛澤東當時讀過的一些哲學著作還有：
《思想方法論》、《哲學與生活》（艾思奇著）《哲學概況》（張如心著，1935年10月出版）《黑格爾哲學批判》（費爾巴哈等著，柳若冰譯，1935年3月出版《歷史唯物論》（布哈林著，劉伯英譯，1930年8月出版）《朗格唯物論史》（李石岑、郭大力合譯，1936年出版）《機械論批判》（故托里雅諾夫著，任白戈譯，1932年出版）《亞里士多德之倫理思想》（嚴群著，1933年出版）等等。
從近年出版的《毛澤東哲學批註集》看，從1936年8月至1941年，5年讀書200多萬字，並寫出27000字的批註。
當時正在陝北採訪的美國記者斯諾親眼目睹毛澤東的讀書情況，在《西行漫記》中記下了這一幕：
「毛澤東是個認真研究哲學的人。我有一陣子每天晚上都去見他，向他採訪共產黨的歷史，有一次一個客人帶了幾本哲學新書來給他，於是毛澤東就要求我改期再談。他花了三四夜的工夫，專心讀了這本書，在這期間，他似乎是什麼都不管了。」
毛澤東不僅自己發憤讀書，還組織中央其他同志一起讀書，提倡黨的幹部都來讀書。
1936年9月11日，毛澤東、周恩來、博古致電彭德懷、劉曉、李富春：「（一）同意富春辦法組織流通圖書館；（二）明日即開始寄第一次書十本，先交富春，停三天，轉寄劉、彭，停一星期；（三）各同志務須按時寄回，以免散失；（四）以後將一星期或十天寄一次。」
在延安出版條件差的情況下，毛澤東利用各種途徑搜集馬列著作及其他著作。
1936年10月，毛澤東給當時在西安等地做統一戰線工作的葉劍英、劉鼎寫信：「要買一批通俗的社會科學、自然科學及哲學書，大約共買十種至十五種左右，要經過選擇真正是通俗的而又有價值的（例如艾思奇的《大眾哲學》，柳湜的《街頭講話》之類，……作為學校與部隊提高幹部政治文化水平之用。在外面的人，一面工作，一面要提倡看書報。」
當初在中國共產黨接受馬克思主義時，由於革命需要，把注意力集中在馬克思主義的革命學說，而在相當一個時期內對馬克思主義的其他兩個組成部分——哲學和政治經濟學理論學習和研究不夠。這直接影響到共產黨人從總體，從世界觀的高度，更好地了解和掌握馬克思主義。我們黨發生的許多失誤與此有密切關係。因此，毛澤東自己努力學哲學外，還組織大家，特別是黨的高級幹部學習哲學。1938年9月，毛澤東倡議成立「延安新哲學會」，由理論家艾思奇、何思敬負責主持。領導人和哲學家一起研究討論哲學問題。在新哲學會成立那天，毛澤東用自己的稿費擺了幾桌酒席請客，以示慶賀。
在毛澤東的影響下，張聞天領導成立了《資本論》小組，有王學文、王思華、何思敬等一批理論家參加。他們編寫了《政治經濟學大綱（初稿）》，研究政治經濟學與中國革命的關係。
在延安，雖然生活清貧，條件艱苦，但在毛澤東的帶動下，學習、讀書卻成為一種時尚，蔚然成風。由此也形成一個有趣的現象：延安許多生活日用品缺乏，書店卻不少。
請看抗日時期到過延安的德國友人王安娜的描寫：
「在延安城內並沒有什麼可看的。小城鎮，到處都一樣……特別引我注目的，是有許多書店。學生和紅軍戰士們，正擠在櫃檯前購買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的普及版。國民黨地區發行的雜誌也可以看到，不過要晚一個月。」
從親歷者的回憶中也可以看到人們愛書的程度：「過封鎖線時，同志們為了輕裝，把許多日用品都扔掉了，夾被、背包里卻背過來一本、兩本馬列主義的書籍。」
這種讀書時尚對中國共產黨馬克思主義理論水平的提高，對黨的成長的作用是非同小可的。
在1938年，毛澤東就滿懷信心地預言：「如果我們黨有一百個至二百個系統地而不是零碎地、實際地而不是空洞地學會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同志，就會大大提高我們黨的戰鬥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