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曾說，出個報紙，辦個學校，都是組織和增大抗日力量的好辦法，現在有覺悟的人還不夠，共產黨員不夠，要燃起全國的烽火，光有全國人民做乾柴還不夠，還要有火與助火的風，而火與助火的風，都需要我們來製造。辦報紙，總還不如人好，要把人散到各處才好。
所以辦個學校是聯絡全國最要緊的東西，可以生新游擊隊，又教育人，而且會擴大。
為了製造這抗日的火與助火的風，中共中央在延安辦起了抗日軍政大學。在1938年至1939年間，毛澤東一共在抗大作過25次講演，由此可見他對抗大的重視。
八路軍各部也在各根據地辦起了游擊訓練班，輪訓幹部。
如劉伯承從1937年11月下旬開始，在海拔2000米的「太行屋脊」遼縣開辦游擊訓練班，把學員按部隊和地方分成兩大部分，各有側重授課。
部隊幹部側重學習如何分散到敵後開展游擊戰爭、做群眾工作和協助地方政權工作；地方幹部則著重學習如何組織自衛隊、保護人民生命財產和配合正規軍、游擊隊打擊日寇，還有組織支前工作等等。
在第一期游擊訓練班的開學曲禮上，劉伯承師長親自作動員報告，宣傳黨的游擊戰爭思想。
他針對部隊指戰員的思想情況，以生動而有說服力的事例說明了游擊戰的重要作用和意義。
他說：「毛澤東主席已經明確告訴我們：在華北，共產黨為主體的游擊戰爭進入主要地位。」
對這句話，我們的一些同志還不怎麼理解。他們只想在一處打仗，而不願意跑路。有人說：
『游擊戰，腳板走出油，運動戰，小米大米啖。』還有人說：『天天講打鬼子，為什麼打了一下就把隊伍拉走了？』上面這些說法是不對的。我從敵方那裡介紹兩個故事給你們聽。日軍有個叫伊藤的少將說：八路軍『行蹤飄忽，出沒無常，我前進則彼逃散，我停止則彼出現』，『在廣大之中國，到處流竄，不能使其作城下之盟』。大家就此試想一下，如果我們不『出沒無常』，『到處流竄』，捨不得花力氣跑路，而跟鬼子去訂『城下之盟』，那又將是怎樣一種結局？
「另一個故事是：我們在繳獲的日軍文件中發現一封日軍士兵的家信。他在信上畫了一個圓圈，又畫了一個小人站在圓圈的中央。小人代表他自己，而圓圈則代表游擊戰爭。他很想回家，但已被八路軍的游擊戰爭所包圍，走不回去，只好在圓圈中煎熬……」
在劉伯承上的第一課，談笑風生中學員們領會了游擊戰爭的妙處。
高明的軍事家最善於在戰爭中學習戰爭。劉伯承結合一二九師奇襲陽明堡機場、七亘村伏擊戰等實戰經驗和教訓，總結游擊戰的作戰原則和方法，編成訓練班的教材，把打游擊戰的「妙方」傳授給學員。
訓練班邊辦邊總結，越辦越成熟。每期集訓時間多則一月，少則半月。
通過集訓，許多不願打游擊戰的學員成了打游擊戰的請戰者。
學完一批，派下去一批；再集訓一批，再派下去……太行屋脊成了游擊骨幹的集散地。
這就是毛澤東所說的「撒種子」、「滾雪球」。通過這個公式，游擊戰的種子撒遍了整個太行山、整個華北，而共產黨的游擊隊則像一個不斷滾動的雪球，越滾越大！
不僅如此，共產黨還要把這種做法擴大到抗日的同盟者國民黨中去。
作為抗日正面戰場的主力軍國民黨軍隊，其首腦人物受共產黨影響對游擊戰也有點認識。
37年11月，蔣介石說：「保持戰鬥力，持久抗戰；與消耗戰鬥力，維持一時體面，兩者比較，當以前者為重也。此時，各戰區應發動游擊戰，使敵於佔領各地疲於奔命也。」
但是，此時蔣介石對游擊戰的認識談不上深刻，正規戰對國民黨軍隊來說更得心應手，而且各戰區也缺乏游擊幹部發動游擊戰。等到武漢失陷後，戰爭進入相持階段，他們發現中共在敵後猛力開展游擊戰，有力地打擊了氣焰囂張的日軍，先後創建了晉察冀、晉西北、大青山、晉冀豫、晉西南、冀魯邊、山東、蘇南、皖中、豫東等根據地，開創了一片抗日的新天地，才開始對游擊戰刮目相看。
1938年11月下旬，蔣介石在湖南南嶽衡山召開軍事會議，檢討第一期抗戰的經驗，提出第二期抗戰必須是「游擊戰重於正規戰」，決定仿效中共的做法，廣泛開展敵後游擊戰，在南嶽舉辦游擊幹部訓練班。他致電中共中央，要求派幹部到南嶽幫助辦班。
中共早就有國共合作開辦游擊幹部訓練班的想法，希望通過辦訓練班宣傳游擊戰略方針，擴大中共的影響。1938年10月武漢失守前夕，朱德飛抵武漢面見蔣介石，正式提出國共合作辦游擊幹部訓練班的建議。11月8日，周恩來等到南嶽見蔣介石，再次提出這個問題。現在，蔣介石允諾，並邀請中共派幹部去講授游擊戰，毛澤東馬上同意，說：「蔣委員長給我們一個講壇，這是好事嘛。」經與中央負責同志商量，確定由葉劍英帶一批得力幹部去南嶽。
1939年2月15日，南嶽游擊幹部訓練班正式開學。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正式任命湯恩伯為游干班主任，葉劍英為副主任。後又改由蔣介石兼任主任，白崇禧、陳誠兼副主任，湯恩伯任教育長，葉劍英任副教育長。
游擊干訓班每期3個月，第一期的學員是來自全國各戰區、各部隊送來的軍校畢業軍官，人數達1046人。
這個訓練班是中共「參加訓練中央軍幹部的創例」。中共派到南嶽去的教官是：周恩來任該班國際問題講師，葉劍英負責全盤工作，並講授《游擊原理》；薛子正講《游擊戰略》；邊章五和李崇負講《游擊戰術》；李濤和吳奚如講授《游擊政工》等。加上工作人員和武裝警衛，去南嶽的共30多人。
國民黨請中共人士去作教師爺，卻又怕學員受其思想影響對其活動有諸多限制。如游干班嚴格限制學員與中共人員接觸的機會，連學員找中共教員都受到限制，學員的討論會也不讓中共教官參加。
國民黨有限制，但中共人員在葉劍英領導下也有對策。
首先，中共人員制訂了《六大注意》：堅定的立場，苦幹的作風，謙和的態度，簡樸的生活，虛心的學習，嚴肅的紀律。樹立共產黨人的良好形象。
其次是教官利用講壇這個舞台，以毛澤東的《論持久戰》、《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及中共六中全會的政治報告《論新階段》的思想為指導，講好每一堂課。當時每次講授都由教官備課，寫好講義，再集體討論、研究。教學大綱、講義，都由葉劍英先審改完稿，再講授。有許多課經過試講後才上課向學員講授。
由於中共教官貫徹延安的軍事思想，又有八路軍開展游擊戰的豐富實踐經驗，現身說教，因此每堂課的講授都讓學員們大開眼界。特別是葉劍英講課，講得通俗生動，引人入勝，每次課堂內外擠滿了人，連一些高級軍官，甚至是南嶽寺廟中的和尚也慕名前來聽講。他那精闢的見解，儒雅的風度，雄辯的口才，使不少聽眾為之傾倒。
這可以從被國民黨戰時新聞處查禁的一篇「新聞通訊」上了解到葉劍英講課受歡迎的程度：
「在課堂上，游擊戰爭戰略家葉劍英講授的游擊戰爭概論一課，最為學員所愛好。這一門課，在課程表上規定是12個小時，占軍事學科1/7。每次上課兩個小時中，總要發生學生提請延長時間的要求。每上一次課，都是肅穆的空氣統治著課堂，游擊戰爭的革命意義、游擊隊產生的客觀條件、游擊戰的運用，每一個單字，都在每一個聽眾的腦子裡爬過，也都在每一個聽眾的筆記簿上爬過，到下課的號聲響了，聽眾還是不願走。記滿了硬鉛筆寫的字跡的筆記本，在他們都認為是太少了。再講五分鐘好不好？這問題常常發出來，這話語里充滿了迫切的求知心與戰鬥的要求。」
葉劍英在第一期學員畢業之前組織指揮的一次大型軍事演習，也備受讚揚。國民黨軍委軍訓部專員程兆熊在視察報告中寫道：「學員曾向余言及游擊戰術一課之實地演習情形，謂絕非紙上談兵之可比，該班訓練之切實，當可想見。」
國共合辦游干班三期。在辦完第三期後，由於國共關係逆轉，中共人員於1940年3月全部撤出。國民黨方面續辦至第七期才結束。
中共幫助國民黨辦南嶽游干班，宣傳了黨的游擊戰爭戰略方針，培訓了抗戰急需的游擊幹部，讓學員增加了對中共的了解，前三期的學員分配到戰鬥崗位後，無疑對推動抗戰，增進國共關係起了很好的作用。
不過，儘管在抗戰相持階段國民黨軍也曾努力按共產黨教育的辦法開展敵後游擊戰，但效果始終不及老師，未能青出於藍。究其原因，恐怕是只學了游擊戰的戰術，而偏離了人民戰爭這一根本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