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對王明的講話感到震驚。
還在1935年12月瓦窯堡會議上，毛澤東就提醒全黨：關門主義是黨內的主要危險，但也必須警惕出現右傾投降主義。
在1937年5月的黨的全國代表會議上，毛澤東再次提醒全黨：「陳獨秀尾巴主義的復活是不能容許的，這是資產階級改良主義在無產階級隊伍中的反映。降低黨的立場，模糊黨的面目，犧牲工農利益去適合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的要求，將必然引導革命趨於失敗。」
第二次國共合作形成後，一部分共產黨員對國民黨的本質缺乏認識，在醞釀合作的過程中上了國民黨的當。如閩粵邊游擊隊負責人何鳴率部接受國民黨的改編，在毫無防範的情況下，近千名游擊隊指戰員被國民黨軍隊包圍繳械。毛澤東點名批評這種右傾投降主義的行為，將此類現象稱為「何鳴危險」，提請全黨特別注意。
對統一戰線工作有著豐富經驗的毛澤東，特彆強調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原則。在洛川會議上，他說，做統一戰線工作，就像到大海里去游泳，既要放開膽量，又要使自己不被淹死。共產黨員做統一戰線工作，就要像「制錢」那樣，內方外圓，既要有原則性，又要有由原則性決定的適應各種條件的靈活性。全黨務必保持在統一戰線中政治上、思想上和組織上的相對獨立性。
到11月，上海、太原相繼失陷，大片國土淪喪，全國抗戰形勢嚴峻。毛澤東在延安黨的活動分子會上，及時提出要反對民族投降主義，同時在黨內反對階級對階級的投降主義，爭取由片面抗戰轉到全面抗戰，搞清楚在民族統一戰線中誰領導誰的問題，表現出了高度的階級警覺性。
毛澤東話音剛落，剛回國10天的王明在召開的十二月會議上，就把他那些防範國民黨的策略主張都否定了。
更讓毛澤東憂心忡忡的是延安共產黨領導人的態度變化。
由於看風使舵的王明在1935年初以來，隨著共產國際政策的轉變，跟著做了不少關於統一戰線政策宣傳工作，對於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策略問題，王明的一些文章還曾是中共中央研究參照的重要文件。這是王明一生中最值得稱道的一段經歷，也是毛澤東將他比喻為「神仙」的重要原因之一。這時，王明以「欽差大臣」的身份出現在延安，打著共產國際和斯大林的招牌來傳達指示，並引經據典，講得頗具煽動性，而且其中的「抗日高於一切」的口號也不算錯，如真能實現國共兩黨「共同領導，共同負責」，對於此時弱小的共產黨是一件好事。
如此，延安的多數領導人紛紛檢討過去不夠策略的做法，甚至提出過去「把獨立自主提得太高」，「誇大了對右傾的危險」，認為王明對許多問題的看法「很好」。
張聞天甚至表態說：這些錯誤，我與毛澤東是要負責的。
王明帶回的是莫斯科方面的意見，毛澤東自然不能明確抵制。對於統一戰線，他表示「目前是和為貴」。但他從戰爭的持久性和保存軍隊的角度，強調了接受蔣介石統一指揮的相對性問題，和堅持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的必要性問題。
後來，毛澤東說：十二月會議時，「我是孤立的。當時，我別的都承認，只是持久戰、游擊戰、統戰原則下的獨立自主等原則問題，我是堅持到底的」。
李維漢回憶錄也作了證明：王明回國後「約半年時間內，毛澤東又處於少數甚至孤立的地位」。
十二月會議後，王明率中共代表團前往武漢，發表了一個熱情洋溢的對時局宣言，極力向蔣介石表示合作的誠意，卻遭到了蔣介石國民黨的冷遇。
毛澤東曾形象地描述說，王明這是「梳妝打扮，送上門去」，蔣介石是「一個耳光，趕出大門」。
在這樣的情況下，中共黨的領導人漸漸地有些覺悟。
1938年的3月政治局會議後，作為中央軍委主席，毛澤東根據自己的主張給前線領導人髮指示。
三四月間，毛澤東連續就戰略問題致電朱德、彭德懷，針對王明的「七統一」指出：「蔣之命令是雙關的，一面包含戰略需要之積極意義，一面又難免不包括惡意在內」，因此，具體處置應依情況而定，但不能束縛自己的手腳。
因此，在王明回國後，右傾投降主義雖一定程度影響了新四軍領導人項英等，干擾了華中敵後游擊戰爭的開展，影響了新四軍的迅速發展壯大，但八路軍敵後游擊戰在毛澤東正確指導下取得重大進展。到1938年10月，八路軍滾雪球般地擴大了，由出師時32萬人發展到15萬多人，開闢了晉察冀、晉西北、晉冀豫、晉西南、冀魯豫、山東等抗日根據地，游擊區域也擴大了。這說明毛澤東的方針是正確的。
但是，黨的領導層出現了兩個聲音，引起了許多人的不安，也極大地影響了中共的對敵鬥爭，毛澤東認為不能任由這種局面持續下去。但解鈴還需系鈴人，王明是以共產國際代表身份出現的，黨內許多同志還迷信國際，要消除王明的不良影響，自己必須取得共產國際支持，至少使共產國際全面了解延安的政治路線、戰略方針。
12月政治局會議後，毛澤東特意指示書記處將會議情況及決定事項及時報給共產國際書記處，表示對共產國際的尊重。
3月政治局會議後，毛澤東派遣任弼時赴莫斯科向共產國際彙報中共黨內的情況和中國抗日鬥爭的形勢。任到達莫斯科後，代表中共中央向共產國際遞交了《中國抗日鬥爭的形勢與中國共產黨的工作和任務》的書面報告大綱，同時又做了詳細而全面的口頭彙報。
斯大林和共產國際領導人季米特洛夫聽了彙報後，肯定了中共抗戰以來的策略和方針，並作了指示：「朱、毛等領導了八路軍執行了黨的新政策，國際認為中共的政治路線是正確的，中共在複雜的環境及困難條件下真正運用了馬列主義。」
不久，王稼祥要回國。季米特洛夫請王稼祥轉告中共全體黨員，中國黨的領袖是毛澤東。
而且還請他轉告王明，王明缺乏實際工作經驗，不應爭當領袖。
在王稼祥臨走時，季米特洛夫特別囑咐：「在中國，抗日統一戰線是中國人民抗戰的關鍵，而中共的團結又是統一戰線的關鍵。統一戰線的勝利是靠黨的一致與領導者的團結。」
9月，回國的王稼祥如實地向中共中央彙報了這些精神。
共產國際的指示和季米特洛夫的「臨別贈言」收繳了王明的尚方寶劍，同時，人們從八路軍、新四軍的不同發展情況中逐漸認識到右傾投降主義只能幫別人的忙。因此，在9月至11月召開的六屆六中全會上，王明的錯誤主張遭到了全面批判。
在會上，毛澤東作了報告，強調了堅持統一戰線和堅持黨的獨立性問題。他說：「堅持民族統一戰線才能克服困難，戰勝敵人，建設新中國，這是毫無疑義的。但是在同時，必須堅持加入統一戰線中的任何黨派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組織上的獨立性。」在抗日戰爭中，階級鬥爭的利益必須服從於抗日戰爭的利益，但是階級和階級鬥爭的存在是一個事實，否認這種事實是錯誤的。「如果所謂『一切經過』就是經過蔣介石和閻錫山，那只是片面的服從，無所謂『經過統一戰線』。」
毛澤東還強調指出：「為了長期合作，統一戰線中的各黨派實行互助互讓是必需的，但應該是積極的，不是消極的。」「不是因合作和統一而犧牲黨派和階級的必要權利，而是相反，堅持黨派和階級的一定限度的權利，這才有利於合作，也才有所謂合作。否則就是將合作變成了混一，必然犧牲統一戰線。」毛澤東提出在統一戰線中，我們應該根據不同的情況，分別採取「先奏後斬」、「先斬後奏」、「斬而不奏」、「不斬不奏」的對策。
關於戰略方針，毛澤東指出，就抗日戰爭的全體說來，正規戰爭是主要的，游擊戰爭是輔助的，因為戰爭的最後命運，只有正規戰爭才能解決。但是，如果沒有最廣大的和最堅持的游擊戰爭，要戰勝日本也是不可能的。因此，游擊戰爭雖在戰爭全體上居於輔助地位，但實際上佔據著極其重要的戰略地位。
自此，由王明回國帶來的混亂局面結束，游擊戰爭的戰略方針開始全面指導華北、華中的人民抗日武裝，在廣闊的敵後戰場大顯神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