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當八路軍各部遵照延安黨中央的指示全面轉入游擊戰爭，積極向山西四角實施戰略展開，創建抗日根據地之時，欽差大臣王明從天而降，下車伊始，就與延安的方針大唱反調。
1937年11月，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委員和書記處書記王明，率康生、陳雲、曾山等人乘蘇聯軍用飛機飛抵延安。在延安舉行的歡迎會上，毛澤東發表了熱情洋溢的講話，說王明等人的到來「是一件大喜事」，是「喜從天降」，甚至把王明等比喻為是從昆崙山上下來的「神仙」。而王明一講話，就說「有同志對統一戰線不了解，是要破壞統一戰線的」。還說蔣介石是中國人民有組織的力量，如果不聯合蔣介石，客觀上等於幫助日本。
他的講話，連共產國際派來的軍事顧問李德都認為：「可以被看作是對毛的黨內政策以及全國政策的十分謹慎的批評。」
聞天（前排右四）等人在延安機場迎接王明等人從蘇聯回來12月9日至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專門會議以聽取共產國際的指示。會上，王明更是擺出欽差大臣的架式，對中共中央和毛澤東橫加指責。他批評洛川會議過於強調獨立自主，提出「一切經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統一戰線」，不贊成毛澤東曾說的在南京國民黨營壘中有左、中、右三派的提法；也不贊成國民黨和共產黨誰吸引誰的提法，不應說誰領導誰，而是國共「共同負責，共同領導」，不要空喊無產階級領導，這樣會嚇走同盟軍。
他批評黨的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方針，認為「沒有統一的國防軍和統一的正規軍是不能戰勝日本帝國主義的，游擊戰不能戰勝日本」。提出要建立全國統一的國家政權，統一的國防軍，軍隊要「真正統一指揮，統一紀律，統一武裝，統一供給和統一作戰計畫」。
12月政治局會議後，王明應蔣介石之邀赴武漢與國民黨談判。23日成立中共中央長江局，王明任書記，周恩來為副書記。12月27日，王明撰寫了《挽救時局的關鍵》一文，突出地宣揚國民黨同共產黨一樣也是「中國一大部分優秀進步青年的總匯」，說國民黨中「沒有什麼法西斯蒂派」，蔣介石等是「堅決領導抗戰的人物，將成為中國的不朽的民族英雄」。
在1938年2月27日至3月1日召開的政治局會議上，王明進一步發揮了他在十二月會議上的主張，提出包括八路軍、新四軍在內的各抗日軍隊，都要「確立和普遍地實行以運動戰為主，配合陣地戰，輔之以游擊戰的戰略方針」，並強調軍隊應該「統一指揮、統一編製、統一武裝、統一紀律、統一待遇、統一作戰計畫、統一作戰行動」。他把原來的「五統一」發展到「七統一」。這說明在如何兼顧黨的利益和統一戰線的需要這個問題上，王明與毛澤東發生了分歧。這些主張是束縛黨領導的人民武裝獨立自主地開展抗日游擊戰爭的繩索。
到1938年8、9月間，日軍會攻武漢，王明在他控制的《新華日報》上一連發表了近10篇社論，提出：「武漢的得失關係中國繼續抗戰和爭取最後勝利的前途非常重大；把武漢變成牢不可破的馬德里！」
馬德里是西班牙的首都。1936年2月，西班牙共產黨發起、建立的人民陣線在議會選舉中獲勝。8月，德、意法西斯進行武裝干涉。在共產國際號召下，蘇聯、法國、加拿大等54個國家共產黨人和進步人士組成35萬人的國際縱隊，奔赴西班牙，和人民陣線一起進行了著名的馬德里保衛戰。1939年3月，馬德里雖失陷，卻寫下了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光輝篇章，為世界反法西斯侵略鬥爭作出了重大貢獻。
王明要把武漢變成「中國的馬德里」，卻無視中國尚未具備長期保衛武漢的條件，在強敵的進攻下，想作孤注一擲的僥倖的嘗試，對於繼續長期抗戰是有害的。他拋開抗戰所處的階段和我軍的實力，反對黨把工作重心放在敵後農村，輕視游擊戰，竭力主張保衛武漢，是「城市中心論」思想在作怪。而且，最重要的是，王明忘記了一個事實，即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當權的不是中國共產黨，而是國民黨當權，蔣介石當家。如果真的一切經過統一戰線，會正如蔣介石之願，把共產黨溶化掉，把人民軍隊的老本都丟掉，當蔣介石抗戰勝利後翻臉的時候，共產黨就會陷入被動。一切聽命於國民黨，已有了陳獨秀的教訓。而1936年的西班牙則不一樣，在西共掌權執政的情形下，號召「服從人民陣線」、「一切經過人民陣線」，當然是正確的。因此，毛澤東指出：「中國的馬德里在什麼地方，看什麼地方具備馬德里的條件。」
在毛澤東看來，中國不能沒有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因為沒有它打不敗日本，共產黨自身難以生存；但在統一戰線中，共產黨也決不能丟掉了獨立性，混同於國民黨。否則，將合作變成混一，必然犧牲統一戰線，自己失去可能發展的機會。
為什麼王明這位從昆崙山上下來的「神仙」一回國就與毛澤東鬧彆扭呢？
如果我們把歷史鏡頭作些回放，就會理解王明上述表現。
王明，原名陳紹禹，1904年出生，安徽金家寨人。他於1925年入黨，在中共領導層中無疑是個小字輩。當這年他被黨組織送入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時，他的人生出現重大轉機。他對俄語和列寧主義兩門課狠下功夫，效果不錯，以後，這個年少聰穎的小夥子就憑著流暢的俄語，對列寧、斯大林教導的諳熟程度，得到共產國際代表、中山大學副校長米夫的器重，並結識了斯大林。在米夫的一手扶植下，1931年1月，在此前只做過中共上海滬東區宣傳幹事、中宣部秘書連中央委員也不是的王明，在六屆四中全會上連跳三級成為政治局常委，並成為中共的實際領導人。不知是「士為知己者死」，還是為了站穩腳跟，總之這個經米夫選種、育苗，一手提拔培養起來的，除了會背一些馬列詞句外別無所長的王明，心甘情願地做了「百分之百的布爾什維克」，處處標榜自己「百分之百忠於國際路線」、「百分之百的執行共產國際的指示」，他還有一個著名口號是：「擁護蘇聯就是擁護中國革命。」心中一點也沒有中國。因為害怕白色恐怖，王明乾脆人也離開中國，躲進了蘇聯那個「紅色保險箱」，擔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在莫斯科直接領受共產國際精神，對國內的共產黨遙控指揮，發號施令。這種情況持續到紅軍長征開始後中共與莫斯科電訊聯繫中斷。
在莫斯科，王明更是以共產國際和蘇聯的「衛道者」面目出現，以他們的意旨為意旨。
中國發生「九·一八」事變和「一·二八」事變後，作為一個中共領導人，王明無視日本要吞併全中國的事實，卻跟在蘇聯報紙後面拾人牙慧，堅持說日本帝國主義佔領東三省是進攻蘇聯的序幕，「是進行武裝進攻蘇聯的直接步驟」。為此，他不提抗日救國，反而強調「擁護蘇聯」。他還反覆強調「推翻國民黨是反帝國主義民族革命戰爭的勝利的先決條件」，授人以柄。不僅如此，他看不到爭取中間階級階層的必要性，把一切資本家、地主、官僚、軍閥、高利貸者統統列為「應被打倒的敵人」。
對王明的極端「左」傾的關門主義，毛澤東作過諷刺：
「革命力量是要純粹又純粹，革命的道路是要筆直又筆直。聖經上載了的才是對的。民族資產階級是全部永世反革命了。對於富農，是一步也退讓不得。對於黃色工會，只有同它拚命。如果同蔡廷鍇握手的話，那必須在握手的瞬間罵他一聲反革命。哪有貓兒不吃油，哪有軍閥不是反革命？知識分子只有三天的革命性，招收他們是危險的。因此，結論：關門主義是惟一法寶，統一戰線是機會主義的策略。」
令人不解的是如此「左」傾的王明，為什麼在離開祖國6年後回國，態度卻來了個180度的大轉彎，極力主張與國民黨親善。他甚至把中共領導人付出很大心血從蔣介石那裡爭來的權利都放棄了。
要解開王明之所以右傾的謎團，對於一個一切都聽「將令」的人，我們還得從蘇聯對外政策及共產國際主張的轉變中找答案。
會上的報告隨著法西斯勢力的日益猖獗，戰爭的危險也日益加劇，蘇聯為了避免兩面作戰的被動局面，急需在東方尋找一個力量阻止日本帝國主義對蘇聯的入侵。當時斯大林認為，中國共產黨的力量比較弱小，不足以完成這一任務，只有蔣介石和國民黨才能完成這一使命。因而，蘇聯不僅於1935年春同南京政府恢複了外交關係，於1937年8月21日同南京政府簽訂了《中蘇互不侵犯條約》，在軍事上大力援助蔣介石，而且要中共聯合蔣介石一起抗日，並以國民黨為中心結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對蔣介石、國民黨多加遷就和服從，支持蔣介石國民黨，盡量避免發生摩擦。斯大林和共產國際不太了解中國情況，認為中央領導大多產生於農村，工人成分很少，要中國紅軍一下子領會這個政策與自己過去的死敵攜手抗日，恐怕有一定難度，因此「需要很了解國際形勢的新人去援助中共中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