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共產黨轉變路線，開始為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積極努力的時候，一直被共產黨人視為「賣國賊」的蔣介石，在日寇的步步進逼下，也認識到中日戰爭的「無法避免」，開始著手改變以往政策，一面「著手對蘇交涉」，以期獲得蘇聯的援助；一面「著手用政治方法來解決中共問題」，實現「和平聯蘇」的局面。
蔣介石最早向中共伸出聯繫的觸角是在1935年。
1935年聖誕節，兩個化名李融清、江帆南的人，從上海乘德國郵船，以新任駐德國大使程天放的隨員身份，前往柏林。李融清即陳立夫，為國民黨資深中央委員、組織部長。江帆南是國民黨中組部要員張沖的化名。他們此行是受蔣介石指派，秘密訪蘇，商談對日軍事同盟問題，並尋機同中共人士對話。
為了避免外界輿論，陳立夫在國內謊稱因病赴杭州休養。陳臨走前還特地寫好幾封致親友的信函，由家人攜至杭州投寄，使人相信他在杭州，可以說是做得天衣無縫。去柏林後，陳立夫也行動神秘。但他的赴蘇之行還是為日本特務獲悉，並公諸報端。蘇聯害怕，蔣介石緊張，陳立夫被召回國。此行未能成功。
但陳立夫布置的另一條聯絡渠道開通。
陳立夫的親信，時為鐵道部次長的曾養甫，通過其部屬諶小岑，同中共北方局取得了聯繫，走出了與中共接觸的第一步。
1935年11月下旬，諶小岑給與北平中共地下黨有聯繫的中國大學教授呂振羽寫信，信中用了巧妙的暗喻：
「近年以來，東鄰欺我太甚，惟有『姜府』和『龔府』聯姻，方期可以同心協力，共謀對策，以保家財。兄如有意作伐，希即命駕南來。」
「姜」、「龔」是蔣介石與共產黨第一個字的諧音。呂振羽接信後，馬上找常與他聯繫的中共北京市委宣傳部長周小舟經北方局研究後，呂振羽、周小舟代表中共與曾養甫、諶小岑進行了幾個月的談判。
而最早把國民黨欲求談判的信息直接送給中共中央的是宋慶齡。
1935年下半年，蔣介石也要宋子文設法打通同中共的聯繫。宋子文即和二姐宋慶齡商量。宋慶齡決定請老朋友董健吾去陝北一趟。董當時的真實身份是中共上海特科人員，公開身份是上海聖彼得教堂的牧師，與宋家關係密切。1936年1月，宋慶齡邀董到自己的寓所，把一包要件交給他，請他送到陝北，面呈毛澤東和周恩來。宋慶齡叮囑，這件事要辦好，成功了益國非淺。
1月中旬，董健吾化名周繼吾，帶著宋慶齡為他辦理的通行證，以「財政部調查員」的身份從上海啟程。到西安時，正值連天大雪，董便去找張學良幫助解決交通問題。張學良由此察覺到國民黨中央正在同中共秘密聯絡，派人將董送入蘇區。此後，張學良更加大膽進行聯共抗日的活動，遂有了洛川談判。
2月27日，董健吾到達瓦窯堡。此時，毛澤東、張聞天在山西前線，周恩來在陝北前線。留在瓦窯堡的中共中央負責人博古會見了董健吾。董說明來意，「暗露蔣可同意：甲，不進攻紅軍；乙，一致抗日；丙，釋放政治犯；丁，武裝民眾；戍頃（傾）蔣尚有款」。並轉交了所帶的一包「要件」：宋慶齡送給紅軍治病的一包雲南白藥和同她聯繫的電台呼號及密碼。
博古即將南京來人的情況電告毛澤東、張聞天等。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對此情況非常重視，3月4日即聯名電復瓦窯堡，明確表示「願與南京當局開始具體實際之談判」，並提出一個談判方案。
第二天，紅色牧師董健吾攜此方案返回上海，向宋慶齡復命。
由此，10年干戈對峙的國共兩黨終於在民族大敵當前著手聯姻。
根據蔣介石姿態的變化，中共中央迅速作出反應。
1936年1月29日，《紅色中華》報發表中共領導的談話，稱：「倘蔣能真正抗日」，「當然可以在抗日戰線上和他攜手」。首次明確表示「聯蔣抗日」的態度。
4月25日，中共中央發表《為創立全國各黨派的抗日人民陣線宣言》，第一次公開宣布把國民黨包括在統一戰線內。
同年8月12日，毛澤東致電朱德等《關於今後戰略方針之建議》，確認「南京為進行統一戰線之必要與主要的對手」，並提出「逼蔣抗日」的問題。
8月的陝北，天氣已十分炎熱，但毛澤東等人的頭腦並未發熱。他們清醒地意識到，蔣介石的變化是為形勢所逼，但骨子裡還想「招安」共產黨，收編紅軍，共產黨不能上當。同時，蔣介石對聯合抗日仍處於動搖觀望之中，只有逼蔣抗日，才能達到聯蔣抗日的目的。
關於「逼蔣抗日」的政策，毛澤東有個形象的比喻。他說：這就好比陝北老鄉趕毛驢上山，前面要有人拉，後面要有人推，再不走還得用鞭子抽兩下，一拉二推三打，逼他抗日。
毛澤東開始實施這個策略。從1936年夏天開始，他一面全權委託周恩來負責對蔣介石統戰工作，放手讓周恩來繼續與陳立夫等人多方聯繫；一面親自做國民黨上層人物及國內知名人士的工作。在大約半年時間裡，毛親自致函竟達近百次之多，鴻飛南北，對象幾乎遍及國民黨黨政軍文化界所有頭面人物。信中痛陳中共對寇深禍亟的憂患，申明自相煎熬則亡，舉國奮戰則存的道理，希望他們共同去做蔣介石的工作，督促批判，責其更新。
這收到了顯著的效果。毛澤東肝膽相照的誠懇態度，博得了普遍贊同，許多國民黨人搬出了「兄弟鬩於牆外御其侮」的古訓，呼籲國共儘快合作抗日。宋慶齡、馮玉祥、何香凝等屢屢公開提出了聯俄聯共抗日的方案，從內部逼蔣抗日。
1936年12月1日，毛澤東又率全體紅軍致函蔣介石本人，再次陳述共產黨的願望，態度至誠，非常感人。下面摘錄幾段以共饗：
「人心與軍心之向背如此，先生何不清夜捫心一思其故耶？
「天下洶洶，為公一人。當前大計只須先生一言而決，今日停止內戰，明日紅軍與先生之西北『剿共』大軍，皆可立即從自相殘亡內戰戰場，開赴抗日陣線，綏遠之國防力量，驟增數十倍。是則先生一念之轉，一心之發，而國讎可報，國土可保，失地可復，先生亦得為光榮之抗日英雄，圖諸凌煙，馨香百世，先生果仍故不出此耶！」
「今日之事，抗日降日，二者擇一。徘徊歧途，將國為之毀，身為之奴，失通國之人心，遭千秋之辱罵。吾人誠不願見天下後世之人聚而稱曰：亡中國者非他之人，蔣介石也。而願天下後世之人，視先生為能及時救國救民之豪傑。」
「語曰，過則勿憚改。又曰，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何去何從，願先生烹察之。」
然而，長期以來凝成的堅冰，怎能在頃刻間消融。
1936年下半年，在日本的威迫下，蔣介石態度逆轉，對中共態度強硬，秘密談判未取得實質性進展。10月下旬開始，蔣介石認為剿共只剩下最後5分鐘，催促張學良、楊虎城與紅軍開戰，終於導致了12月12日蔣介石被囚的西安事變。
西安事變意義重大，正如斯諾所言，「在歷史的大峽谷上實現了一次歷史的大跳躍」。經歷了西安驟變的蔣介石，知道民意不可違，民意不可侮，開始認真調整內外政策，走到談判桌前與中共就國共合作、共同抗日問題進行正式談判。從1937年1月至9月，周恩來、博古、葉劍英、朱德、林伯渠等先後與顧祝同、賀衷寒、張沖、蔣介石、陳立夫、宋子文、康澤、邵力子等在西安、杭州、南京、廬山進行了多次談判。
談判之初，國民黨方面堅持紅軍只設3個師，在3個師以上設政訓處，直屬行營領導，而不設某路軍司令部或總指揮，參謀長只能由國民黨南京政府委派，且規定政訓處只管聯絡，無權指揮，並建議朱德、毛澤東「出洋」考察。周恩來等堅決地拒絕了這些無理要求。
就在談判僵持不下時，震驚世界的盧溝橋事變爆發。
7月8日，中共中央發出通電，大聲疾呼：平津危急！華北危急！中華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實行抗戰，才是我們的出路！號召全國同胞、政府和軍隊團結起來，築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堅固長城，抵抗日寇的侵略，驅逐日寇出中國，為保衛國土流盡最後一滴血。
7月9日，彭德懷、賀龍、林彪、劉伯承等人代表全體紅軍，打電報給蔣介石，表示：「我全體紅軍願即改名為國民革命軍，並請綬名為抗日前鋒，與日寇決一死戰。」
7月15日，中共代表將一份題為《中國共產黨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交給蔣介石。《宣言》提出了發動全民族抗戰，實現民權政治，改善人民生活等三項基本政治綱領。為共赴困難，中國共產黨作了重大讓步，表現出光明磊落、大公無私的態度，在《宣言》中作出四項保證：
「一、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為中國今日之必需。本黨願為其徹底的實現而奮鬥。
「二、取消一切推翻國民黨政權的暴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