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全民族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促進全國抗日力量的大聯合，這是瓦窯堡會議精神的出發點和根本點。
但毛澤東也是一個務實主義者。當時他身處西北，首先考慮的是紅軍和陝甘蘇區的安危。為使紅軍擺脫「四面楚歌」的境地，他決定把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重點首先放在陝甘根據地的四周，實現西北大聯合。
1935-1936年的陝西，基本上是由共產黨的紅軍、張學良的東北軍和楊虎城的西北軍三股勢力控制著。實現西北大聯合，就是在聯合抗日的前提下建成「三位一體」。
促成西北大聯合的有功之臣，除了眾所周知的毛澤東這個大謀師之外，有兩個人是應該特書一筆的，那就是打通中共中央與張學良、楊虎城之間聯絡通道的高福源和汪鋒。
高福源是1935年10月22日，在榆林橋戰役中被紅軍俘虜的東北軍六一九團團長。他曾擔任過張學良衛隊營的營長，是張學良的親信之一。被俘之後，準備一死了之，是李克農細緻的工作將他轉化過來的。
時任紅軍政治部組織部部長的李克農是我們黨內一位有著豐富鬥爭經驗的「紅色老特工」。
瓦窯堡會議之後，毛澤東交給了他一個特殊任務，舉辦「軍官學習班」。
這是一個特殊的學習班。它將勞山、榆林橋、直羅鎮三次戰役中被俘的120名東北軍的中下級軍官集中起來進行學習，做轉化工作。當地老百姓把它稱作「白軍軍官連」。
「學習班」開辦的那天，李克農進行了精心的布置。禮堂的四周貼滿了「中國人不打中國人」「東北軍不打紅軍」「停止內戰，槍口對外」「東北軍出路是抗日，打回老家去」等醒目而又牽動情愫的標語。紅軍男女戰士的大合唱也是精心選定的。歌名是《打回老家去》。參加演唱的有紅軍男女戰士十幾名。歌聲悲壯嘹亮。歌聲把在場所有人的思緒都帶到了正在遭受日寇蹂躪的松花江畔，歌聲刺痛了那些因執行蔣介石不抵抗政策而丟掉了家鄉的東北軍軍官們那顆倍感屈辱的心。他們被唱得垂下了頭，被唱得淚水滿面……經過細心觀察之後，李克農一眼就選中了高福源。之後的時間裡，李克農重點做了他的思想轉化工作。向他宣講黨的政策，帶他參觀許多地方，給予他比紅軍還好的吃、住條件。李克農當然不會忽略東北軍特有的戀鄉心理，他向俘虜們提出了一個紅軍與東北軍聯合抵抗民族大敵，打回東北老家去的建議。民族仇恨加上紅軍的感化，高福源的覺悟一步一步提高了。
由原來沮喪、不言語，甚至有抵觸情緒，轉變到悔恨自己，願意與共產黨合作。有一天，他終於向李克農坦率直言：「為了東北軍的前途，為了抗日救國，我自願回去做張副司令和其他人的工作。」
高福源被紅軍放回東北軍後，向張學良痛哭陳詞，用他剛剛從紅軍那裡聽到的民族大義來勸說張學良。
張學良與日本本有不共戴天的殺父之仇，又在「九·一八」事變中為蔣介石背上了「不抵抗」的黑鍋，心中早有說不出的苦楚，如今聽愛將這麼一說，尤其是從高福源那裡得知共產黨確有與他聯合抗日的誠意，終於下定了聯共抗日的決心。
張學良作出聯共抗日的決斷後，立即派高福源重返紅軍駐地，請紅軍派出正式代表與東北軍進行商談。高福源帶著張學良的意見，重返瓦窯堡時，毛澤東親自接待了這位「俘虜」特使，並感謝他為國為民族辦了一件大好事。
汪鋒曾負責過西北軍中共地下組織的工作，對西北軍的情況比較了解，劉志丹案件解決後，汪鋒和劉志丹同時被釋放。當毛澤東聽說汪鋒的情況後，便點名要他去西安做楊虎城的工作。瓦窯堡會議後，毛澤東更是多次找他談話，同他一起研究如何把楊虎城爭取到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來的問題。一天，毛澤東把汪鋒叫到辦公室，鄭重其事地把自己寫的一封親筆信交給他，要他帶著這封信去西安找楊虎城。毛澤東對汪鋒說：十七路軍是地方實力派，不是蔣介石的嫡系部隊，受蔣介石的排擠和打擊，我們是有可能把他爭取到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來的。不過，楊虎城將軍雖然好，但他周圍有壞人，有國民黨特務，與他談判要注意兩個問題：一是不要決裂，要談和；二是對楊虎城部隊要作分析，多鼓勵其抗日士氣，少談以往的不愉快事情，多看進步的，少看落後的。
12月，汪鋒到達西安，向楊虎城當面遞交了毛澤東寫給他的親筆信。從此，中共中央與西北軍進入了共商合作抗日大計的階段。
張學良與楊虎城兩人在聯共抗日前關係不友善，這其間既有東北軍與西北軍在陝西的地盤之爭，也有蔣介石的挑撥離間的原因。但當他們不約而同地把剿共的軍事停下來，走上聯共抗日的道路之後，中共中央不失時機地穿梭於兩人之間，做了許多促進他們團結的工作。在共產黨的努力下，他們冰釋前嫌，握手言歡了。
從1936年上半年開始，紅軍和東北軍、西北軍之間，實際上已停止了敵對狀態。儘管有時也槍聲不斷，但實際上那是張學良、楊虎城為應付蔣介石「圍剿」命令而聯合紅軍共同打的一些「假仗」和放「空槍」。甚至連1936年5月底，中共中央撤出瓦窯堡遷至保安，都是為了讓張學良向蔣介石交待「剿匪」成果而導演好的。1937年1月13日，紅軍之所以能開進延安，那也是經過協商，張學良主動移防的原因。
不久，「西線無戰事」的奇特景觀被蔣介石的特務們嗅出。
1936年10月22日，蔣介石匆匆飛赴西安，親自向張、楊宣布了他的繼續大舉「剿共」計畫。
張、楊既下定決心不再剿共，蔣介石又不願好好傾聽自己部下的聲音。終於激出了西安事變。
西安事變的發動，包括捉蔣的一切行動在內，儘管中共中央事前絲毫不知，但事變發生後，中共中央卻參與了很多，思考了很多。尤其是毛澤東，從長遠著眼，看出了西北形勢與中國革命形勢的相互關係：只有西北大聯合，沒有全國的大聯合，西北大聯合必然是暫時的和不牢固的，更為重要的是，沒有全國的大聯合，就沒有實現全民族抗戰並爭取勝利的基本條件。正是有了這個認識基礎，中共中央為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作出了不遺餘力的努力。
1936年12月24日，蔣介石被張學良、楊虎城等軟禁12天之後，終於允諾了西安「三位一體」提出的六項條件，恢複了自由。
蔣介石回到南京後，儘管他背信棄義囚禁了張學良，但他畢竟還是實踐了自己停止剿共軍事、共同抗日的承諾。正如1937年3月6日，毛澤東在給任弼時的電報中所說的「西安事變順利的和平解決，成為開始在全國停止內戰、一致抗日與和平統一、團結禦侮的新階段，也走到全國統一戰線的實際建立，舉國抗戰開始一個過渡的時期」。
至此，中共中央初步實現了以西北大聯合促進全國大聯合的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