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國燾的懋功之行也並不是完全沒有「收穫」，至少他看到了一方面軍經過長征的損耗，看到了一方面軍人、槍不如四方面軍的事實，看到了自己因兵肥馬壯而擁有的身份。
回到雜谷腦（今四川理縣）四方面軍總部，張國燾信心倍增，他覺得他有資格向中央提出組織問題。
7月1日，張國燾致電朱、周、毛、王、洛甫，提出「我軍宜速決統一指揮的組織問題」。
頓時，北上、南下戰略方針之爭轉變成了一場權力之爭。
陳昌浩和張國燾密切配合，你幫我喊，我幫你要，互唱雙簧。
7月6日，張國燾向正在四方面軍中慰問的中央慰問團負責人、總政治部副主任李富春第一次透露了他「組織問題」的要求，「徐（向前）為副司令，陳（昌浩）為總政委，中央軍委設常委，決定戰略問題」。
7月18日，陳昌浩致電朱德，赤裸裸地提出了讓張國燾出任軍委主席的要挾，揚言如果不這樣集中軍事領導，便「無法順利滅敵」。
張國燾伸手要權，要求改組軍委的野心，激起了政治局絕大多數同志的義憤。相比之下，毛澤東卻要寬宏大量得多：「我們在北上的原則上是決不能讓步的，但是張國燾手下有四個軍的隊伍，要團結他北上抗日，對他的職務應該有一定的安排。」
7月18日，中央政治局在蘆花舉行常委會議討論組織問題。會上，周恩來顧全大局，主動提出願把紅軍總政委一職讓出，張聞天怕周恩來受委屈，爭著要由自己把總書記的職位讓出來。
關鍵時刻，毛澤東一錘定音，把總政委一職送給張國燾。
當時，許多人對毛澤東如此決策不甚理解，連張國燾也覺得戰爭時期紅軍總政委的職位要比黨中央總書記的職位含金量高得多。他春風得意，以為佔了便宜。後來，張國燾以紅軍總政委的身份另立「中央」，毛澤東將偽中央、分裂主義的帽子給他戴上之後，人們才真正體會到毛澤東此舉所包含著的韜略。
彭德懷在自述中有這樣一段話：「當時張國燾不要總書記，他說，總書記你們當吧，現在是打仗唄。如果當時讓掉總書記，他以總書記的名義召集會議，成立以後的偽中央，就成為合法了。」
儘管這樣，在「組織問題」上，中央對張國燾是作出了重大讓步的。
7月18日，中央軍委發布命令：中國工農紅軍總司令、總政委分別為朱德、張國燾。
7月21日軍委又決定：組織前敵總指揮部，以四方面軍首長徐向前為總指揮，陳昌浩兼政委，葉劍英任參謀長。四方面軍總指揮部兼前敵總指揮部。
此時的張國燾已經擁有了紅軍的統率權。但我們不要忘了，紅軍還有一條重要的建軍原則，那就是「黨指揮槍」，張國燾只要一天不能控制政治局，他就沒有完全意義上的指揮了紅軍。
在政治局，張國燾對自己的處境是心知肚明的：「勢單力孤」。
為了扭轉這種被動局面，當毛澤東和中央領導人行進至毛兒蓋時，張國燾突然提出要召開政治局會議，解決「政治路線」問題。
應張國燾的要求，8月4日，在毛兒蓋附近的沙窩又召開了「沙窩會議」。
會上，張國燾向政治局提交了一份9人名單，都是四方面軍的幹部，目標是將他們增補進政治局。當時中央政治局一共有8個委員，任弼時不在，實際在崗的政治局委員是7人，張國燾一下就提出增補9人。目的就是改組政治局，控制政治局，使他的勢力在政治局中形成多數，同老資格的毛澤東作鬥爭，進而修正中央「北進」計畫。
一、四方面軍會師一個多月來，毛澤東為了紅軍的內部團結，一直極力地避免著與張國燾發生正面衝突，甚至在身邊的人都無法忍受張國燾趾高氣揚的情況下，他也表現出了極度的忍讓。但「9人方案」拋出來後，毛澤東氣憤地譴責張國燾說：「你這是開的督軍團會議。」
即使這樣，毛澤東為了爭取和團結四方面軍共同北上，還是說服中央其他領導同志對張國燾作了讓步。會議決定增補陳昌浩、周純全為政治局委員，陳昌浩還兼任紅軍總政治部主任。
此外在四方面軍工作的還有一些同志被增補為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
在毛澤東和與會大多數同志的批評教育下，張國燾又一次被迫同意中央關於北上建立川陝甘根據地的戰略方針。會議通過的《中央關於一、四方面軍會合後的政治形勢與任務的決議》，突出強調了加強一、四方面軍的團結，加強黨的絕對領導以及提高黨中央在紅軍中的威信等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