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上抗日」，如果說長征之初只是一個口號，一個策略的話，那麼，隨著華北局勢的進一步惡化，中華民族危機的日益嚴重，以及紅軍軍事上被動挨打局面的扭轉，「北上抗日」已經成為了共產黨的一個方針，一個名副其實的行動方向。1935年6月15日，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和中華工農紅軍革命委員會的名義發表的《為反對日本吞併華北和蔣介石賣國宣言》就是一個證明。這個《宣言》不僅重申了黨中央「北上抗日」方針，實際上也是為一、四方面軍會合後的進軍路線指明大方向。
然而，不幸的事情還是發生了。兩軍會合後，圍繞著行動路線問題，一、四方面軍主要領導人之間爆發了一場北上、南下之爭。
一、四方面軍先鋒部隊的會師時間是1935年6月12日，地點在四川的懋功。
會師時的歡慶和喜悅只有當時的人才能形容。
為了這個歷史性的時刻，6月初，李先念就率部攻克了大雪山北麓的懋功，並在這一帶不斷運動，尋找中央紅軍。中央紅軍呢？為了與四方面軍會合，毅然選擇翻越大雪山，而紅軍過雪山的艱難是世人皆知的事情。
毛澤東與中央直屬縱隊翻過大雪山的時間是6月14日。這天，紅四方面軍師長韓東山，早早迎候在路邊。他知道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中央首長就在這個隊列之中。正當韓東山為自己一個中央首長都認不出來而焦慮不安的時候，陳賡出現在他的面前。他喊了一聲「師長！」便撲了上去，兩個人熱情擁抱……原來，陳賡在鄂豫皖曾任紅十二師師長時，韓東山是三十六團副團長。在1932年10月的新集戰役中，陳賡腿負重傷，因傷勢嚴重，組織決定他去上海就醫，從此，他離開了紅四方面軍……韓東山後來聽說，陳賡到上海後被敵人抓去殺害了，還流過好幾次眼淚。想不到他還會在這種激動人心的時刻意外地見到自己的老師長，頓時淚流滿面。
畢竟陳賡不是一個兒女情長的人，他知道現在不是他向部下敘述那死裡逃生經歷的場合，於是很快定過神來，笑罵道：「好一個韓師長，有眼不識泰山，只認識我這個師長可不行，還不去認認總司令，周副主席，還有蘇維埃共和國的毛主席。」
就這樣，韓東山成了紅四方面軍中第一個見到中央和軍委領導人的代表。
當天晚上，中央紅軍與紅四方面軍在懋功達維鎮外喇嘛寺附近的坡地上舉行了盛大的慶祝會。毛澤東、朱德和韓東山都在會上講話。毛澤東的話深入淺出，他在盛讚紅四方面軍和中央紅軍長征勝利的時候，仍沒有忘記講一講這次會師對「北上抗日」戰略實現的意義。他說：
「這次會師有偉大的歷史意義，是紅軍戰鬥史上的重要一頁，是中華蘇維埃有足夠戰勝國民黨的反動政府和完成北上抗日任務的力量體現。」
6月16日，朱德、毛澤東、周恩來、張聞天四人聯合致電住在茂縣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西北聯邦政府主席張國燾並徐向前、陳昌浩，提出兩軍會合後的總方針是：佔領川陝甘三省，建立三省蘇維埃政權，並於適當時期以一部兵力組織遠征軍，佔領新疆。
這個電文，有兩個特點：一是具體化了「北上」方針的內容；二是電文還僅僅是個建議，設想，並非命令，因為電文的結尾，客氣地寫著如此字樣：「弟等意見如此，兄意如何，乞復為盼！」
張國燾收到毛、周、朱、張四人電報後，即與陳昌浩一起進行了仔細分析，並於第二天將他們的研究成果，回電告訴了毛、周、朱、張四人，並提出了他們創造川西北根據地的建議。
毛澤東是一個有著相當洞察力的領導人，從電報的交往中，他已敏銳地察覺到張國燾的思想與中央的戰略方針存有分歧。
為了進一步了解張國燾的思想，6月20日，毛等致電張國燾：「立即趕來懋功，以便商決一切。」
張國燾的懋功之行，受到了熱烈的歡迎。這種歡迎是真誠的。張國燾在《我的回憶》一書中也實事求是地描述了當時場面：
「六月的一天下午五時左右，在離撫邊約三里路的地方，毛澤東率領著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們和一些高級軍政幹部四五十人，立在路旁迎接我們。我一看見，立即下馬，跑過去，和他們擁抱握手。久經患難，至此重逢，情緒之歡欣是難以形容的。毛澤東站在預先布置好的一張桌子上，向我致歡迎詞，接著我致答詞，向中央致敬，並對一方面軍的艱苦奮鬥，表示深切的慰問。」
隆重的歡迎儀式之後，兩個方面軍的主要領導人坐到一起，開始討論實質性話題——兩軍今後的軍事方針。
張國燾在《我的回憶》中說：
「我與毛澤東等在懋功初會時，雙方在政治軍事以及兩軍的關係上，就表現了針鋒相對的看法。」
這種針鋒相對，首先在兩河口政治局會議上表現出來。
毛澤東要北進，要到川陝甘去。
張國燾要南下，要到川甘康去。
毛澤東展示的理由是：兩軍會合後，總兵力已經達到了10萬，戰鬥力大為增強，北上陝甘不僅有力量保證，而且這裡接近華北抗日前線，到這一帶建立革命大本營，有助於打開新的局面，發揮共產黨的政治作用。
張國燾展示的理由是：川陝甘康這一帶邊境地區地形險要，軍閥的實力又薄弱，不能一致行動。蔣介石的嫡系部隊似亦不能大量用在這個地區，因為地形險要，敵人飛機大炮的威力也不易發揮。四方面軍的戰士多出生於通南巴，對這一帶的情形較為熟悉。同時，這是產大米的區域，生活習慣與我們南方人比較接近。第一方面軍經長途遠征，也可以利用這個地區暫時休養生息。
實事求是地說，在當時的情況下，「北進計畫」和「南下計畫」所展示出的理由都有它的合理性。它們的不同之處就在於，「北進計畫」是一個謀長遠發展的計畫，「南下計畫」是一個求暫時生存的計畫。
透過這兩個計畫，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毛澤東、張國燾作為兩支軍事隊伍主帥的不同之處：
毛澤東是一個戰略家，充滿著自信和氣魄，而張國燾充其量只能是一個戰役家，舉手投足既沒有氣度也沒有氣魄。
「北進」和「南下」涇渭分明。既不能調和，也不能折衷。對於其他的政治局委員來說他們的發言實際上就是表個態而已。
由於「北進」是中央的既定方針，也由於「北進」還有一個大家都心照不宣的原因——逐步靠近蘇聯，以便能尋求接應和支援。因此其他政治局委員都紛紛發言，表示了對「北進」的贊同。
博古的發言有些辛辣，他挖苦張國燾的計畫是「麻雀飛進了陰溝里」，從而引起了張國燾的強烈的反感。幾十年後，他在《我的回憶》中仍忿忿地覺得「這是毛澤東等老游擊家和張聞天秦邦憲等留俄派，聯合一起對付我的局面」。
周恩來自然是毛的支持者，但周恩來的發言擺事實，講道理，平等待人，讓坐在一邊的張國燾聽後不但挑不出毛病來，相反地，對他最後表態贊成建立川陝甘蘇區的戰略方針，起到了勸說的作用。
兩河口會議最終通過了一個由張聞天起草的、由中央政治局發出的《關於一、四方面軍會師後戰略方針的決定》。決定規定：「一、四方面軍會合後，我們的戰略方針是集中主力向北進攻，在運動戰中大量消滅敵人，首先取得甘肅南部，以創造川陝甘根據地」，「為了實現這一戰略方針，在戰役上必須首先集中主力消滅與打擊胡宗南軍，奪取松潘與控制松潘以北地區，使主力能夠勝利地向甘南前進」。
張國燾雖然內心主張南下，但他最終還是對兩河口會議的決定投了贊成票。為了掩飾他以後出爾反爾的舉動，在他的回憶錄中，巧妙地將兩河口會議的結局「修正」為：會議並未達成確定的結論。毛澤東答應這個問題關係重大，我們再從長研究。不料毛的這句從長研究並未兌現，我們以後一直沒有再開會討論這個問題，毛的北進主張便當作多數贊成，開始實施。
張國燾的話顯然可信度不高。連美國記者哈里森·索爾茲伯里經過一番考證之後也得出「這大概與事實不符」的結論。
兩河口會議結束後，張國燾悻悻然告辭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