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初，23歲的譚政被組織上選派去前委擔任秘書工作。
當譚政迎著初升的太陽，趕到前委所在地礱市時，伏案工作了一個通宵的毛澤東，正在邊抽煙，邊休息。
「報告！」
「請進！」毛澤東忙打開房門，「是譚政同志嗎？你從草林圩回來了！」
「是！毛委員。」譚政當時率領一支工作隊剛從遂川草林圩發動群眾、打土豪籌款子回來。
「你的老岳父陳紹純先生還好嗎？」
譚政愣了！雖然他聽岳父說過認識毛澤東，可毛澤東又怎麼知道他們的翁婿關係呢？況且他還改了名。
毛澤東對滿臉狐疑的譚政解釋說：「你原來的名字不是叫譚世銘嗎？這我已經了解到了。去年我到湖南家鄉搞農民運動考察時，在湘鄉見到了陳紹純先生。他說，這個世道得亂透了才能分出個高低、分出個好壞來。說得真痛快！他當時就對我提起過，說把大兒子陳賡打發出去了，二兒子、三兒子也都出去革命了。這不，連女婿譚世銘近日也去漢口投奔國民革命軍了！」
譚政原名確叫譚世銘，大革命時，他到了漢口，在妻兄的幫助下參加了革命，並改名譚政。
大革命失敗後，他進入了國民革命軍第四集團軍第二方面軍總指揮部警衛團，在特務營擔任文書、書記。後隨部參加了秋收起義，三灣改編時被編入軍官隊。部隊上井岡山後，在大井集訓時，由廖春芳和宛希先介紹加入了中國共產黨。第二次打茶陵時，調任一團宣傳隊隊長。
「毛委員，我是來前委報到的。前委在哪裡呢？」譚政問道。
「在哪裡？」毛澤東哈哈一笑：「就在這兒，我一個書記，加上你一個秘書。」
譚政這才仔細地看了看毛澤東的住處，只見簡陋的房間中，最顯眼的是那張堆滿了書的桌子，硯台上擱著毛筆，一盞油燈旁放著幾頁剛剛寫好的文稿。
毛澤東見譚政滿臉狐疑，就對他說：「你把行李搬過來，就住在外間屋。我現在很需要你來幫忙，你看——」毛澤東指了指桌上那些剛剛寫好的文稿，「這些文稿，還沒抄寫呢，你來了，就先做這件事。」
就這樣，譚政來到毛澤東身邊工作。
前委機關很簡單，前委的工作卻很繁忙，譚政後來回憶道：我在前委當過秘書，不要想像前委有什麼辦公室、辦公桌，像現在這樣，一個機關怎麼組織，怎麼分工，談不上。前委就是幾個寫字的，油印的。沒有電話，也沒有無線電發報，也沒有通訊員之類，寫個信還得跑路，靠自己兩條腿。文件起草都是毛澤東同志自己起草，文件起草好後，就是幾個人商量一下，沒有什麼文字圈閱那一套，簡單極了。寫字就是用鉛筆，毛筆也很少，只有毛澤東同志有毛筆。
1928年5月，湘贛邊界特委成立，毛澤東擔任特委書記，原來前委機關成為特委機關，仍然沒有幾個辦事員，譚政也繼續擔任秘書工作。
作為秘書，譚政協助毛澤東做了許多文字工作，其中就有《井岡山的鬥爭》這篇重要文稿的謄正複寫。
譚政清清楚楚記得：「毛澤東同志給中央的報告，即《井岡山的鬥爭》一文，就是在礱市完稿的。他起草了很久，不是在一個地方起草的。當時我是秘書，是叫我謄正複寫的……我還記得清楚《井岡山的鬥爭》的報告是我抄寫在很薄的竹紙上，字寫得很小很密，一共寫了兩套。一套由湖南省委轉中央，一套由江西省委轉中央，是在礱市發出的。中央派來一名交通員，此人是湖南水口山工人，中央派他送信到井岡山來，住在礱市。我們送他走的時候，把文件卷在傘把子裡面帶走的。」
在毛澤東身邊工作，譚政親身感受到了毛澤東的領導藝術。
部隊在酃縣中村時，有一天，三十一團報告，陳伯鈞槍走火打死了教導隊隊長呂赤，請示如何處置。
譚政聞知一驚。他是從三十一團調出來的，呂赤和陳伯鈞他都熟識。他很快就了解到了事情的經過：陳伯鈞當時很年輕，只有20歲左右。他不知從哪搞到了一支壞了的小手槍，這在當時槍支不多的情況下，的確比較珍貴。他七弄八弄，竟然把槍修好了。他為此興奮不已。
這時恰巧教導隊隊長呂赤等幾人從外面回來，陳伯鈞高興地從房內跑出，口裡叫著：「隊長，隊長，我把槍修好了。」他興奮得手舞足蹈，不知怎麼竟觸動了扳機。
「砰」的一聲，槍響了，呂赤中彈倒地身亡。
打死了教導隊長呂赤，這事非同小可，儘管是無意中槍走火的失誤，可畢竟是打死了一位軍官呀！當時部隊對於槍走火之類的事如何處理並無明確規定，紅軍紀律嚴明，會不會從嚴懲處呢？譚政為陳伯鈞捏了一把汗。
果然，士兵委員會在討論這個問題時，不少人認為，槍走火雖屬意外，但打死了教導隊隊長，必須嚴厲懲罰；甚至有人提出要槍斃陳伯鈞。
當時，紅軍中的士兵委員會參與民主管理，對違反軍紀的事，要交由士兵委員會決定，輕則批評，嚴重的就要打手板。可槍走火打死人，卻是未曾遇到過，他們沒有作出最後決定。
問題提交到了毛澤東那裡定奪。
毛澤東說：「不要吧！是走火打死的，不是有意打死的，已經打死了一個，還要槍斃一個，哪不是少了兩個嗎？」
毛澤東這麼一說，士兵委員會覺得有道理，討論同意不槍斃陳伯鈞。不過，手板還是要打。
最後，陳伯鈞受到打50手板的處罰。
譚政目睹了陳伯鈞槍走火事件處理的全過程，他開始時懸著一顆心，擔心陳伯鈞會被槍斃。
因為紅軍本來人員就不多，像陳伯鈞這樣的年輕幹部更為珍貴，如果因為過失傷人而被判了死刑，實在是可惜，也不利於革命事業。幸虧毛澤東沒有感情用事，而是從革命利益出發，巧妙地從輕發落，救了陳伯鈞一命。
譚政非常贊同毛澤東的這種處理方法，並從中學到了不少東西。
譚政在擔任了一段時間的秘書之後，毛澤東曾派他到三十一團檢查整頓部隊紀律。
這是在部隊打下永新城之後的事。當時駐紮在永新城的是紅三十一團，它的老底子是秋收起義時的工農革命第一團，按說其基礎是不錯的。但是，要建設一支完全與舊軍隊不同的新型軍隊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就在部隊準備撤出永新城時，一些人故態復萌，舊軍隊的舊習氣又冒了出來，特別是少數舊軍官出身的幹部，有逛窯子、斗紙牌的；有搜俘虜腰包發洋財的。
這些幹部的表現，直接影響了部隊的紀律，於是，有的戰士對商業者「一律沒收」，商店裡的東西亂抓亂拿，小商小販的挑子也不放過，甚至連理髮挑子也滴溜噹啷地挑出了城！
毛澤東知道後，非常氣憤，他將譚政派往三十一團，專門對撤出永新後的部隊紀律敗壞、違反城市政策、侵犯群眾利益等情況進行檢查，為的是加強部隊的政治工作。
譚政沒有辜負毛澤東的信任，他對三十一團在永新違反政策、紀律的情況，以及部隊政治工作中存在的一些問題，進行了認真負責的檢查和整頓，並給前委寫了專題報告。毛澤東看了報告，批了「軍紀是軍隊的命脈」這樣的話，並向紅軍部隊重申了三大紀律和六項注意。
譚政的政治水平和工作能力得到了毛澤東的賞識。不久，三十一團黨代表何挺穎犧牲，毛澤東派譚政去接替何挺穎的工作。行前，毛澤東和譚政談了政治工作的重要性及做好政治工作的方法。末了，毛澤東似是玩笑、似是鼓勵地對他說道：「譚政，這次可真是談政嘍。」
這時，譚政年僅23歲。從此，他與人民軍隊的政治工作結下了不解之緣。
離開井岡山根據地之後，譚政基本上沒有離開過人民軍隊，而且大部分從事的是軍隊的政治工作。
紅軍時期，他任過紅四軍軍委秘書長、軍政治部訓練部部長、紅十二軍政治部主任、紅一軍團第一師政委、紅一軍團政治部組織部部長，並參加了長征。
抗日戰爭時期，他任過八路軍後方政治部主任、中革軍委總政治部主任、陝甘寧晉綏聯防軍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
解放戰爭時期，他任過東北民主聯軍政治部主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
全國解放後，他任過中南軍區第三政委、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國防部副部長、中共中央軍委常委。
1955年，譚政被授予中國人民解放軍大將軍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