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邊界的經濟是農業經濟」，這是毛澤東對井岡山根據地經濟形態的準確定性。
自給自足的農業經濟，是實行武裝割據的基本條件。井岡山地區的地理位置和氣候條件，適宜於農作物的生長，使鄉村可以不依賴城市而存在，有利於割據的武裝力量生存。
但是，因封閉和落後而導致生產力水平低下，也是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的主要特徵，它嚴重地束縛著邊界經濟的發展，在需要足夠的給養以維持眾多部隊進行長期武裝割據的情況下，使得供需矛盾非常突出。
當毛澤東最初率領工農革命軍到寧岡茅坪「安家」時，近千人的部隊本不算多，但部隊給養都覺困難，特別是吃飯問題更為棘手，以至於當時部隊又下山時，每到一地都不忘「打土豪，籌款子」。
吃飯問題在毛澤東和朱德率領的兩支隊伍會師之後，更趨嚴重。
當時負責部隊後勤工作的范樹德回憶說：「開始，我們這支隊伍只有千把人，沒收地主的存糧就能解決吃飯問題。例如：到了遂川以後，只要打幾家土豪，就能解決我們一段時間的吃飯問題。……1928年4月，朱德、陳毅同志率領湘南部隊和我們的部隊在井岡山會師，人數猛增到一萬多，湘南來的部隊中很多是一家都來了。他們為了革命而離開家鄉，到了井岡山，但是我們又不可能都把他們組織成嚴密的部隊，又不能讓他們在井岡山當『叫花子』。」
嚴重的問題擺在了面前：在經濟落後的井岡山地區，要長期維持一萬多人的吃飯，確實不是易事。范樹德算過一筆賬：「當時我們每個人一天吃老秤（老秤1斤是16兩）24兩，合1斤半。這樣每個人1個月就需要45斤。」
如此推算，1萬人1天就要吃掉1.5萬斤糧食。這可不是一個小數目！以至於毛澤東在給江西省委並中央的信中，發出了「一萬人的群眾拖泥帶水」，「吃飯大難」的驚呼。
為了解決「吃飯大難」的問題，邊界黨、軍委和毛澤東、朱德等採取了一些斷然措施：壓縮戰鬥力不強的湘南農軍部隊，除編在十師的第二十九團之外，其他永興、資興、郴縣等地來的農軍，全部返回湘南；加大打土豪的力度，紅軍每到一個地方就立即派出一支小隊伍，專門打土豪，通過這種辦法搞糧食、搞物資；節省一切非必要的開支，以盡量節約有限的經費去購買糧食。
這些措施很快奏效，特別是1928年5月底的遣返湘南農軍的工作，紅四軍軍委做出決定之後，由湘南農軍編成的三十、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團的數千名農軍及其家屬，立即從江西的寧岡，經湖南酃縣的水口向湘南轉移，在到達資興縣邊界的彭公廟後，即兵分數路，各自返回原籍。
邊界軍民的吃飯壓力由此減輕不少。
儘管如此，根據地要維持一支有一定規模的正規紅軍，還是困難不小。要從根本上保證紅軍的給養，還有賴於邊界經濟的發展。
由於邊界經濟是農業經濟，發展邊界經濟實際上就是要發展農業生產。毛澤東和邊界黨組織清醒地認識到了這一點，在緊張的軍事鬥爭中，他們還採取了一些措施，努力發展邊界的農業生產。
在井岡山根據地，隨著土地革命的開展和逐漸深入，農民獲得了土地，生產力得到了解放，可謂是「土地回老家，農民笑哈哈」。這就為發展邊界的農業生產創造了最基本的條件。
分到了田不等於收到了糧食，邊界各級蘇維埃政府在組織開展分田鬥爭的同時，不忘督促分到了田的農民勤耕細作、努力生產。
有了自己土地的農民，雖然有生產的積極性。但是，在以軍事鬥爭為主的邊界地區，特殊的環境使得農民發展生產受到了一些制約。
其一，青壯年男子大多參軍參戰，以致勞力匱缺；其二，許多分到了田的貧僱農，因家底薄弱，農具、耕牛不足。
蘇維埃政府於是號召婦女走出家門，充當農業生產的骨幹。一位叫張冬蓮的婦女曾回憶說：「那時，強壯的男人都去打土豪劣紳或參加紅軍了，家裡只剩下老弱病殘。於是，犁田、耙田、插秧都是我們婦女乾的。……我們三灣村的婦女，既是生產的骨幹，又是參加打仗、打土豪分田地的積極分子。那時，我們是很辛苦的，很困難的，但在艱難困苦的環境中我們都很愉快。」
這就是邊界的婦女，就是為井岡山根據地的建設作出了巨大犧牲和貢獻的邊界婦女！
為了解決一些農戶勞力、農具、耕牛不足的問題，各級蘇維埃政府還在邊界早已有的農忙換工的基礎上，動員和組織群眾實行勞力換工和耕牛農具互助。一些地方還組織起了耕田隊，互相幫助，共同克服生產中的困難。
在動員農民積極發展農業生產的同時，為了支持邊界的農業生產，特委、軍委還要求紅軍指戰員在分兵發動群眾之際，積极參加生產勞動。毛澤東以身作則，在率領三十一團一部到永新西鄉的塘邊一帶進行邊界土地革命的試點工作時，他就曾帶著賀子珍、賀敏學及三十一團團部的同志到泉水窩幫助鄉親們割禾，給當地群眾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為了促進邊界經濟的活躍，打破敵人的嚴密經濟封鎖，毛澤東等接受寧岡縣委書記龍超清和邊界政府主席袁文才的建議，決定在靠近酃縣邊界的大隴開辦一個紅色圩場，以此溝通赤白區的貿易。
1928年7月15日，大隴紅色圩場正式開圩。這天，人們早早地從四面八方湧向圩場。在川流不息的人群中，有來自寧岡本縣的農民，也有紅軍採購員，還有來自遂川、酃縣、茶陵邊界的小商小販。圩場上貨物堆積如山，土特產、中草藥、家禽野味、布匹食鹽、糧食油類，樣樣齊備，應有盡有，價格公道，秩序井然，整個圩場呈現一派興隆景象。
賴春風在《毛委員領導我們建立紅色圩場》中，談到了大隴紅色圩場開闢對邊界經濟的積極作用：「大隴紅色圩場開闢後，白區的商販和人民群眾一致反映：『我們來到紅色大隴圩場做生意，感到什麼都比白區新鮮，心情格外舒暢，紅區和白區真是兩重天！我們哪怕冒著生命危險，也要到根據地來做生意，支援根據地人民的鬥爭。』井岡山根據地人民群眾說：『毛委員真英明……』大隴圩場開得好，不僅打破了敵人的經濟封鎖，渡過了難關，而且促進了根據地工農業生產和經濟建設的發展。」
由於採取了一系列發展農業經濟的措施，使邊界的農業生產在敵軍的嚴密封鎖下，反而有所發展。1928年秋，根據地獲得了農業豐收，其中寧岡縣的糧食有較大增長。這對保證紅軍的給養、鞏固和發展根據地都起了很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