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委1928年7月擬定的宣傳口號中有如是一條。
而這時的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分田不僅僅是宣傳口號，已真正付諸實際行動，土地革命在根據地蓬蓬勃勃地開展起來。
湘贛邊界工農兵政府是邊界土地革命的領導機關，專門成立了土地部負責這項工作。而在縣、區、鄉的各級工農兵政府，也專門成立了土地委員會。
土地委員會由工農兵代表大會選舉產生，一般由5～7人組成。工農兵政府在討論土地分配時，先要由土地委員會進行研究，提出方案。為此，土地委員會必須就土地問題進行調查研究，要制定分田方案、劃分階級。因為是否分田，是以階級成分來決定的。鑒於當時「主要對準地主、富農來進行土地革命」，所以劃分階級的事往往比較簡單。
各級工農兵政府對土地革命的領導，使農民群眾很自然地將土地革命問題與工農兵政府聯繫到了一起。到井岡山根據地不久的湖南省委代表杜修經評價說：「『蘇維埃政府』在一般民眾的認識程度，是以解決土地問題為標準的。」
在剛剛建立起來的根據地內，全面鋪開土地革命，幹部和骨幹的缺乏是一個突出的問題。為此，邊界特委抽調和派出了大批紅軍幹部到各縣的鄉村，幫助和指導分田工作。
當年被派到寧岡縣葛田鄉的王紫峰迴憶說：「我在手槍隊只有一個多月，後來地方上要幹部，就從軍隊中抽調一部分人去。因我在家鄉13區蘇維埃政府工作時，曾搞過分土地，所以把我調出來了。」
「我在葛田村幫助分土地。鄉里成立了一個調查委員會，登記人口，登記土地。」
「當時對『抽肥補瘦』還不懂，我們沒收地主的土地，分給沒地或少地的農民。以一個大村為單位，按人口平均計算需要多少土地，在這個範圍內調整補足。地主的土地全部被我們沒收，富農的土地沒收多餘部分。分好了，就登記姓名、畝數和規定歸誰使用，然後插牌子。……我們在葛田村幫助農民分配土地，每人分了3畝多田。」
「抽肥補瘦」，很形象的提法，這是當時分配土地的一個原則，是毛澤東提出來的。
根據地在最初確定分配土地的方法時，一般是以原耕為基礎，按照分配土地的平均數，多出來的土地拿出來，少了的則補足，此為「抽多補少」之原則。
然而，井岡山地區地域廣闊，土地貧瘠與肥沃的情況差距很大，在實行「抽多補少」方法的過程中，發現這種辦法有利於富農，而不利於貧僱農。這是因為富農的地，一般都比較好，而貧僱農種的地，一般都比較差。「抽多補少」，富農的好田往往就分不出來。於是，毛澤東又提出了「抽肥補瘦」的原則，把富農的好田也要抽出來補給貧僱農耕種，這樣才能真正滿足貧僱農的土地要求。
「抽肥補瘦」的方法也不難，以每畝田4擔谷為標準來估計，分上、中、下三種田，進行登記造冊，然後按上、中、下搭配分田。這樣一來，使土地分配更趨合理。
井岡山根據地的分田，還確定了兩項重要的基本原則。
一是以鄉為單位進行土地分配。在什麼樣的範圍內進行統計和計算，來確定分田的平均數，是根據地土地革命必須解決的一個問題。在秋收起義之前的1927年8月19日，毛澤東在為中共湖南省委起草的《土地綱領》中規定的是「以區為單位」。而在井岡山根據地最初的土地分配中，採用的是以村為單位的做法。經過一段時間的實踐，覺得以村為單位的方法不太好，容易為地主、富農所利用。毛澤東經過調查研究，提出以鄉為單位來進行土地分配，實踐證明，這個方法較為切合實際，效果較好。
二是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邊界各縣的土地革命，實行的是沒收一切土地重新分配，而分配標準是以人口為單位。所有鄉村中男女老幼，一律參加平分土地。「小孩得大人之半數田，手工業者地主一律照分。」這與中共六大決議案中關於只「沒收地主階級的土地」，而不是「沒收一切土地」的主張有所不同。這是因為，中共六大是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在莫斯科召開的，待其精神傳到井岡山時，根據地的土地革命早已全面展開，並且實行的是沒收一切土地重新分配。此時如按六大的決議改過來，將貧苦農民已經分到手的土地再還給富農、地主，就會挫傷貧僱農的積極性。所以，決定「分了田的已算了事，以後再分按中央政策辦」。
分田的政策基本確定之後，井岡山根據地的分田全面鋪開，很快取得了成效。湖南省委代表杜修經1928年6月15日在向省委的彙報中，詳細介紹了井岡山的土地分配情況：「現在寧岡的土地已快分清楚，永新也分了一部分。分配的方法：多以鄉蘇維埃為單位，由區蘇維埃派人協同鄉蘇維埃將全鄉每家土地、人口調查清楚（如少報土地的，查出後，即取消其分田的權利），再由鄉蘇維埃將人口、土地統計，看每家分多少，乃根據他原有的田數定其應出進多少。分定後出一榜，又依榜到各田去插一牌子，即歸其正式營業。如過去我耕田很多，現在分少了，原田分給別人了，農民便要拔去秧苗，不要好了別人，結果是由現得田的人補以工錢，或將來平均分谷解決了。照他們這種方法，每人可分谷八擔，大小人口一樣多。」
分到了田的貧苦農民，感激不盡，他們說：「這樣，要共產黨真萬歲才好！」
當然，他們也不無擔心：「土豪回來怎樣呢？」
還沒有開始分田的貧苦農民，望眼欲穿，他們不時地問：「分田的公事來了嗎？」
杜修經上述報告的內容，不久後即登載在《布爾什維克》第25期的一篇署名覺哉的文章中，向全黨作了介紹。
在大革命失敗之後的革命低潮之中，當全國到處是白色恐怖，許多地方的共產黨人不得不為生存而頑強抗爭時，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卻成功地開展了土地革命，這對處於困境中的中國共產黨人，有著極大的鼓舞作用。
農民分得了土地，蘇維埃政府的工作並未到此為止，他們還要督促農民生產，堅決杜絕拋荒。
《寧岡縣第三區第八鄉蘇維埃政府布告》，就反映了蘇維埃政府對分得田地農民的要求，不妨全文錄下：
本府現已成立，從今奪取政權。
肅清反動革命，隱藏罪以牽連。
打倒封建勢力，嚴禁賭博洋煙。
紅軍幫我工農，瓜分地主糧田。
屬鄉均已分好，務遂耕耘在前。
倘有自由拋荒，查覺重責難免。
刻下稻熟之期，不準鵝鴨放田。
特示布告於後，各宜領遵為先。
當然，由於缺乏經驗，井岡山的分田也存在一些問題：「沒收一切土地」而非「沒收地主土地」的口號和做法，既不符合中央的有關精神，又人為地增加了土地革命的對立面，直到接到中央六大決議案，才開始糾正。採取的辦法是，「分了田的已算了事，以後再分按中央政策辦」。
出現了一些「左」的做法，例如為了打破一些農民「等公事來」的依賴觀念，採取了包括燒毀原有田界在內的「種種辦法」，而做耐心深入的發動群眾工作不夠。
在實行分田的時期，有些富農站在大自耕農的地位上主張合耕，以阻撓土地分配，有的甚至混入革命隊伍，反以「蘇維埃政府」的政權，來打擊貧農。
儘管如此，井岡山根據地的土地革命基本是令人滿意，並取得了一定成果的。從4月到7月，短短几個月的時間，湘贛邊界各縣的土地基本分配完成。土地革命的深入，極大地激發了廣大貧苦農民的鬥爭積極性，不僅解放了農村生產力，也有效地支援革命戰爭，加快了革命根據地的建設步伐。
就在農民分得了土地的這一年，井岡山地區的莊稼獲得了很好的收成，使邊界政府的財政收入有了一定保障。毛澤東在寫給中央的信中說：「土地稅：寧岡收的是百分之二十，比中央辦法多收半成，已在徵收中，不好變更，明年再減。此外，遂川、酃縣、永新各一部在割據區域內，都是山地，農民太苦，不好收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