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的十六字訣游擊戰術，是毛澤東在井岡山時期總結工農紅軍和根據地人民實踐鬥爭經驗的基礎上提出來的，它成為工農紅軍戰勝敵人的著名戰略戰術理論。
毛澤東是個文人，但革命形勢逼著他非成為一員戰將不可。
當毛澤東在井岡山蒙受打擊，被「開除黨籍」，不得不去當師長的時候，曾十分感慨地說：「軍旅之事，未知學也，我不是個武人，文人只能運筆杆子，不能動槍。秀才造反三年不成，當師長有點玄乎。」
但是，毛澤東善於「從游泳中學會游泳」。在井岡山時，他最珍貴的「家產」就是兩個竹編的書簍。無論他走到哪裡，總讓警衛員帶著這兩個書簍。他最常看的是兩本書，一本是《共產黨宣言》，另一本是《孫子兵法》。1928年5月，紅軍攻下湖南軍閥譚延闓的老家高隴，毛澤東得到了一本《三國演義》，他對此愛不釋手，成了他自學軍事的「課本」。
秋收暴動前夕，毛澤東和黨內其他同志一樣，希望迅速取得全國的勝利。秋收起義受挫之後，特別是率領秋收起義部隊轉戰湘贛邊界常常遭受強敵襲擊騷擾時，毛澤東終於從嚴酷的現實中認清了真正的形勢，即「敵強我弱，敵多我少」。於是，他不得不把戰略的基點放在如何「以少勝多，以弱勝強」上。
上了井岡山後，毛澤東與山大王交上了朋友，常常與袁文才、王佐在樹陰下、石桌旁談古論今，交換思想。
毛澤東不停地思索著這樣一個問題：為什麼這些山大王們力量那麼小，卻能夠存在那麼多年？我們怎樣才能在井岡山上站穩腳跟？在與王佐的交談中，王佐給他講了井岡山上的一個老土匪——即他的師傅「朱聾子」的故事。
朱聾子原名叫朱孔陽，廣東人。1920年在湖南軍閥部隊里任連長，由於不滿上司剋扣軍餉，帶了20多個弟兄來到井岡山上當綠林。因他專門打富濟貧，關懷綠林弟兄，隊伍越拉越大，「官軍」多次上山進剿，他帶著弟兄往密林中一鑽，沿著山繞幾個圈圈，就把「官軍」甩掉了。
朱聾子常在他的部屬面前誇口說：「眼睛瞎的鬥不過我耳朵聾的，會打仗的搞不過我會打圈的。」他告誡部屬：「你用不著知道怎樣打仗，只要知道怎樣同敵人打圈就行了。」
毛澤東聽了，恍然大悟，深受啟發。
1927年10月間，寧漢戰爭爆發，各派軍閥大動干戈，井岡山邊界守敵空虛。
毛澤東決定擴大地盤，攻打茶陵。在陳皓、宛希先等指揮下，部隊很快就佔領了茶陵城。
40多天後，湖南軍閥2000多人攻過來了。工農革命軍當即拉開了與敵人打硬仗的架勢。有人看到敵人來勢兇猛，敵強我弱，主張撤退。但遭到多數人的反對：「我們是工農革命軍，要的是大無畏精神，看見這麼一點敵人就怕了，全國那麼多反動派怎麼能打倒？革命者要永遠勇往直前！」
工農革命軍與敵人展開了激烈的戰鬥，結果損失慘重，最後不得不撤回山上。
毛澤東從這件事中認識到：朱聾子的方法要讓整個部隊都懂得。於是，他集合全體部隊，在礱市的大草坪上給他們上了一堂軍事課。
他說：「戰法無常，要善於根據敵我情況，在消滅敵人保存自己的原則下，拋掉舊的一套，來個戰術上的轉變。現在敵強我弱，不能再用過去那套戰法，一口吃不了胖子。從前井岡山上有個老土匪，和官兵打了幾十年交道，總結了一條作戰經驗：不要會打仗，只要會打圈。打圈是個好經驗。今天我要把這條井岡山流傳下來的經驗改兩個字：既要會打仗，又要會打圈。打圈是為了避實就虛，殲滅敵人，使根據地不斷鞏固擴大。強敵來了，先領著他兜圈子，等它的弱點暴露出來，就要抓得准，打得狠，要打得乾淨利落，要繳到槍，抓到人。」
接下來，他依據《孫子兵法》上的「走為上策」作了進一步的發揮：「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賺錢就來，蝕本不幹，這就是我們的戰術。」
毛澤東的總結，既生動，又形象，很快被他的部下所接受。
不過，「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還只是規定了「打」和「走」的戰術。「打」畢竟是主要的，「走」是為了「打」。怎麼打呢？選擇什麼樣的敵人「打」？
1928年初，敵人攻佔了寧岡。毛澤東運用「分兵以發動群眾，集中以對付敵人」的戰術，組織暴動隊、赤衛隊日夜騷擾新城之敵，使敵人一日數驚，寢食難安。後來，毛澤東率主力從遂川回寧岡，一舉攻克新城。毛澤東把新城之戰稱為「敵駐我擾」。
與此同時，中共萬安縣委領導群眾暴動，在戰鬥中應用「堅壁清野，敵來我退，敵走我追，敵駐我擾，敵少我攻」的策略，與敵相持半個月，敵軍無可奈何。
這樣，1928年1月中旬，當前敵委員會在江西遂川縣城五華書院召開遂川、萬安縣委聯席會議時，毛澤東總結了前段黨領導紅軍戰鬥及萬安暴動的經驗，首次提出了游擊戰「十二字訣」：「敵來我走，敵駐我擾，敵退我追」。這就是後來十六字訣的最早藍本。它初步奠定了紅軍游擊戰術的基本原則。
在與毛澤東會師之前，朱德也在研究游擊戰術。他從南昌起義後部隊幾次作戰中得出教訓，在敵大我小、敵強我弱、敵向我進攻時，決不能跟強敵硬拼。同時他還研究了怎樣從打大仗轉變為打小仗的新戰術。坪石大捷，就是以少勝多的典型戰例。在犁鋪頭整訓部隊時，他寫下了《步兵操典》和《陣中勤務》兩本教材，講述了游擊戰術。這樣，當毛澤東和朱德會師後，兩人就常常一起研究游擊戰術。
隨著游擊戰爭的深入與擴大，紅軍的游擊戰術也不斷地得到豐富和發展。這些豐富、具體的游擊戰術，有力地指導了當時的游擊戰爭。
這時候，湘贛邊界的紅軍主力只有4個團，而敵人經常有7至8個團，最多時達18個團。敵眾我寡，紅軍就是靠的靈活運用游擊戰術一次次地戰勝了敵人。在5月上旬的五斗江戰鬥中，紅軍採取優勢兵力、殲敵一路的作戰方針，殲敵大部；攻打永新縣城時，紅軍採取「敵駐我擾、敵疲我打」的戰術，擊傷敵軍師長楊如軒，使敵人不敢分兵，放哨也得派一批人。
正是在粉碎國民黨軍隊對井岡山根據地第二次「進剿」中，毛澤東、朱德把紅軍的作戰經驗概括為「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的游擊戰十六字訣。
5月上旬的一天，毛澤東主持召開了一次前委擴大會議，他在會上援引古今中外戰例，作了一個戰略性報告，首先提出了「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的十六字訣，讓大家分析研究。朱德也對有關游擊戰術方面的問題發表了詳盡的意見。經過一番熱烈的討論，紅軍十六字訣的游擊戰爭的戰略戰術基本原則就這樣形成了。會後，第二十九團黨代表宛希先向駐在永新石灰橋的二十九團基層幹部傳達了「十六字訣」，並一句一句地作了解釋。
在這一軍事原則的指導下，紅四軍於5月中旬、6月中旬接連打退了國民黨軍隊對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兩次「進剿」。龍源口大捷，就是一個運用十六字訣的最好的範例。
1929年4月5日，由毛澤東起草的《井岡山前委給中央的信》中，第一次將「十六字訣」用文字形式報告給中央，信中說：我們三年來從鬥爭中所得出的戰術，真是跟古今中外的戰術都不同。用我們的戰術，群眾鬥爭發展是一天比一天廣大的，任何強大的敵人是奈何我們不得的，我們的戰術就是游擊戰術，大要說來，分兵以發動群眾，集中以對付敵人，「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固定區域的割據，用波浪式的推進政策，強敵跟追，用盤旋式的打圈子政策」，「很短的時間，很好的方法，發動很大的群眾，這種戰術正如打網，要隨時打開，又要隨時收攏，打開以爭取群眾，收攏以應付敵人，三年以來，都是用的這種戰術」。
毛澤東總結出來的這一整套游擊戰術，成為指導紅軍游擊戰爭的基本原則。毛澤東把這十六字訣稱之為「適應當時情況的帶著樸素性質的游擊戰爭基本原則」。人民軍隊後來的戰略戰術，就是由它發展起來的。
「軍旅之事，未知學也」的毛澤東，不僅「在游泳中學會了游泳」，而且創立了他的游擊戰理論，成了一代軍事名家。
若干年後，在太平洋的彼岸，曾出了一個著名的「游擊戰專家」，他就是古巴的格瓦拉。他對毛澤東的游擊戰「十六字訣」竟推崇備至，奉為游擊戰爭的經典，反覆地向古巴游擊隊員傳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