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6月4日，遠在上海的中共中央給在井岡山的朱德、毛澤東寫了一封長信。這是在收到毛澤東於5月2日在永新發給中央的報告後，中央所作的回覆，是關於目前形勢及今後的任務與工作的指示信。
這封信在路上輾轉了5個月，直至11月2日才送達井岡山。
儘管是一封遲到的信，但很久未曾接到過中央指示的毛澤東及他的同志們，仍然十分珍惜，認真對待。毛澤東在後來給中央的報告中，是這樣記述的：「中央六月四日來信，經過江西省委吉安縣委，於十一月二日才到井岡山。這封信好得很，糾正了我們許多錯誤，解決了這邊許多爭議的問題。這封信一到，即已發交軍中及地方各級黨部，十一月六日，向遂川出動的部隊集中井岡山，特委委員、軍中及地方的活動分子，共30餘人（朱德、陳毅、何挺穎、何長工、袁文才、王佐、譚震林、鄧乾元、李卻非、陳正人、王佐農、蕭萬俠、劉輝霄、謝貴標、劉敵、熊壽祺、楊開明、曹嶸、鄧允庭、毛澤東、宋喬生、彭祜等均到，湖南省委代表袁德生亦參加），由特委召集開會，討論中央來信。」
中央來信以很大的篇幅介紹和分析了國內的革命形勢，明確指出「中國革命現在仍然是資產階級民權革命的性質」，「然而他發展的趨勢是生長而向社會主義方向走的」，因此，「此時只有無產階級來領導農民直接的完成此一革命的使命」；「在這一階段中，我們的政策是：沒收土地，推翻地主制度和封建的關係，建立工農獨裁的蘇維埃政權」。
對於井岡山革命根據地，中央來信充分肯定了其重要地位：「你們所佔領的地域是江西的永新、寧岡、遂川，然而你們的地位仍然處在三省暴動布置的中心地位。因此你們在三省暴動的前途上所負的責任是很重大的。」
為此，中央對井岡山根據地的任務和工作提出了8條指示。
關於任務，十分明確：「在湘贛或贛粵邊界以你們的軍事實力發動廣大的工農群眾，實行土地革命，造成割據的局面向四周發展而推進湘鄂贛粵四省暴動局面的發展。」
關於方法，毫不含糊：「就是要徹底的沒收地主階級的土地由鄉蘇維埃重新分配。」
關於軍隊，需要改造：「你們可以正式改為紅軍」，「必須依照中央最近的軍事工作決議案改造你們的軍隊，使僱傭式的軍隊變成志願軍」，「在政治上設政治部取消黨代表，實行士兵的政治訓練」。
還有其他一些具體的政策、措施及要求。
中央的來信，對於在井岡山根據地堅持鬥爭的人們來說，除了精神上的鼓勵之外，更重要的是使大家認清中國革命的性質與任務，清楚了自己的鬥爭在全國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明確了今後的任務及加強邊界鬥爭的一系列原則、政策，這對於井岡山根據地後來的鞏固和發展，起了至關重要的指導作用。
在中央來信中，還提出了組織前敵指導機關的問題：「中央認為有前敵委員會組織之必要，前敵委員會的名單指定如下：毛澤東、朱德、一工人同志、一農民同志及前委所在地黨部的書記等5人組織，而以毛澤東為書記。前委之下組織軍事委員會（同時即是最高蘇維埃的軍事委員會），以朱德為書記。此外還需組織一職工運動委員會，以前委之一工人同志為書記。」
根據中央的這一指示，毛澤東再次擔任了前委書記一職。不過，這時的前委，不再是湖南省委組織的領導秋收起義的那個前委，而是重組的紅四軍前委。
11月6日，邊界重新組織了前敵委員會，「依中央的指定，以毛澤東、朱德、地方黨部書記（譚震林）、一工人同志（宋喬生）、一農民同志（毛科文）五人組成，毛澤東為書記」。
至於前委的管轄範圍，中央來信認為：「當然要由環境決定，暫時可包括：永新、寧岡、遂川、萬安、茶陵、攸縣、酃縣，所有這一地區是工作完全受前委的指揮。如前委在江西境內時受江西省委指導，在湖南境內時受湖南省委指導，同時與兩個省委發生密切關係。」
紅四軍前委同時受江西、湖南兩個省委領導，這也是當時的特殊環境，以及井岡山根據地所處特殊地理位置，而採取的特殊措施。
前委的建立，使井岡山根據地內有了統一的黨的領導機構，並且由於前委統轄湘贛邊界特委和紅四軍軍委，對加強邊界黨和軍隊的集中領導，協調軍隊與地方的工作，也起了重要的作用。
紅四軍前委建立不久，即於11月13日至15日，在寧岡新城召開了紅四軍黨的第六次代表大會。
紅四軍黨的第五次代表大會是5月間在寧岡茅坪召開的，這之後頻繁作戰，半年來一直未得休整。11月9日在寧岡新城和永新龍源口擊敗贛敵周渾元團之後，根據地戰事稍寧。於是，為了整頓軍中的黨，處理政治、軍事、黨務等各種重要問題，有必要召開黨的第六次代表大會。
據1928年11月16日編輯的《紅軍第四軍第六次黨代表大會決議案》記載：「六次大會於11月13日開預備會，14日開正式會，15日閉會，計到代表79人。四軍全軍的支部除三十二團一營遠在永新派代表來不及外，所有支部均有代表參加，各代表所攜提案計30餘種，經一度整理將意見相同者合併計得17種。大會中討論了政治、軍事、黨務各種重要問題，尤其對於中國革命性質問題有長時期之辯論，這是六次大會的特點。關於各種提案因各代表身負重責急需回部工作，不能逐一討論，乃決定移交新軍委討論執行。新軍委選舉，最初由大會主席團提49人候選名單，經大會選定23人為六屆軍委委員，組織執委會進行一切工作。大會於15日閉幕。這次大會一切決定關係紅軍前途及邊界發展至鉅。」
紅四軍黨的「六大」通過的決議案有《政治問題決議案》、《黨務決議案》、《軍事問題決議案》、《經濟問題決議案》、《紀律問題決議案》等5個重要文件。
從以上幾個文件中，可以看出大會的成效。
大會作了長時間辯論的「中國革命性質問題」，在《政治問題決議案》中有了這樣的表述：「根據國際2月間對中國革命問題決議，認定中國革命還是一個資產階級的民權革命階段。這個革命的領導是無產階級，其內容對外推翻帝國主義統治，完成民族之解放，對內推翻軍閥完成土地革命，將封建剝削關係消滅，使中國被壓迫群眾得到民權自由……我們從過去的鬥爭中，證明國際意見的真實。從廣州暴動以來，各地燒殺主義便是根本誤解了中國革命性質……我們今後的行動是領導工農兵群眾及小資產階級，擴大民權革命運動，深入土地革命，推翻目前最反動的局面。」
這個對中國革命性質的認識，與共產國際、中共中央的有關決議精神基本相符。尤其難能可貴的是，紅四軍的黨員同志，敢於聯繫鬥爭實際，從誤解了中國革命性質的角度，來認識燒殺主義的錯誤。應該說，這是一個很大的收穫。
《黨務決議案》對紅軍中黨的建設，作了明確的規定，例如：紅軍各級黨部，要「竭力恢複秘密狀態」；「須經常成立政治訓練班，陶鑄黨務工作人材」；「須在戰鬥中發展黨員」；「切實做到連支委為紅軍核心，支委人數定5至7人」；「連支委為紅軍黨的工作的核心，黨代表則為此工作核心之負責者」。
值得一提的是，這個決議案中，明確提出「在事實上目前黨代表制度不應取消」，這與前委此前不久接到的中央六月來信中要求在紅軍中「取消黨代表」的精神不合，這大概是紅四軍根據自身的實際情況作出的決定，說明了紅四軍黨的「六大」在理解和執行上級指示時的務實態度。
毛澤東後來在給中央的報告中，亦支持上述意見，他說：「黨代表制度，經驗證明不能廢除。特別是在連一級，因黨的支部建在連上，黨代表更為重要。」
參加紅四軍黨的「六大」的代表，提出了30餘種提案，經歸納匯總為17個。主要有：健全擔架隊；建立軍事政治學校；整飭軍紀黨紀；囤積糧食於後方；頒布民權革命的政綱；禁止盲目的焚殺；保護中小商人利益等。這些提案雖未在會上討論，而授權新軍委會討論執行，但僅從這些提案的名稱來看，就可知代表們的民主和參與意識是何等之強！
紅四軍黨的「六大」選舉產生了新的軍委會。毛澤東在11月25日給中央的報告中彙報說：紅軍第六次黨的代表大會「選舉二十三人組織軍委，五人為常委，朱德為書記」。
紅四軍黨的「六大」，對紅四軍黨的建設以及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鞏固和發展，都有著重要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