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籍、客籍，是井岡山地區一個特殊的問題。
這個特殊的問題，竟也成了邊界黨的建設的又一大難題。
井岡山地區的土客籍矛盾，有著很深的歷史根源。
所謂土籍，是指世代繁衍下來的本地人；所謂客籍，則是指那些數百年前從北方遷徙過來的外地人。
土籍人多聚居在生產、生活條件較好的平地，並且佔有政治、經濟上的優勢；客籍人多集中在山嶺高地，經濟條件較差，政治地位也不高。
土客籍人之間有著明顯的界限，歷史上的仇怨非常深。土籍人把客籍人看作外來戶，輕視、歧視；客籍人將土籍人當作壓迫者，不滿、仇恨。日積月累，數百年下來，矛盾越來越深，爭鬥越來越烈。在土客籍矛盾特別嚴重的地方，甚至土籍學生和客籍學生都不能在一個學校讀書。
在井岡山根據地建立後，這種土客籍的矛盾和鬥爭，竟然也影響到共產黨內來了，而且其嚴重程度，大大超出毛澤東等人的想像，以至於毛澤東在其起草的《井岡山前委對中央的報告》中驚呼：「這種土客籍的界限，在道理上講不應引到被剝削的工農階級內部來，尤其不應引到共產黨內部來。然而在事實上，因為多年遺留下來的習慣，這種界限依然存在。」
這種界限的存在，使邊界黨組織也出現了土籍革命派和客籍革命派之分。
在寧岡，這個問題尤為突出。寧岡縣土籍革命派和客籍革命派的代表人物，竟然分別是寧岡縣黨組織的負責人龍超清和武裝力量的負責人袁文才。
龍超清和袁文才，都是毛澤東引兵井岡山、建立根據地所倚重的關鍵人物。在根據地創建之初，他們倆還合作得很好，共同配合毛澤東率領的工農革命軍，打開了鬥爭的局面，而且龍超清還是袁文才的革命引路人和入黨介紹人，兩人在共患難的時候並沒有看出有什麼矛盾。
然而，他們後來還是捲入了土客籍矛盾的旋渦之中，難以自拔。
由於邊界以龍超清、朱昌偕、王懷等為代表的土籍革命派，大多是各級黨組織的負責人，以政治力量佔優；而以袁文才、王佐為代表的客籍革命派，大多是軍隊或地方武裝的負責人，以軍事力量為強。於是，就有了「土籍的黨，客籍的槍」之說。
「土籍的黨，客籍的槍」，使邊界黨組織的建設和革命鬥爭受到了極其嚴重的損害，造成了極不好的影響。
1927年底，寧岡縣農協發出通牒，要捉拿8個土豪，其中土籍有6個，客籍只有2個，於是，一些和土豪有某種裙帶關係的土籍群眾就放出話來：打土豪土籍人吃了虧。
1928年2月，成立寧岡縣工農兵政府，毛澤東親自推舉活捉反動縣長張開陽的土籍農民、暴動隊長文根宗出任工農兵政府主席；未料，客籍革命派不滿，文根宗就任不到3個月，他們就提出「輪流坐莊」方案：每屆任期3個月，最多不能超過兩屆任期，5月，他們果然推出客籍的甘金煌取代了文根宗；僅過了1個月，土籍革命派掌權的縣委又以甘金煌「文化低，能力差」為由，將甘撤換掉。
邊界「八月失敗」時，土籍豪紳帶領白軍打入根據地，土籍農民紛紛掛起白帶子「反水」，帶領白軍燒屋搜山，壓迫客籍農民；後來紅軍重返井岡山，土籍農民不少跟著白軍逃走，客籍農民又去沒收土籍農民的財物。
這樣的事，在邊界經常發生。
尤其是這種矛盾和鬥爭，直接影響到了土地革命。在寧岡，三次分田都因土客籍的矛盾而發生了一些問題。
第一次，1928年2月，因居住在山區的客籍農民未分到居住平疇的土籍人的大田而產生意見，使田遲遲分不下去；第二次，1928年5月，改「以鄉為單位」為「以區為單位」，這一次分青苗，又因土籍農民有瞞田不報無法查清的情況，而未能分均勻；第三次，「八月失敗」後，又重新分了一次田，仍然是因土客籍的矛盾紛爭的緣故而未能分好。
土客籍之間的矛盾還直接導致了土籍幹部和客籍幹部之間個人恩怨的形成。
一天，寧岡縣黨、政、軍主要負責幹部集中開會。龍超清佩帶著一支新繳獲的手槍到會，有點沾沾自喜。
袁文才見了覺得不舒服，就很不客氣地對龍超清說：「你是縣委書記，管全縣的黨務，又不要上前線，要手槍幹什麼！」
說完後，袁文才竟動手當眾下了龍超清的手槍。
龍超清頓時氣得臉色鐵青，渾身發抖。他想發作，但考慮到袁文才手握兵權，不宜公開抗衡，只好強抑怒火，忍了下來。
此後，龍超清對袁文才非常記恨，他多次在黨內幹部中說自己介紹入黨的這個人「匪性不改」。
對於土客籍的矛盾及其造成的危害，毛澤東深感憂慮。
為了解決邊界土客籍之間的矛盾，為了加強黨內的團結，毛澤東做了大量的工作。對於黨內同志之間發生的土客籍矛盾，他既曾出面干預和制止，又曾苦口婆心地勸說和開導。
陳正人在其回憶文章中寫道：「毛澤東為了克服土客籍矛盾和地方主義，首先在黨內進行教育，指出，土客籍對立，地方主義，都是封建社會的產物，是封建剝削階級思想的反映，我們是共產主義者，我們要用階級鬥爭的觀點，反對封建的土客籍對立和地方主義。並且明確指出，土客籍矛盾和地方主義，都是地主階級搞起來的，天下窮人是一家，工農是一家，要講共產主義、國際主義，共產黨員不能分你姓什麼，他姓什麼，你是土籍，他是客籍，也不能分縣界、區界、鄉界，這些都是和共產黨的思想不相合的，我們只要分誰是哪一個階級。其次還靠敵人來做『反面教員』，敵人來了不管你是土籍、客籍，也不管你是哪個地方的，凡是革命的就一律鎮壓、屠殺，這樣就教育了大家，就是說要在鬥爭中進行教育。」
當然，要解決土客籍的矛盾，光有思想教育還是不夠的。
在組織上，「毛澤東同志很注意既要培養土籍革命幹部，也要培養客籍革命幹部。在客籍人多，土籍人少的地方，要設法把客籍幹部培養上來，鄉政府主席或支部書記，要培養客籍人來當。建立、發展黨組織時，也要注意這個問題，要注意發展客籍中貧僱農中的黨員。」
鑒於邊界土客籍矛盾根深蒂固，一時難以整治，毛澤東和邊界特委便採取了斷然的組織措施：將龍超清調往蓮花工作；任命袁文才為紅四軍參謀長、劉輝霄為前委秘書長，於1929年初隨軍行動；將既非土籍、又非客籍的何長工調任寧岡縣委書記。
多方努力，多管齊下，毛澤東及邊界特委消除土客籍矛盾的措施初見成效，邊界土客籍之間的矛盾逐漸趨於緩和。
不過，這種矛盾的緩和只是暫時的。邊界土客籍矛盾的紛爭和宿怨，始終未能從根本上消除，最後終於釀成袁文才、王佐死於非命的大禍。此是後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