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井岡山的鬥爭中，農民擔負起了革命主力軍的重任。紅軍中農民佔了多數自不用說，就是邊界各縣的黨組織，也「幾乎完全是農民成分的黨」。
這種狀況，也帶來了一個困擾著前委和毛澤東的問題，就是邊界各縣黨組織的思想建設問題。
在井岡山這樣一個相對封閉的山區，自給自足的農業經濟環境，使邊界各縣的黨，其成員基本上是當地農民。由於社會組織普遍是以一姓為單位的家族組織，所以黨在村落中的組織，也因為居住的關係，常常是一姓的黨員為一個支部，開起支部會議簡直就如同是家族會議。
另外，宗族裙帶關係在一些黨的組織中也嚴重存在，例如在寧岡縣委中，組織部長劉克猶、宣傳部長劉輝霄，就都是縣委書記龍超清的姐夫。
面對這種情況，毛澤東曾深有感觸地說：「在這種情形下，『鬥爭的布爾什維克黨』的建設，真是難的很。」
其所以難，是因為邊界各縣之間的地方主義很嚴重，一縣內的各區乃至各鄉之間也有很深的地方主義。由於地方主義作祟，各地的革命鬥爭就得不到相互配合，一些人往往只顧自己地區的局部利益，保守自己的地方，而對兄弟地區的困難不能夠很好地進行幫助。
在地方主義特別嚴重的永新縣，一些同志的地方觀念、保守思想、自由傲慢情緒常常有所表現，甚至曾一度要求脫離特委的領導而鬧獨立。永新縣委書記被商人所蒙蔽而保資本家；軍委和縣委聯席會議已經作出槍斃反動分子龍怡奎的決議，縣委竟然可以視此決議於不顧，又將龍怡奎給放了；在寧岡、蓮花等縣，也不注意向特委報告，以加強與特委的聯繫；在酃縣，「縣委正式命令赤色游擊隊脫離廣大的群眾跟著軍隊亂跑，並且所有的槍支都拿在知識分子手裡，不拿與革命的農民隊員」；……更令人感到為難的是，要改變這種封建主義色彩很濃的地方主義觀念，非常不容易。「說共產黨不分國界省界的話，他們不大懂，不分縣界、區界、鄉界的話，他們也是不大懂得的。」因此，「這種地方主義的改變，說道理，至多發生幾分效力，多半要靠白色勢力的非地方主義的壓迫。例如，反革命的兩省『會剿』，使人民在鬥爭中有了共同的利害，才可以逐漸地打破他們的地方主義。」
邊界的這種地方主義，是一種狹隘的小生產者的觀念，是封建農村經濟的反映，它與無產階級的思想體系格格不入，成為建設布爾什維克黨的嚴重障礙。
另外，機會主義的遺毒、農民黨的傾向，在邊界各級黨部中也有很多的表現，如受「左」傾盲動主義的影響，有人贊成焚燒政策，主張與敵人硬拼；有的在敵人的進攻面前表現得畏縮、懼怕，懷疑紅旗打不長久，因而悲觀失望；有的缺乏鐵的紀律，自由散漫，隨意性很大；有的熱衷於土客籍矛盾，相互間明爭暗鬥……這些表現，呈現的是「特別可怕的色彩」。
因此，「洗刷黨內機會主義的遺毒，改造各級黨部，使之走上真正無產階級領導的道路」，真正建設成為布爾什維克黨，既是黨中央的要求，也是邊界黨組織提出的口號。
要把邊界黨組織建設成為布爾什維克黨，毛澤東深深感覺到「無產階級思想指導的問題，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邊界各縣的黨，幾乎完全是農民成分的黨，若不給以無產階級的思想指導，其趨向是會要錯誤的。」
如何給農民為主要成分的邊界黨組織以無產階級的思想指導，毛澤東和邊界特委做了多番努力。
首先是加強政治思想教育。
邊界第二次黨代表大會在《決議案》中提出：「過去各地黨之所以沒有力量就是因為黨員沒有訓練，甚至入黨式都沒有過，現在每個黨員都必須進行黨的基本理論的訓練。」
訓練的方式當然不少，而其中最有效的是辦黨團訓練班。湘贛邊界特委在寧岡茅坪象山庵辦了這樣的班，各地黨組織選派黨團員，分期分批進班集中學習。
訓練以授課為主，內容主要是政治教育、形勢教育、階級教育、黨的性質和基本理論教育。
在邊界特委舉辦訓練班的同時，紅四軍軍委也在軍隊中開辦了類似的黨團訓練班。
其次是嚴肅黨的政治紀律。
對邊界各級黨組織存在的機會主義和地方主義等錯誤傾向，一經發現，就堅決地進行處罰。
例如邊界黨的第一次代表大會，就通過了一個《政治紀律決議案》，對違反了政治紀律的酃縣縣委和永新縣委，予以「書面警告」等處分。
1928年9月「厲行洗黨」，更是將那些對革命喪失信心的動搖者和投機分子，堅決地清除出黨。
將邊界黨建設成為布爾什維克黨，是一件艱辛的工作。毛澤東等為此付出了極大的心血，也為中國共產黨的思想建設積累了寶貴的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