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8月，井岡山鬥爭遭受了重大挫折。由於紅四軍在中共湖南省委的指令下，出擊湘南，導致了紅軍在湘南的「八月失敗」，不僅使年輕的紅軍損失過半，而且因為根據地的空虛，使得湘贛兩敵的會攻得逞，邊界各縣的縣城及平原地區又都淪入敵手，為虎作倀的保安隊、挨戶團橫行無忌，白色恐怖遍布城鄉。
是為井岡山革命根據地最困難的時期。
烈火見真金，在困難的情況下，邊界的黨組織和革命政權經受著嚴峻的考驗。但是，在很短的時間內，邊界各縣「黨的組織和政權組織大部塌台。富農和黨內的投機分子紛紛反水。」
這實在令毛澤東及特委的同志震驚！
問題出在哪裡呢？
《湘贛邊界各縣黨的第二次代表大會決議案》曾對邊界黨所犯的錯誤作過總結，其中有這麼一條：「過去黨的組織擴大，完全只注意數量的發展，沒有注意質量上的加強。黨與階級沒有弄清楚，而只是拉夫式的吸收辦法。這樣將使黨的組織破盡，其結果必變成不能鬥爭的黨。」
這可謂是一針見血！
1928年5月邊界黨的「一大」以後，邊界的土地革命蓬勃發展，軍事鬥爭節節勝利，紅色區域不斷擴大，黨的組織也進入了「大發展時期」。這個時候，黨的組織在邊界公開了，甚至開始了公開的建黨建團活動。在一些地方，召開群眾大會，掛起公開徵收黨團員的牌子，由群眾報名參加；有的則採取「串連發展法」或「拉夫法」來發展黨員。一時間，邊界黨員數量猛增，永新縣有黨員4000餘人，寧岡縣有黨員近3000人，蓮花縣的黨員數也增至到800人。
就是在這種黨員「大發展」之中，許多投機分子混入了黨內，使邊界黨組織嚴重不純，造成了不良的後果。毛澤東後來在給中共中央的報告中曾寫道：「革命高漲時（六月），許多投機分子乘公開徵收黨員的機會混入黨內，邊界黨員數量一時增到一萬以上。支部和區委的負責人多屬新黨員，不能有好的黨內教育。白色恐怖一到，投機分子反水，帶領反動派捉拿同志，白區黨的組織大半塌台。」
針對這種狀況，毛澤東和邊界特委決定：「九月以後，厲行洗黨。」
「洗黨」，顧名思義，就是對黨組織進行清洗。這實際上是中國共產黨最早的一次整黨。只不過當時黨還不夠成熟，尚不能對進行黨的組織整頓有理論上的認識，提出「洗黨」，大概就是想像清洗房間一樣，從組織上把那些投機分子清洗出去。
「洗黨」是嚴厲的，且毫不含糊。在寧岡、永新這兩個處於根據地中心區域的縣，甚至將「黨組織全部解散，重新登記」。
為了幫助地方「洗黨」，紅四軍軍委從部隊抽調了一些幹部分赴各地，協助工作。
寧岡大隴的朱開卷是這樣回憶大隴區委的「洗黨」情形的：「那時擔任我區洗黨工作主要負責人是陳東日。1928年6月，全縣1000多黨員，大隴區有400多。洗黨先是從支部開始。陳東日到各鄉的支部里與支部書記和兩個可靠的黨員研究，研究哪些黨員不符合條件應該洗刷，哪些黨員不應該洗。我們這個區共洗掉200多個，剩下100多個。剩下的黨員就重新立過表，由各支部造花名冊送到區政府，由區政府立總冊，送一份給縣委。我這個支部有60個黨員，洗黨以後只剩下20多個。凡是有親戚在國民黨反動派辦事的、當兵的，不服從指揮的，不願幹革命的，社會關係不好的，就盡量洗刷。洗刷的黨員不宣布也不通知，開會不叫他參加，重新立過黨員花名冊。」
由此看來，「洗黨」大致採取的是重新登記的辦法。對於那些不符合黨員條件、應該洗刷的，既不開會宣布，也不通知，實行除名處理；而對於那些符合黨員條件、不該洗刷的，則重新填表登記，造冊逐級上報。
需要洗刷的投機分子，是那些不起黨員作用，不服從指揮，不願革命的；投敵叛變或被敵人抓去而問題沒有搞清楚的；出身不好，革命又不積極的。而那些投敵叛變分子，更是要洗刷的重點。
寧岡縣喬林鄉黨支部是毛澤覃同志幫助建立起來的，這個支部有一個黨員名叫陳彭壽，雖然出身貧苦，但在「八月失敗」後，對革命喪失信心，暗中投靠敵人，黨組織了解情況後，堅決將其清洗出黨，並予以處決。
永新縣洋溪鄉小地主汪玉瑞、汪滿德，投機鑽營加入共產黨，包庇大土豪汪回生延宕分田，事情敗露，汪玉瑞被處決，汪滿德被清洗出黨。
就這樣，整個邊界當時被清洗的黨員大約有4000人左右。
清洗了不符合條件的黨員之後，黨組織重新轉入秘密狀態。重新登記後的黨員，「數量大為減少，戰鬥力反而增加」；組織更為純潔的基層黨支部，其戰鬥堡壘作用，在後來的邊界鬥爭中逐漸顯現出來。
當然，邊界的「洗黨」也出現了一些問題：有些地方簡單地重新抄報，並未認真清洗；有的地方又清洗過嚴、過狠；有的注意了黨的成分，卻出現排斥知識分子的現象。出現這些問題並不奇怪，因為整頓黨的組織，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畢竟是第一次，沒有任何經驗可以借鑒。
邊界9月「洗黨」，時間不長，效果良好。通過「洗黨」這種形式的組織整頓，純潔了黨的組織，提高了黨的戰鬥力，是我黨歷史上一次卓有成效的整黨運動。同時，它也為我黨以後的整黨運動，提供了有益的啟示和寶貴的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