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決定率隊上井岡山，並非他的一時衝動。
也許，選擇井岡山有一定的偶然因素，這與他領導的秋收起義正巧發生在湘贛邊界有關聯，可在不得已時就「上山」堅持鬥爭，去做「革命的山大王」的思想，他卻是早已有之。
自1927年4月12日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右派發動反革命政變以後，5月21日，在國民黨右派的縱容和支持下，反動軍官許克祥在湖南省會長沙也發動反革命政變，搗毀工會和農會組織，屠殺共產黨人和工農群眾。因為這一天是電報韻目代碼的馬日，故史稱「馬日事變」。
「馬日事變」對湖南共產黨人和工農群眾的打擊是沉重的，原本工農運動轟轟烈烈、革命鬥爭如火如荼的湖南，轉瞬間一片白色恐怖，到處血流成河。一些人倒在了國民黨反動派的屠刀之下，其中不乏共產黨的重要領導人和優秀黨員；一些人被迫離鄉背井，逃往外地，其中不少人到了當時仍然是國共合作的國民政府所在地的武漢。
住在武漢，正在黨中央工作的毛澤東，接待了不少湖南來的同志，他是湖南人，對湖南的工農運動特別關心，1926年他曾在湖南農村作過農民運動的情況調查，並寫下了《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這一次對於湖南發生的「馬日事變」，他自然格外關注。事變發生後不久，毛澤東在武漢召集湖南出來的同志開會，分析湖南的局勢，研究在困難的情況下如何堅持革命鬥爭的問題。
這是6月的一天。
毛澤東在這次會上號召湖南來的同志回到原來的崗位上去，「在山的上山，靠湖的下湖，拿起槍杆子保衛革命」。
這是在共產黨內最早提出「上山」這一概念。
7月4日，中共中央在武漢召開常委擴大會議，討論的是湖南省農民協會和農民自衛武裝應當如何對付敵人的搜捕和屠殺的問題。
面對敵人高舉著的屠刀：陳獨秀提出：「國民黨各軍招兵時，農會會員和自己武裝可應招加入」；毛澤東認為：「上山可造成軍事勢力的基礎……不保存武力，則將來一到事變，我們即無辦法」。
7月15日，原本還裝模作樣要「討伐」蔣介石的國民黨汪精衛集團，也撕下了偽裝，召開「分共」會議，公開宣布與共產黨分道揚鑣。隨後，又是對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的大規模地逮捕、屠殺。
鮮血又一次在警醒和教育著中國共產黨人！
在鮮血和屠刀面前，毛澤東的「上山」思想進一步發展。
7月20日，中共中央和中共中央農民部發出《中央通告農字第9號——目前農民運動總策略》的文件，明確提出：當農民武裝在「以合法的名義存在」，或「平時分散，秘密訓練，一遇戰事則隨時集中」等兩種形式都不可能時，「則可以『上山』」。由於毛澤東當時主持中共中央農民部的工作，這個關於農民運動總策略的文件中提出的「上山」策略，自然體現了毛澤東的思想觀念。
8月1日，根據中共中央的決定，周恩來、賀龍、葉挺、朱德等領導南昌起義，打響了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一槍。
8月7日，中共中央召開緊急會議，糾正陳獨秀右傾投降主義錯誤，確定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總方針。在這次會上，毛澤東說出了「槍杆子裡面出政權」這一著名論斷的原始版：「須知政權是由槍杆子中取得的。」
雖說奪取政權需要槍杆子是明確了，但如何去行動，卻各有主張。
南昌起義的部隊取得奪取南昌的勝利之後，舉師南征，意欲到廣東重建北伐基地。
以夏曦為書記的中共湖南省委主張在湖南組織一個師的軍隊，不過，這支軍隊應尾隨南昌起義的部隊前往廣東。
毛澤東卻對拉武裝「上山」有所考慮。
就在八七會議的兩天後，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研究湖南問題，決定改組中共湖南省委。毛澤東在會上說了這麼一段話：「大家不應只看到一個廣東，湖南也是很重要的。湖南民眾組織比廣東還要廣大，所缺的是武裝。現在適值暴動時期，更需要武裝。前不久我起草經常委通過的一個計畫，要在湘南形成一師的武裝，佔據五六個縣，形成一致政治基礎，發展全省的土地革命。縱然失敗也不應去廣東而應上山。」
毛澤東明確提出了起義失敗之後的退路——上山。
上山去結交綠林朋友，毛澤東對此早有想法。在八七會議時，他就以「現在擔任土匪工作」為由而自辭擔任政治局委員的提議。他還對做土匪工作如是說：「土匪問題是非常大的問題。因此種會黨土匪非常之多，我們應有策略，有些同志以為只可以利用他們，這是中山（指孫中山——引者注）的辦法，我們不應如此。只有我們實行土地革命，那一定是能領導他們的。我們應（該）當他們是我們自己的弟兄，不應看作客人。」
由於毛澤東對「土匪問題」有他的獨特見解，他不僅不懼怕和不鄙視所謂「土匪」，還有意要結交綠林朋友，甚至充滿信心地認為：「只有我們實行土地革命，那一定是能領導他們的。」
於是，就有了在安源軍事會議上，毛澤東對王新亞關於井岡山有兩支「落草」的農民武裝之彙報的關注；就有了文家市轉兵時，毛澤東關於做「革命的山大王」的大段發言；就有了在三灣整編時，毛澤東主動給袁文才寫的一封信。
最後，有了毛澤東率隊上井岡山的明智之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