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隊沿著蜿蜒的山路，朝萍鄉方向行進。
毛澤東隨隊而行，他的心情並未因前委會採納了他的提議、部隊正實施退卻而感覺輕鬆。作為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特別是作為中央派來領導湘贛邊界秋收起義的特派員，毛澤東深知停止進攻長沙、率隊退卻，並不符合中央的精神。余灑度是軍事指揮員，他應該清楚以千人之弱旅去攻打大城市，無異以卵擊石，而他之所以在前委會議上一味堅持要繼續進攻，並得到了一些人的支持，就是因為這符合中央和湖南省委對秋收起義的要求，也迎合了部分同志急欲對國民黨反動派復仇、儘快奪取革命勝利的心態。想到這些，毛澤東不由得又一次問自己：放棄進攻，實行退卻錯了嗎？
毛澤東想到了前不久參加的八七會議。
八七會議是中共中央在非常時期召開的一次緊急會議。當時，黨正面臨著嚴峻的局面：4月12日，蔣介石在上海發動反革命政變，數百名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倒在血泊之中。緊接著，蔣介石於4月18日建立了代表帝國主義、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利益的南京「國民政府」，國共合作時期的北伐軍總司令公開與共產黨、與工農民眾分道揚鑣。
「總司令」挑了頭，各地的新軍閥紛紛遙相呼應。
4月15日，廣州發生捕殺共產黨人和工人積極分子的慘案；5月17日，武漢夏斗寅部叛變；5月21日，長沙許克祥部製造「馬日事變」；7月15日，以汪精衛為首的武漢「國民政府」宣布「分共」，公開背叛革命。
曾經攜手合作、共同進行國民革命的國民黨和共產黨至此完全決裂，轟轟烈烈的大革命宣告失敗。
國共兩黨的分手，如果只是政見之間的分歧，倒也不足為怪。可國民黨反動派自恃掌握著軍隊，使分手充滿了血腥。
短短几個月時間，到處是白色恐怖，到處是反攻倒算，無數共產黨員和工農群眾慘死在屠刀之下，這其中就有中國共產黨的優秀分子和工農運動的卓越領袖汪壽華、蕭楚雄、熊雄、趙世炎、陳延年、向警予、夏明翰、郭亮……共產黨員為此激憤，工農群眾為此悲傷。
然而，共產黨中央領導的表現卻令全黨失望。以總書記陳獨秀為代表的右傾投降主義將國民革命的領導權拱手相讓，而且當國民黨反動派露出猙獰面目時，還一味地委曲求全、妥協退讓。
6月30日，就在國民黨反動派步步緊逼之際，共產黨中央政治局在武昌召開了擴大會議，內容是討論國共合作問題。
陳獨秀提出了一個關於國共兩黨關係的決議案，共有11條。
在會議討論中，與會的一些同志對這個放棄領導權、向國民黨反動派投降的決議案表示了強烈的不滿。年輕氣盛的團中央書記任弼時代表共青團中央提出了一個批評這個決議案的書面意見，當面交給了陳獨秀。
陳獨秀匆匆將意見書看了一遍，氣得大發雷霆：「誰讓你們搞的這個東西？」隨手就將意見書撕得粉碎，扔在地上，還氣憤地用腳踩住。
任弼時見總書記生氣了，連忙請求解釋。
「什麼都別說了！」陳獨秀橫蠻拒絕。
見此情形，其他同志不便再說什麼。由於陳獨秀的家長作風，11條的決議案就這樣不明不白地通過了。
黨中央又一次失去了領導全黨與國民黨反動派抗爭的機會！
陳獨秀右傾投降主義的軟弱退讓，非但沒能「感動」國民黨反動派，反而助長了他們的反動氣焰，終於導致了大革命的失敗。
在嚴峻的形勢面前，為了黨自身的生存，也為了挽救革命。於是，就有了黨領導的八一南昌起義；就有了史稱八七會議的中央緊急會議。
1927年8月7日，中央緊急會議在漢口市原三教街四十一號的一座公寓式房子中召開，會場選在樓上的一間房內。在險惡的環境下，為了不引起注意，20多位與會人員都是由內部交通一個一個地帶進帶出，會議雖然只開了一天，可與會人員的一進一出，前後竟花了6天時間。
出席會議的有中央委員、候補中央委員、監察委員，共青團代表，上海、湖南、湖北代表和軍委代表：瞿秋白、張太雷、鄧中夏、任弼時、蘇兆征、顧順章、羅亦農、陳喬年、蔡和森、李震瀛、陸沉、毛澤東、楊匏安、王荷波、李子芬、楊善南、陸定一、彭公達、鄭超麟、王一飛、羅邁，以及中央秘書長鄧小平。此外，共產國際代表羅明納滋及另外兩個俄國人也參加了會議。
陳獨秀當時就在武漢，但他沒有與會。因為他的投降主義路線既受到黨內一些同志的反對，又為共產國際所不滿，會議之前就已失去了在黨中央的領導權，羅明納滋的前任鮑羅廷對陳獨秀的安排是提議他去莫斯科與共產國際「討論中國革命問題」。
會議有三項議程：共產國際代表羅明納滋作報告；瞿秋白代表中央政治局常委作黨的新任務的報告；選舉臨時中央政治局。
羅明納滋的報告很長，連同翻譯竟用了差不多一個上午。這個報告對陳獨秀的右傾投降主義進行了批判，旨在扭轉中國共產黨的「指導錯誤」。這個報告的內容，經大會討論，後稍作修改，即以中共八七會議《告全黨黨員書》發出，從而結束了陳獨秀路線對全黨的領導。
瞿秋白的報告分析了當時的形勢和任務，並由此提出黨的策略是獨立的工農階級鬥爭。在瞿秋白的提議下，大會討論通過了《最近職工運動議決案》、《最近農民運動議決案》、《黨的組織問題議決案》，這三個議決案，成為了黨的新政策。
會議選舉了臨時中央政治局，正式委員9名：蘇兆征、向忠發、瞿秋白、羅亦農、顧順章、王荷波、羅邁、彭湃、任弼時；候補委員7名：鄧中夏、周恩來、毛澤東、彭公達、張太雷、張國燾、李立三。瞿秋白取代了陳獨秀的領導地位。
八七會議糾正和結束了陳獨秀的右傾投降主義，確定了進行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統治的總方針。
根據這一總方針，黨提出了鬥爭任務及鬥爭策略，其中重要的一條，就是舉行暴動，武裝反抗。
《最近農民運動議決案》提出：「共產黨現時最主要的任務是有系統的有計畫的儘可能的在廣大區域中準備農民的總暴動」。
《最近職工運動議決案》要求：「工人階級應時刻準備能領導並參加武裝暴動。以鄉村農民之勝利為依據，推翻反革命政權，而建立革命平民的民權的城市政府。」
為此，中央制定了《關於湘鄂粵贛四省農民秋收暴動大綱》。
中央的新決策，也反映了共產黨內的一種情緒。時為中央五人常委之一的李維漢後來曾回憶道：「黨第一次遇到嚴重白色恐怖的環境，大批同志和革命群眾被敵人逮捕殺害了。許多不堅定的分子和投機分子跑的跑，叛變的叛變。那時報紙的廣告欄里，常常登載著一排排退出共產黨的聲明。當時留在黨內的同志，看到革命被陳獨秀投降主義斷送了，看到國民黨反動派天天在屠殺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比較普遍地存在著一股憤恨的情緒和拚命的精神。」
正是在這種情況下，為了落實黨的八七會議決議，也為了向國民黨反動派討還血債，毛澤東作為中央特派員，回到湖南領導秋收暴動。
中共湖南省委對發動秋收暴動充滿信心，寄予厚望。
暴動的目標很明確：「堅決地奪取整個的湖南，實行土地革命，建立工農兵蘇維埃的政權。」為此，首先要奪取省會長沙。
9月8日，中共湖南省委向各地黨組織及暴動隊伍發布了關於奪取長沙的命令，要求「各地趕緊動員，限於陽曆本月十六日會師長沙，奪取省城，建設中國革命委員會湖南分會」。
而於9月9日舉行的暴動，卻未能實現上述預期目標。不僅沒能奪取省會長沙，就是佔領了的醴陵、瀏陽縣城，也很快就丟了，最後還不得不實行退卻。
想到這些，毛澤東的心情非常沉重。他知道，現在的退卻，既不是省委的指示，也不符合中央的精神。他又記起了八七會議後中央發布的《中國共產黨的政治任務與策略的議決案》中的一段話：「既然決定暴動，便決不可以中途拋棄這一種計畫，一定要引導暴動到底，應當堅決的絕不回頭的勇猛的行動，永遠要由自己方面發動，而立刻採取進攻的形勢。應當記著：在緊急關頭採取防禦的戰略和動搖猶豫的態度，必然陷暴動於敗亡。」
顯然，現在停止進攻長沙，退往萍鄉，是改變了暴動的計畫。但這是不是說自己動搖、猶豫呢？到底是繼續進攻會陷暴動於敗亡，還是及時退卻會陷暴動於敗亡？
毛澤東仍在理著自己的思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