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傾對黨的危害歷歷在目。20世紀30年代初以王明「左」傾冒險主義為代表的中共臨時中央難以在上海立足，不得不在1933年初遷入中央蘇區。臨時中央在負責人博古和共產國際派來的軍事顧問德國人李德（奧托·布勞恩）的把持下，仍然推行的是「左」傾冒險主義的錯誤路線，其進一步發展的惡果，就是紅軍在國民黨軍對中央蘇區進行第五次大規模「圍剿」中慘遭失敗。但是堅持與「左」傾冒險主義作鬥爭的同志在這樣極端嚴酷的形勢下積極地為黨尋找新的出路，挽救失敗。
1934年的金秋十月，陰霾籠罩著江西紅土大地，時任江西蘇區第五次反「圍剿」南方戰線粵贛軍區司令、政委兼粵贛省委常委的何長工和贛南省委常委兼宣傳部長的潘漢年，接到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令，要他們星夜兼程來瑞金要去執行一項特殊任務。
何、潘二人及其隨員策馬揚鞭疾速趕往瑞金，此時周恩來副主席正在焦急地等候。他們到達甫定，周副主席就說，廣東「南天王」陳濟棠電約我們進行秘密談判。這是件大好事。
說起同粵軍陳濟棠的統戰由來已久。這個地方實力派同蔣介石矛盾較深，曾三次通電反蔣。他利用我們在贛南粵北的武裝力量作屏障阻蔣軍入粵「擁兵自重」，並同我們蘇區做買賣。此前紅軍領導人就同他有過接觸。1934年5月，國民黨軍隊集中優勢兵力進攻中央蘇區，紅軍主力頑強禦敵，鏖戰正酣，他在南方戰線也擺出進攻紅軍的架式，一度佔領粵贛軍區所屬的筠門嶺，曾派代表同我們進行過談判，試作城下之盟。此前中央書記處已向共產國際通報，紅軍主力將撤離中央蘇區，共產國際也已複電表示同意。當時，何長工、潘漢年尚在反「圍剿」戰鬥第一線，並不十分清楚中央的真正意圖和活動。通過與中央領導的交談，方才略知同陳濟棠進行統戰談判的意義。同時也更加清楚地了解到在進行第五次反「圍剿」戰鬥的兵力部署上「南輕北重」的道理。王明「左」傾路線佔主導地位時，毛澤東基本上被排除在中央領導之外，其正確意見無法實施。但黨和紅軍的危機日甚一日之際，毛澤東憂心忡忡，為挽救黨與紅軍，為使革命鬥爭走出低谷而奔走，他幾次來到南方戰線何長工所在的粵贛軍區。毛澤東既是何長工的領導又是井岡山鬥爭時期的戰友，他們徹夜長談，談鬥爭形勢，談革命的未來，更談到了同陳濟棠的統戰問題。所以在周恩來交待了同陳濟棠談判之前何長工心裡有了些底。
1934年秋，陳濟棠派一代表秘密到瑞金，希望同紅軍談判。因何長工是南方戰線的負責人，對方要求由他到場直接參加和談。而潘漢年是談判的行家，曾參加過福建事變的統戰和談。
這時中革軍委主席朱德致函陳濟棠，首先申明了民族大義，凡願建立抗日反蔣統一戰線，「紅軍均願與之訂立作戰協定」，並提出了談判的具體內容。朱德致陳函，和談打下了基礎。
何、潘臨行前，毛澤東、周恩來、葉劍英又就談判的內容、方法與態度，作了具體指示。周恩來說，陳濟棠派出的談判代表都是粵軍有資歷的高級軍官。楊幼敏是第1集團軍總部少將高參以及黃質文、黃旭初等師長，你們此次出去談判是代表我們紅軍，可謂重任在肩，要堅持原則，立場鮮明，要勇敢沉著，落落大方，靈活機動，見機行事。他們帶上由周恩來親筆書寫、朱德署名的信。
前往筠門嶺。夕陽西下，暮靄沉沉中來到筠門嶺赤白交界處，前來迎接的是獨1師第2旅旅長嚴應魚的特務連連長，何、潘下了馬便坐上了轎，每遇崗哨盤問，這位連長都以「這是司令請來的客人」喝退盤問，不多時來到了尋烏縣羅塘鎮一偏僻山村的一幢小洋樓前。陳濟棠還專派旅參謀長兼軍法處處長韓宗盛負責接待和安全工作。
經過三天的秘密談判，取得了可喜的成果，達成了五項協議：
一、就地停戰，消除敵對局面；
二、互通情報，用有線電通報；
三、解除封鎖；
四、互通商務，必要時紅軍可在陳的防區後方建立醫院；
五、特別需要時可相互借道，紅軍倘有行動須事先向陳通報，陳部撤離40華里，紅軍人員進入陳的防區用陳部護照。
為保密起見，協議只記在雙方代表的記事本上，並未形成正式文件。
這時反「圍剿」的形勢越來越吃緊，黨政軍領導機關由瑞金向於都轉移，周恩來發去了事先商定的密語明碼電報：「長工，你喂的鴿子飛了。」何、潘看後不覺心頭一沉，已經會意，逐道別陳部急返會昌，轉而去於都，向周恩來彙報了密談成果，周恩來聽後甚為高興。
10月初，圍剿紅軍的國民黨軍隊已經推進到中央蘇區腹地，10月12日，中革軍委主席朱德、副主席周恩來下達了關於紅軍轉移的命令。中共中央機關和中央蘇區主力紅軍8.6萬人撤離，踏上西去突擊的歷程，開始了極為艱險的漫漫長征路。
同陳濟棠的談判對開始長征是起了重要作用的，紅軍比較順利地突破南線粵軍三道封鎖線。據悉李漢魂在率獨立3師在仁化、樂昌、汝城一線設防時，曾指示屬下軍官同共軍互不侵犯、讓出紅軍西進之路。蔣介石原以為紅軍不會以粵北「不利之途」作為突破口，現在眼巴巴地看著紅軍大隊人馬毫髮無損地通過了第一、二、三道封鎖線大為惱火。他在發給陳濟棠的電報中嚴厲怒斥陳「擁兵自重，按兵不動，任由共匪西竄，貽我國民革命軍以千秋萬世之污點。」然而陳畢竟是蔣之屬將，懾於委員長之淫威，亦令葉肇、李漢魂和李掮球師分頭尾追紅軍入湘，以示對蔣的「遵從」。
董必武在《出發前》一文的長征親歷記中，這樣寫到：「這是因為紅軍是要北上抗日的，當時在北面和東面敵人重重疊疊的築滿了烏龜殼。西邊的烏龜殼要稀落些，主力轉移地位自然是由西向北前進。」紅9軍團作戰參謀林偉在10月21日的長征日記中也寫道：「早晨全軍團從……出發，向版石、重石圩前進。粵敵沿線潰退，不予抗抵。」
以前講黨史、軍戰史時總是講紅軍在第五次反「圍剿」鬥爭中的兵力部署是「北重南輕」，中央蘇區紅軍主力開始長征偏師借道西南行。自20世紀80年代筆者給親歷者何長工撰寫回憶錄時方才明白這是怎麼回事。
蔣介石調集50萬國民黨軍對中國工農紅軍強勢「圍剿」，而我中共中央領導權又落到推行「左」傾冒險主義和教條主義路線的領導人手中，使黨和紅軍處於危難之中，為挽救中國共產黨，中國紅軍和中國革命，開始艱難的長征。中央在秘密轉移前，於1934年8月在瑞金新組建了中央教導師，有官兵6000餘人，都是精兵強將，總參謀長劉伯承極為關切教導師的組建。教導師成立後直屬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領導，在長征中主要執行衛戍黨的領導機關的任務。
何長工完成了同陳濟棠的代表談判回到於都，向軍委周恩來副主席彙報情況時，周副主席告訴他不必回粵贛軍區了，另有任用，到新組建的中央教導師任政治委員。聽到委任後的何長工有些躊躇，覺得統領這樣一支兵強馬壯的戰鬥部隊，恐怕有些力不從心，難負重任。1931年，他在井岡山紅軍部隊反敵人第三次「圍剿」的戰爭中，摔傷左腿致殘，成了一瘸一拐的跛子，行動起來多有不便。1932年春在任紅5軍團第13軍政委時，中央準備讓他去蘇聯治療，但由於工作的需要和戰鬥緊張而未能成行。現在正當我黨我軍正處於危難之中，既然組織需要就應無條件地勇挑這付重擔。何長工到任受到師長張經武、師參謀長孫毅和政治部主任李熙的熱情歡迎。他們都是瑞金工農紅軍學校和粵贛軍區時的老戰友，彼此了解，感情甚篤，都是忠於黨的知識分子型軍政幹部。他的到來，使這一新的戰鬥集體的工作開始緊張起來。
10月上旬的一個星期天下午，軍委劉伯承總參謀長匆忙來到教導師駐地，召集幹部會傳達軍委命令及有關事宜。中革軍委決定月底或11月初，我中央紅軍將實行戰略大轉移。準備西行同先期長徵到達湘黔的任弼時、賀龍、肖克、王震等率領的紅二、六軍團會合。為便於行動中共中央、中央臨時政府、中央軍委和直屬部隊以及後勤醫院，編為戰時序列的兩個縱隊。第1縱隊代號為「紅星」，由紅軍總部和四所院校合組的幹部團組成，下轄四個梯隊。第2縱隊代號為「紅章」，由中央機關、中央臨時政府機關、後勤衛生部門、總工會、共青團、國家政治保衛局及保衛團等組成，轄三個梯隊。中央教導師為該縱隊第3梯隊，代號為「瑞金」。
教導師除擔負武裝保衛中央的艱巨任務外，由於搞大搬家式的遠征，還是輜重隊，要擔負中央機關千多擔的物資隨軍轉移。當天晚上，教導師派出3000多名指戰員分赴各機關捆綁諸如印刷機器、軍工機器等一切笨重東西，還包括那些生活用品的罈罈罐罐。
10月16日，中央紅軍各部隊在於都河北岸地區集結待命。17日軍委下達《野戰軍渡河計畫》，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