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克是一位戰將，1907年7月14日出生在湖南嘉禾。參加過北伐戰爭和南昌起義，參與創建井岡山根據地和保衛中央蘇區的鬥爭，他是我軍歷史上最年輕的高級軍事指揮員之一：25歲當軍長；27歲率領紅6軍團先遣西征，拉開了萬里長征的序幕；29歲被任命為紅二方面軍副總指揮；蕭克是在紅軍一、二、四方面軍都擔任過高級將領的將軍。
紅軍長征不是一次偶然的軍事行動，這從1934年紅6軍團西征和紅7軍團北上就可以得到證明。周恩來曾說：「（六軍團和七軍團）一路是探路，一路是調敵」。博古更直接說明，「當時軍事計畫是搬家，準備到湘鄂西去，六軍團是先頭部隊」。
時年27歲的蕭克，已經成為紅軍第6軍團的主要領導人之一。當時他們面臨的形勢是：1934年，中央紅軍第五次反「圍剿」屢戰不利，被優勢之敵壓迫到閩贛邊境，打破第五次「圍剿」的希望不大；蕭克所在的湘贛蘇區6月以後也被優勢之敵不斷壓縮。
7月23日，湘贛省委和軍區黨委接到黨中央和中革軍委的命令：「中央書記處及軍委決定六軍團離開現在的湘贛蘇區，轉移到湖南中部去發展擴大游擊戰爭及創立新的蘇區。」中央還決定：湘贛省委書記任弼時同志為中央代表，隨軍行動；原軍區司令員王震同志，改任紅6軍團政委兼17師政委；蕭克同志任紅6軍團的軍團長兼17師師長；李達同志任參謀長；張子意同志任政治部主任。同時成立以任弼時同志為主席，蕭克、王震同志為委員的紅6軍團軍政委員會，作為紅6軍團長征行動的最高領導機關。
中革軍委對中央紅軍的意圖並沒有任何說明，任弼時敏感地對蕭克說，中央紅軍可能要向西，到湖南方面去……紅6軍團也是到了後來才明白自己的「長征先遣隊」作用。
接到中央電令後，6軍團打草鞋，做乾糧，並實施了行軍、偵察、警戒的教育。地方行政機關也進行精兵簡政，充實部隊。對留下的地方武裝作了堅持根據地的安排。8月7日下午3時，全軍約9000人踏上了西進的征途。
這次行動，中央軍委指示一切都要帶走。於是6軍團把省保衛局的犯人、醫院、兵工廠、石印機、甚至連個老虎鉗子都帶上了。有個電台發動機很重，也帶上走，這種搬家式的行動，使部隊的機動能力大大削弱，行軍不靈便，打仗顧慮多，客觀上影響了指揮員尋找機會打仗的決心。中央紅軍三個月後開始長征時並沒有吸取教訓，受當時左傾錯誤路線的影響，「大搬家」式行軍比第6軍團還厲害。
蕭克回憶，當時他對這種「搬家」式的行動有不同意見，但一方面感到這是軍委指示的，不執行也不好；另一方面大家本來就捨不得丟掉自己的家當，包括公家的、私人的，都想搬走。所以他們雖有自己的想法，「但沒有堅持的勇氣，不敢提，聽之任之。」結果一路走一路打一路丟，影響了戰鬥力，東西到最後也差不多丟光了。
然而，從戰略上講，在蕭克等的率領下，紅6軍團的西征是成功的。他們剛一突圍，立即震動了湘桂兩省軍閥。湖南軍閥何鍵一面急令兩個師追擊，一面令一個旅和4個保安團攔截，廣西軍閥也令兩個師向北部邊境調動。6軍團在零陵地區搶渡湘江向西的計畫因敵人的調動而不得不改變，他們轉而東行到陽明山區，而後又日夜兼程南下進入廣西，在廣西全縣一帶一舉擊潰敵8個團，於9月4日上午，在全縣以南的界首西渡湘江。
敵人靠腿已經追不上，即派飛機偵察轟炸。就在6軍團稍做喘息之際，接到中央電令，要求六軍團在綏寧、武崗山地區打擊敵人，最少保持到9月20日，然後與賀龍領導的紅3軍聯繫。電令的主要意圖是要紅6軍團牽制敵人，減輕中央紅軍的壓力。
蕭克、任弼時等人胸懷大局，立即行動。這時，湘、桂、黔3省敵軍也先後集結防止6軍團北進。於是他們奪路南下，緊接著西入貴州。6軍團這樣迂迴轉移，忽東忽西，使敵人難以琢磨。何鍵曾無可奈何地說，紅軍「聲東擊西，行蹤飄忽，作圈子策」，他還破口大罵其部下無能。
「天無三日晴，地無三尺平」，貴州是個多山多雨又相對閉塞的省份。6軍團進入貴州後，遇到一個很大的問題是不熟悉地形，沒有軍用地圖，全靠找嚮導問路。貴州的老百姓對紅軍不大了解，聽信國民黨的宣傳。有些人不知道「共」是什麼，「匪」是什麼，看到6軍團紀律好，雖然打消顧慮，但稱呼仍然照舊，盛情地說：「你們共匪好！」。
西征以來，6軍團對宣傳工作和群眾工作十分重視，這使他們逐漸取得了群眾的信任和支持。他們走到黎平，進入了苗、侗兩族聚居的清水江流域。在準備渡清水江北進時，苗、侗兩族人民，積極為他們尋找渡口，收集船隻，綁結木筏，架設浮橋。他們渡過清水河後突破了湘、窪、黔3省敵軍共18個團的包圍，強渡大沙河，攻人貴陽市東偏北約100公里處的老黃平縣城——舊州。
在舊州地區，他們扣留了兩個外國傳教士薄復禮和海曼。蕭克回憶，「我們扣留他們兩人的主要原因，是從軍事角度來考慮的。西征以來，轉戰50多天，暑天行軍，傷、病兵日益增多，苦於無葯醫治。我們知道幾位傳教士有條件弄到藥品和經費，於是，提出釋放他們的條件是給紅軍提供一定數量的藥品或經費。」
蕭克當時在紅軍中屬於文化程度較高的將領，他對兩個傳教士有一定的好感，因為傳教士幫助了紅軍。在舊州教堂，6軍團意外地找到一張貴州地圖，上面所標的地名都是外國文字，稍懂外文的張子意說不是英文，蕭克請薄復禮幫助翻譯，薄復禮說是法文，於是兩個人你說我記，整整幹了大半夜，把蕭克想要知道的與賀龍部隊會合的那個方向的地名都註上了中文。這張地圖對他們後來的軍事行動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薄復禮則一直隨著蕭克行軍，與蕭克談信仰，一起搞娛樂活動，長征途中還利用難得的休息日子聚餐。1936年4月，紅2、6軍團進至昆明時，蕭克釋放了扣留18個月的薄復禮。後來蕭克從斯諾寫的《西行漫記》中看到，薄復禮不僅沒有詆毀紅軍，相反還說了不少讚譽紅軍的話。
有了明確的前進方向，走起路來也顯得輕鬆許多，然而，蕭克等人並不知道，一個差點讓他們全軍覆沒的危險正向他們襲來。
離開老黃平後，蕭克帶領部隊向東前進，而敵人正在頻繁調動，以近24個團的兵力對6軍團實施大包圍。這一切紅六軍團並未察覺。直至甘溪一帶蕭克與敵遭遇，結果整個軍團被截為四段，減員嚴重。52團是全軍後衛，遭敵包圍，全團苦戰數日損失慘重，18師師長龍雲慘遭殺害。部隊常在懸崖峭壁小路上攀行，有些部隊一天一頓稀飯。中央代表任弼時患瘧疾，手拄木棍指揮行動。
一天下午，6軍團在石阡至鎮遠的敵封鎖線上，擊潰了敵巡邏警戒部隊後，佔領東去江口的路口，並向南面鎮遠及北面石阡派出了強有力的警戒。蕭克當時最大的顧慮是倘敵人控制這個路口，堵住東去之路，這樣就得回到原來不利的戰略地區。幸好，他們及時控制了這個路口。並在當地老獵戶引導下，深夜進到一條人跡罕至的谷澗水溝，從溝底魚貫而東。這時，南北兩面的敵軍發現紅6軍團主力，兩面夾擊。掩護部隊借地形進行有效阻擊。第二天天亮，掩護部隊改為後衛，隨大部隊走出了深谷，站在谷口親自指揮的蕭克看到了正在東升的太陽，終於鬆了一口氣，他回憶說：「這是一個極端緊張而又關係到全軍團大局的軍事行動。直到現在，一經憶起，心膽為之震驚。」
1934年10月24日，紅6軍團跳出3省軍閥的包圍，歷經80餘天，轉戰5000多華里，抵達貴州印江縣木黃，與紅2軍團會師。從出發時的9000餘人銳減到不足4000人。6軍團的行動探明了沿途敵人兵力的虛實，查明了道路、民情，起到了為中央紅軍長征進行偵察、探路的先遣隊作用。這一天，中央紅軍正式開始長征的第8天。
兩軍會合之初，賀龍所部有4000多人，兩軍加在一起也只有8000子弟，人少但士氣旺盛、武器齊全。賀龍、任弼時、關嚮應、蕭克、王震等分析，剛剛退出中央蘇區的中央紅軍，正與優勢敵軍在湘、粵、桂邊苦戰，奪路向西轉移，2、6軍團應積極行動，密切配合。
他們考察周圍形勢後認為，兩軍應統一行動，向湘西發展。湘西經濟雖然落後，但我黨的影響比較大，那裡有些縣在大革命時期就有黨的基礎，土地革命時期是2軍團活動的地區，有比較好的群眾關係；賀龍在這些地區政治影響很大，人熟地熟，有利於發展；湘西的敵人只有陳渠珍部3個保安團，加上雜牌軍總兵力不過兩萬，戰鬥力也不強；只有向湘西進軍，才能達到牽制、調動湘鄂兩省敵人，策應中央紅軍轉移的目的，才能在游擊戰、運動戰中建立根據地，發展、壯大，擴大部隊。
然而，當時尚處於「左傾」教條主義路線統治下的中央並沒有清楚判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