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9月29日的《紅色中華》報上，發表了一篇題為《一切為了保衛蘇維埃》的社論，署名張聞天。
張聞天當時是中共中央常委、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人民委員會主席（相當今之總理）。他在社論中實際上宣布紅軍主力即將離開根據地進行戰略轉移，並回答了當時最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紅軍為什麼要實行戰略大轉移？張聞天對「進攻路線」作了新的解釋，說明依照當時的環境，不單採取進攻、反攻，就是採取防禦以至退卻的鬥爭方式，也是為了實現黨的進攻路線。他分析了實踐中運用的各種各樣的鬥爭方式，肯定放棄某些蘇區與城市以便「縮短戰線」，突破封鎖「轉移地區」，是在敵人優勢兵力壓迫、堡壘層層封鎖之下可取的保存有生力量、爭取戰爭勝利的方式，相當明確地預示了中央紅軍即將突圍轉移的戰略意圖。張聞天還進而從中國革命的長期性和不平衡性這一中國革命基本問題的層次上，闡明應該怎樣看待突圍轉移的戰略決策。他自覺運用這一帶規律性的認識對第五次反「圍剿」中「左」傾軍事路線的發展軌跡作了概括，並進行批判。張聞天已經清醒地認識到中國的革命戰爭是「長期」的戰爭，不是在幾年內就能夠完全勝利的。社論雖然還沒有完全衝破「進攻路線」的外殼，但已經十分明確地在實際上否定了「左」傾軍事路線進攻中的冒險主義、防禦中的保守主義、退卻中的逃跑主義，提出並闡明了靈活運用各種鬥爭方式，尤其是退卻、縮短戰線、轉移地區的方式，以保存有生力量爭取勝利的觀點。
紅軍戰略大轉移的決策，在廣昌戰役失敗後的5月中央書記處會議上就已作出，向共產國際報告後不久即得到同意。但當時中央領導人仍沒有適時作出決斷，戰略轉移的準備工作只在少數中央領導人中秘密進行。進入9月，開始進行轉移前的各項準備，同粵軍陳濟棠停戰協定的簽訂，為紅軍從贛南突圍西征開出了一條通道。但是，對於突圍行動這樣一件大事，在廣大幹部與指戰員中沒有進行解釋工作，甚至在政治局會議上也沒有進行討論。直到9月下旬，才要張聞天撰寫一篇社論，從理論上對紅軍戰略大轉移作出解釋。所以，張聞天寫的這篇社論，實際上代表黨中央宣告：主力紅軍即將離開中央根據地進行戰略大轉移。
董必武和何叔衡兩位革命前輩是讀了這篇社論後才意識到紅軍即將離開中央蘇區進行戰略轉移的。董必武在1936年寫的回顧長征的文章《出發前》中，稱它是「一篇關於紅軍戰略的社論」。這篇社論發表後，紅軍總政治部立即發布「政治指令」，要求全軍根據這篇社論就即將開始的軍事行動「在部隊中進行充分的宣傳解釋工作」。所以，這篇社論實際上是紅一方面軍長征的宣言書和動員令。
開始長征時，不知道要走二萬五千里那麼長的路，沒有「長征」這個名詞。那時紅軍是向西邊走，實行戰略大轉移，最初的目標是到達湘西同紅2、6軍團會合，故稱「西征」。
長征出發時，按照由博古、李德、周恩來組成的「最高三人團」的意見，洛甫（即張聞天）和毛澤東等人都要分散到各野戰軍團中去。毛澤東和洛甫商量後提出異議，這才讓他們留在總部。毛澤東邀約洛甫、王稼祥一路行軍，一起宿營。1934年10月10日晚上，毛、洛、王三人一道，從瑞金的梅坑出發，到贛南省省會於都集結，跨過於都河，踏上西征路。就這樣，毛、洛、王三人走在一起，自然而然地也形成了一個「三人團」。為了跟「最高三人團」相區別，稱為「中央隊三人團」。
長征出發時，張聞天和毛澤東走在一起不是偶然的。促使他們走到一起的主要有兩個互相影響的因素，一是博（古）洛矛盾的加深，一是毛洛合作的發展。
張聞天在上海接受「左」傾錯誤路線在實踐中不斷碰壁的教訓，自1932年秋冬，就已開始了由執行「左」傾路線到反對「左」傾路線的轉變。到中央蘇區後，張聞天從思想認識到方針政策直至策略路線，逐步掙脫「左」的桎梏。此時黨中央主要領導人博古卻遲遲沒有這種覺悟，而且他的警覺的目光，總是尋找著一切「右」的跡象，加以無情的打擊。既然如此，兩位領導人之間就不可避免地會在政治上以及重要的方針、政策上產生分歧和矛盾。
博洛之間政治上的分歧，首先產生在對於「共同抗日三條件」的理解上。「一·二八」事變後，張聞天對日本侵略下國內階級關係的變動有所認識，糾正了原先對十九路軍軍官的過左的策略思想，認識到在「三條件」下與任何武裝部隊訂立共同的對日作戰協定「是宣傳的，也是行動的號召」，不僅是對下層士兵與廣大工農群眾講的，「也是對上層軍官說的」。
博古不同意張聞天的看法。所以，在「共同抗日三條件」的宣言發表以後八九個月里，蘇維埃政府與紅軍沒有採取任何主動行動，沒有同任何一支國民黨部隊訂立反日作戰協定。
關於對資本主義經濟的認識與政策，是博洛之間又一個分歧點。博古把反對封建殘餘、反對軍閥制度、反對帝國主義者的鬥爭同反對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鬥爭並列，主張對資本主義政策的基點是「限制」。
張聞天則提出「利用」私人資本發展蘇維埃經濟的主張。博古指責張聞天主張「讓步」、「妥協」是「機會主義」的政策，甚至認為這種「對資本家的投降情緒」是目前蘇區職工運動中的「主要危險」，要以「堅決的無情的火力反對這種危險」。
博洛之間更大的分歧發生在「福建事變」前後。博古把同十九路軍的談判看成一種宣傳性的措施，只想通過談判來揭露十九路軍將領的欺騙，提高共產黨和紅軍的威望。張聞天則認為通過談判同十九路軍停戰並進而合作抗日，對粉碎第五次「圍剿」，對整個反蔣反日鬥爭，都有重大積極的影響。在軍事行動上，博古對「福建事變」採取「完全不配合」的策略，張聞天則「主張積極配合」。
「博洛矛盾」從暗的分歧發展到明的衝突，是在廣昌戰役失敗之後。張聞天堅決反對組織廣昌戰役，李德、博古根本不聽。廣昌戰役失敗後，在5月中旬中革軍委會議上，張聞天批評博古等人：廣昌戰鬥中同敵人死拼，是不對的。這是一種拼消耗的打法，使紅軍主力遭受了不應有的巨大損失。博古不但不接受，反過來給張聞天亂扣「右傾」的帽子。兩人在會上爭得面紅耳赤，相持不下，結果不歡而散。會後，博古又在組織上排擠洛甫，博洛之間的裂痕更無從縮小以至彌合了。
在「博洛矛盾」逐步加深的同時，「毛洛」之間卻逐漸接近，以至互相信任，親密合作起來。
洛甫與毛澤東相識，是在1933年初進入中央蘇區之後。開始，洛對毛的思想和才幹並不真正了解，二人關係平常。不久，洛分管政府工作，同毛接觸的機會多起來，對毛也有所了解，並逐漸接近。在上述執行「共同抗日三條件」宣言、同十九路軍簽訂協定和支持、援助福建人民政府及廣昌戰役等問題上，毛支持洛甫而同博古等人有重大分歧。
中華蘇維埃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後，洛甫當選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人民委員會主席。從表面上看，似乎洛得到了重用。然而，身處黨內高層矛盾漩渦中的他，卻已經比以前「更明顯地感覺」到，這是「一箭雙鵰」的妙計。一方面可以把洛從中央排擠出去，另一方面又可以把毛從中央政府排擠出去。
從1934年2月起，洛的辦公地點和住處從黨中央所在地觀音山搬到了沙洲壩，同毛在一處辦公，住地也緊靠在一起。洛甫擔任人民委員會主席後，並沒有按照博古等人排斥毛澤東的意圖去做。相反，他採取同毛合作、尊重毛的態度。洛就職以後，同毛長談了好幾次，傾聽毛的意見。他主持人民委員會開會時，總是請毛參加和指導。經濟工作本來是毛管的，洛接任後還是讓國民經濟部部長吳亮平經常向毛彙報和請示，而毛仍然參與經濟方面重大問題的決策。這樣，毛洛關係不僅沒有趨向緊張，反而更加密切起來。
1934年1月至2月，洛甫在他主編的刊物《鬥爭》上分6期連載毛澤東的興國長岡鄉、上杭才溪鄉兩個農村調查報告。他還進而效法毛的辦法，研究基層蘇維埃的工作。1934年4月，出版了張聞天、毛澤東合著的《區鄉蘇維埃怎樣工作》一書。1934年8月1日敵機轟炸瑞金後，毛、洛的住處都搬到雲石山上的雲山古寺里。兩人朝夕相處，感情融洽，生活上也相互關心。他們眼看反「圍剿」戰爭節節失利，不得不離開這塊血汗澆灌的紅色土地，心中都充滿抑鬱、憤懣之情。長征出發前有一天，洛、毛二人坐在住處前黃桷樹下的石凳子上聊起天來。
關於廣昌戰役的那場爭論之後，1934年7月上旬，博古、李德又採取了一個「排擠」洛甫的部署：派洛甫到閩贛省巡視工作。其實這是把洛從政府領導崗位上調開的一個由頭。洛甫服從決定，7月上旬即赴閩贛，進行巡視工作四五十天，到8月下旬才返回瑞金。洛甫當時感覺到自己「已經處於無權的地位」，「心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