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月中共六屆五中全會在瑞金召開之際，中共湘贛省委書記任弼時沒有出席會議，但繼續擔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同年3月底，任弼時主持召開了湘贛省委擴大會議，討論紅六軍團的行動方針。當時，參加中華蘇維埃「二大」會議的王震帶回來兩個本子，一本是中革軍委關於戰術的指示，講堡壘對峙下的戰術動作；一本是「支撐點構築法」。王震說中革軍委負責人當面向他交代，要湘贛紅軍構築碉堡陣地，實行「短促突擊」的戰術。王震還講了在大會上見到毛澤東時的情況。毛澤東問湘贛有多少人？多少槍？王震回答後，毛澤東對他講：「堡壘對堡壘，你們擺得滿嗎？不能那麼打，還是應該集中兵力打運動戰，打殲滅戰，還是要用那個『十六字訣』。」會議討論過程中，紅17師政委陳洪時主張按中革軍委指示，短促突擊，強攻永新。少數人鑒於紅17師勞師遠征剛回來，主張避戰休整。多數人認為：佔領永新之敵，為了打通永新至蓮花、永新至安福的交通線，可能有長距離的運動，容易暴露弱點，為紅軍打運動戰創造條件，可以打。任弼時權衡利弊，支持了多數人的意見，他說服主張避戰休息的人，也批評了強攻永新的錯誤主張，決定發揚紅軍之所長，伺機在運動中殲敵。於是立即布置嚴密偵察周圍敵人的動向。
紅6軍團是1933年6月根據中革軍委的命令，將湘贛和鄂贛兩省的紅軍合編為2個師，在永新的沙市組成了中國工農紅軍第六軍團。湘贛省的紅8軍改編為紅17師，下轄第49、50、51團3個團，師長蕭克，政委陳洪時；湘鄂贛省的紅18軍第52師改編為紅18師，師長嚴圖閣，政委徐洪；湘贛省紅16軍改編為紅16師，師長高永生，政委溫錦惠。軍團雖然成立建制，但並沒有設置軍團領導機關。
中共湘贛省委擴大會議剛剛結束，「圍剿」湘贛蘇區的敵軍總指揮劉建緒趁紅6軍團人馬遠征疲勞之際，迅速發動攻勢，企圖殲紅軍於禾水以北、袁水以南地區。敵人共4個旅之眾，在第15師師長王東原指揮下，分三路撲向紅軍。
任弼時同蕭克進行了商議，決定趁湘軍進攻之機，在沙市打湘軍埋伏。沙市四面大山，中間為一道峽谷，是設伏極好地點。1934年4月4日夜，蕭克帶領部隊進入了埋伏地點，隱藏在兩廂油茶林中。
4月5日9時，敵人前衛進入了沙市以東的小高地。當敵軍全部進入埋伏陣地後，蕭克一聲令下，埋伏的紅軍一齊開了火。這時，又天降大雨，紅軍指戰員冒雨向國民黨軍衝殺。戰鬥到下午1時，王東原的第15師第43旅全部被殲，活捉了旅長侯鵬飛、旅參謀長趙楚卿、團長徐本楨，這是河西戰場第五次反「圍剿」以來的一個最大的勝利。紅軍乘勝收復了永新。這次戰鬥的勝利，震撼了湘軍，鼓舞了紅軍士氣。戰鬥之後，湘贛紅軍退到了象形，並召開了數千人的大會，熱烈慶祝戰鬥的勝利。
沙市戰鬥之後，劉建緒接受了教訓，改變了戰術，從此採取穩紮穩打、步步為營、處處建堡、層層封鎖、節節「進剿」的戰術，妄圖消耗紅軍的人力、物力，逐步緊縮湘贛革命根據地。
這時，中革軍委大權已完全旁落於顧問李德手中，中革軍委幾番來電，強令湘贛紅軍與敵展開陣地防禦戰。任弼時、蕭克、王震等人無奈，只好在永新城西北的台嶺一帶，城東的石灰橋、金華山一帶，城北的松山一帶，廣築碉堡，抗擊湘軍的進攻。
到了5月下旬，劉建緒部在永新、蓮花一帶的碉堡封鎖基本完成，便向紅軍展開了新的進攻。任弼時和王震致電周恩來、朱德，報告永新、安福、寧崗、萍鄉等地國民黨軍隊動向和紅17、紅18師的作戰部署：主力集結隱蔽在高橋頭附近，以側擊進犯之敵；各獨立團、營分別守備要點，截擊敵交通線。
然而，湘軍勢力越來越大。任弼時、蕭克等召開緊急軍事會議，決定留紅18師控制金華山陣地，紅17師速轉移到松山一帶，阻止敵李抱冰的第53師西進。作戰計畫實施後，敵第53師果然在大炮和飛機的掩護之下，向紅17師陣地發起了攻擊。紅軍指戰員在「為保衛蘇區流盡最後一滴血」的口號下，同國民黨軍展開了拼殺。進攻之湘軍雖一次次被打退，但是，終因眾寡懸殊，紅軍不得不退出陣地。這時候，紅17師、紅18師三面受敵，處境極為不利，只得再次轉移。金華山爭奪戰使紅軍犧牲了400多人。湘贛根據地中心區域也被國民黨軍佔領，其餘地區亦被分割為若干小塊。接著，紅17、紅18兩師又被國民黨軍的8師之眾，壓在了牛田、津洞數十里狹小地帶。劉建緒見狀，得意忘形，～面令彭位仁、陶廣、王東原修碉築堡，一面協同東線和南線的國民黨軍，準備與湘贛紅軍主力決戰。
任弼時率中共湘贛省委、省蘇維埃政府、省軍區機關，轉移到永新東南的牛田地區，省委機關住牛田墟的萬壽官內。面對嚴重的敵情，任弼時同蕭克、王震等人商量，大家意見：必須改變與湘軍死打硬拼的戰術，乘湘軍尚未完成包圍圈的時機，開赴井岡山，恢複井岡山革命根據地，憑藉井岡山天險，與湘軍周旋。之後，中共湘贛省委正式決定以王震為軍區司令員，重新劃分游擊區，各部隊在指定區域進行游擊戰，同時派紅17師第49團開赴井岡山，後又派李貞率紅軍學校全體學員增援。
但是，由於「左」傾路線實行過「左」的政策，如地主不分田，富農分壞田，並損害富裕中農利益，對「反水」農民不注意爭取，對知識分子也以其成份作去留使用標準等等，使井岡山的群眾產生了對立情緒。特別是1929年1月紅4軍下井岡山後，對井岡山原來的綠林武裝領導人袁文才和王佐作了錯殺的處置，更增加了群眾的對立情緒。紅49團上山後，老百姓都躲起來了，不和紅軍接近，井岡山的恢複工作沒有實現。
早在根據地的中心地區永新失守後，1934年3月初，任弼時即派出獨立4團到湘南的桂陽、宜章、郴縣和粵贛邊的樂昌一帶活動，發展游擊區。7月初，獨立4團的第1支隊回來向省委及軍區司令部報告：已在郴縣、宜章、桂陽三縣的10個區20萬人口地區開闢了新的游擊區，並在郴縣的5個鄉建立了臨時政權，獨立4團的人數已由出發時的300餘人增加到670多人，改稱湘南縱隊，轄3個支隊，另有游擊隊8個共260多人，各區的赤衛軍也開始建立。
7月5日，任弼時、蕭克、王震召集紅17、紅18兩個師的主要幹部在牛田開會，由任弼時向大家作關於紅6軍團主力準備向基本蘇區的東南轉移和今後任務的報告，提出初步方案，使大家思想上有所準備。任弼時說：「這一轉移不是失敗與退卻逃跑，要反對一切悲觀與動搖。」
7月8日，任弼時和王震聯名向朱德報告：敵第16師向金華山、石灰橋攻進後，現正努力築碉堡；敵第53師已完成金華山至永新封鎖線；敵第63師一部正向洋溪方面推進。紅6軍團主力西靠高山「不能發展運動隊伍」，在敵築碉逐步推進時「很難突擊敵人」。如果移至新游擊區，「主力運動不能保守秘密」。
7月22日，任弼時和王震致電朱德、周恩來，綜合報告部隊情況：紅17師第49、第51團，紅18師第52、第53、第54團集中於橫石附近，獨立團在橋頭、津洞、高家橋一帶守備。為了鞏固部隊，省委派張子意率軍區政治部一批幹部，巡視檢查政治工作，督促部隊加強政治教育，健全政治保衛組織，洗刷動搖分子，嚴守部隊行動機密等。
7月23日深夜，機要科長龍舒林送給任弼時一份電報，說中革軍委指定由任弼時親譯。於是，任弼時在龍舒林協助下將電文譯出，這是中革軍委發來的一個《訓令》，電文首先寫道：「中央書記處及軍委決定六軍團離開現在的湘贛蘇區，轉移到湖南中部去發展廣大的游擊戰爭及創造新的蘇區。同時，除了六軍團外，湘贛軍區所屬諸獨立部隊及保衛蘇區的游擊隊，應無例外地留在現有蘇區及其周圍進行廣大的游擊戰爭。這個決定是從如下的政治與軍事考慮出發的。」電文從4點進行了分析：一是「目前蘇維埃運動發展的一般的狀況是在江西及四川存在著鞏固的蘇維埃區域，而湖南將成為兩省將來發展聯繫的樞紐。雖然在湖南有著我們發展的良好的客觀條件，但是由於我們在湖南力量的薄弱，而二軍團（即賀龍領導的紅3軍——引者注）在湘西北行動的不積極，湖南的游擊運動還未廣泛地開展起來，這使湘敵可集全力向湘贛蘇區進攻」。二是「在粉碎敵人五次『圍剿』中，湘贛蘇區是我們的輔助方向之一，在鉗制與吸引敵人方面，湘贛蘇區相當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務。但湘贛蘇區本身是緊縮了，敵人正在加緊對於湘贛蘇區的封鎖與包圍，特別加強其西邊封鎖與包圍，企圖阻止我們的力量向西發展」。三是「在這種狀況下，六軍團繼續留在現地區將有被敵人層層封鎖和緊縮包圍之危險，而且糧食及物資的供給將成為尖銳的困難，紅軍及蘇區之擴大受著很大的限制。這就使保全紅軍的有生力量及保衛蘇區的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