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5月蔣介石在南昌成立了「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南昌行營」，部署對中央蘇區的第五次「圍剿」，並親自指揮這次「圍剿」。他調集重兵，在軍事上採取「堡壘主義」的新戰略，步步推進，持久作戰。
這時的中央蘇區，經過四次反「圍剿」的勝利，紅軍擴大到8萬多人，群眾武裝也有了很大發展，從敵我兵力對比上看，與前幾次反「圍剿」相差不多，如果按照正確的戰略和軍事原則，打破「圍剿」取得勝利是有可能的。
但這時，中共臨時中央推行了一套錯誤的戰略和軍事原則。1933年6月13日，臨時中央發出了對今後作戰計畫的指示。這個作戰計畫是共產國際駐中共軍事總顧問弗雷德·施特恩在上海擬定的。指示中批評紅一方面軍前段軍事行動的「弱點」在於「主力集中於一個單獨的作戰單位，即方面軍，這就不能從各方面配合作戰」。為了在閩、贛兩個戰略方向上同時取勝，指示要求「從方面軍調出若干部隊」「進行分離的作戰」。
後來，毛澤東曾把這叫作「兩個拳頭打人」，指出這是錯誤的。
1933年9月25日，敵人北路軍的3個師向中央蘇區的黎川發動進攻，開始了第五次「圍剿」。中共臨時中央提出「禦敵於國門之外」的錯誤方針。
毛澤東後來說：「第五次『圍剿』，敵以堡壘主義的新戰略前進，首先佔領了黎川。我部企圖恢複黎川，禦敵於根據地之外，去打黎川以北敵之鞏固陣地兼是白區之硝石。一戰不勝，又打其東南之資溪橋，也是敵之鞏固陣地和白區，又不勝。爾後輾轉尋戰於敵之主力和堡壘之間，完全陷入被動地位。」
周恩來是主張以運動戰消滅敵人的。他在1933年4月寫過一篇名為《論敵人的要塞》的文章，登載在《紅色戰場彙刊》上，文中說：「就一般說來，我們應先消滅敵的野戰軍再攻取其要塞。」他又在5月間寫的一篇文章中說：「總而言之，我們要用少數的兵力放在次等方向，去抓住多數的敵軍，以便抽出多數的兵力，在主要的突擊方向，有把握的去消滅敵軍。」紅軍比起敵軍來，總體上並不佔優勢，但是「在決戰方向集中優勢的兵力和兵器」，而被抽出兵力的方向就成為對優勢敵軍的鉗制方向，這是紅軍在運動戰中行之有效的戰術原則，也即是集中兵力、各個擊破敵軍的戰術。這在周恩來的思想上是一貫的，即便到了1934年春，中央對軍事領導犯有嚴重的「左」傾錯誤，周恩來和朱德等在給方誌敏的電報中，仍然指出：你們應「集中和擴大紅10軍，在運動戰中消滅敵人的進攻部隊」，「派遣得力的獨立部隊伸入到浙西活動」。
但是，在後方的中央領導無視周恩來等的不同意見與過去作戰的寶貴經驗，一再命令紅軍插到敵人堡壘地域間隙中去消滅敵人，甚至說什麼「如果原則上拒絕進攻這種堡壘，那便是拒絕戰鬥」。周恩來、朱德都是組織紀律性很強的領導人，只好遵照執行中央的命令。從1933年9月下旬到11月中旬，紅一方面軍就是依照臨時中央和中革軍委的命令，在敵軍主力和堡壘之間連續作戰近兩個月，結果未能禦敵於蘇區之外，自己反而遭受到很大的損失。
1933年9月，共產國際派來的軍事顧問李德（又名華夫）從上海到達中央蘇區，他在博古的支持下，實際上掌握了中革軍委的領導權。12月20日，李德以統一前後方指揮為名，建議並經中共臨時中央決定，取消中國工農紅軍總司令部和紅一方面軍司令部的名義和組織，將原「前方總部」撤回後方，並人中革軍委機關。以後就由中革軍委直接指揮中央蘇區的各軍團和其他獨立師、團作戰，實際上就是由博古、李德直接指揮軍隊。
1934年1月4日，周恩來和朱德離開前方，回到瑞金。
4月10日，敵人集中11個師進攻中央蘇區的重要城池廣昌，並編成河西、河東兩個縱隊，沿撫河東西兩岸交替築碉前進。中共中央和中革軍委不顧紅軍連續作戰、十分疲勞、減損很多以及敵軍裝備精良、軍力強大的情況，急忙抽調紅1軍團、紅3軍團、紅5軍團、紅13師、紅9軍團、紅23師，共9個師的兵力，在廣昌及其以北地區同敵人「決戰」，提出了「為著保衛廣昌而戰，這就是為著保衛中國革命而戰」，「勝利或者死亡」等錯誤口號。廣昌保衛戰開始後，戰鬥非常激烈，歷時18天。紅軍雖然重創了敵軍，但是自己也傷亡了5000餘人，占參戰總兵力的五分之一。幹部傷亡數也很大，有一個團，連級幹部只剩下一個人。這一仗不但沒有保住廣昌，還丟掉了建寧。27日晚，紅軍撤出廣昌，向廣昌以西以南轉移。這是一次與敵軍拼消耗的陣地戰，給紅軍以後的作戰，帶來了極為不利的影響。
廣昌之戰失敗後，中共中央書記處在瑞金開會，討論中央紅軍是否撤出中央革命根據地的問題，討論結果決定紅軍主力準備轉移。這次會的時間大概在1934年5月。會後，將這個決定報告給共產國際，共產國際表示同意。從決定轉移到出發，中共中央書記處開過四次會議。在第一次會議上，決定由博古、李德、周恩來成立「三人團」，「由三人團處理一切」。周恩來說過：後來的實際情況是「三入團」主要管軍事，而且是形式上的，實際仍是政治上博古作主，軍事上李德作主。例如中央紅軍轉移時黨政領導幹部誰走誰留下這樣的大事，就沒有在「三人團」討論，完全是博古決定，並未告知周恩來。
中共中央書記處決定撤離中央蘇區，但是主管軍事的李德卻不積極作撤離的準備，仍然是硬打硬拼。7月上旬國民黨軍以31個師的兵力，從六個方向開始向中央蘇區的中心地帶全面進攻。李德採取六路分兵、全線抵禦的錯誤方針，繼續同佔優勢的國民黨軍拼消耗，說什麼「以一切力量繼續捍衛中央蘇區」。8月5日，國民黨軍集中9個師向驛前以北地區發動進攻。紅軍在高虎腦、萬年亭到驛前約15公里縱深構築陣地固守。在6日的高虎腦、半橋防禦戰和13日的萬年亭防禦戰中，紅軍擊退國民黨軍的多次集團衝鋒，使蔣介石的精銳第89師喪失戰鬥力退出戰鬥，但自身也傷亡很大，不得不於27日放棄驛前以北的全部陣地。其餘各路敵軍均向中央蘇區中心推進，到9月下旬，中央蘇區已經只有瑞金、會昌、於都、興國、寧都、石城、寧化、長汀等縣聯成的一塊狹長地區了。只是到此時，紅軍才真正準備出發，向新的地區轉移。
8月18日，周恩來在《紅星報》上發表《新的形勢與新的勝利》。文章說：在六七兩月，敵人經過了重新部署兵力和修補馬路碉堡，7月的下半月便進行了大舉進攻的新的步聚。進攻的主要路線是以三個縱隊兵力，向驛前方向進攻，企圖占石城。配合進攻的有由連城方向攻汀州，西北線五個師以上兵力攻興國；南線逼粵敵以主力進攻會昌。文章提出：蘇區的形勢險惡，紅一方面軍要時刻準備著全部出動去與日本帝國主義作戰。文章實際上暗示了要準備轉移。
當時蘇區南線的「圍剿」軍是粵軍陳濟棠的部隊，他們對「圍剿」很消極，對紅軍打打停停，佔領筠門嶺後就沒有再前進。歷史上陳濟棠曾經通電反蔣，他擔心蔣介石打敗紅軍後會從福建方面抄粵軍的老家，因而想與紅軍和談。陳濟棠派了一個認識周恩來的人秘密到瑞金，給周恩來送來一封信，說準備派少將參謀長楊幼敏和黃質文、黃旭初三人為談判代表團，希望我們派粵贛省軍區司令員何長工為總代表，進行談判。周恩來找何長工談話，要何長工任總代表同陳濟棠的代表談判。周恩來說：「長工，如果我用電報通知你，說你喂的鴿子飛了，你就趕快回來，我會派一名幹部在會昌等你。」
何長工遵照周恩來的指示，穿著西裝，戴上草帽和墨鏡，坐著四人抬的大轎，帶了一個騎兵連，前去談判。到筠門嶺敵軍前哨時，敵軍連長對部下說：「這是總司令請來的客人。」何長工同楊幼敏等在離筠門嶺約40里的一座洋樓中談判，他們對何長工說：「何司令，不打了，兩家和著算了。打敗了你們，我們撈不到什麼，你們打敗了我們，最多也只能到廣東吃幾根甘蔗。」經過三天三夜的談判，雙方達成五項協議：一、同意停戰，取消敵對局面。二、解除封鎖，互相通商。三、互通情報，設有線電話。四、紅軍可以在粵北設後方醫院。五、可以互相借道，雙方在現戰線後退20華里。
這時，何長工接到周恩來的電報說：「你喂的鴿子飛了。」楊幼敏得知後問：「你們是不是遠走高飛？」何長工答：「不是，這是說我們和談成功了，和平鴿子飛上天了，表示祝賀。」陳濟棠派了一個騎兵連護送何長工回蘇區。何長工到會昌後，周恩來派人送來一封信，說在於都等他。何長工連夜到於都向周恩來作了彙報。周恩來說：「這次談判談得很好，不過我們不能這樣做了，我們要行動。別的職務暫時沒有，請你到教導師當政委。」
這時，各路紅軍都集結在於都河（貢水）北岸。要離開蘇區出征，必須渡過於都河，就要在河上架橋。於都河寬六百多米，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