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們感覺到主力紅軍有轉移地區作戰可能的時候，我就相到我是被派隨軍移動好呢還是被留在根據地里工作好呢的問題。
有一天何叔衡同和我閑談，那時我們同在一個機關工作。他問：「假使紅軍主力移動，你願意留在這裡，或是願意從軍去呢？」
我的答覆是：「如有可能，我願意從軍去。」
「紅軍跑起路來飛快，你跑得么？」
「一天跑六十里毫無問題，八十里也勉強，跑一百里怕有點困難：這是我進根據地來時所經驗過了的。」
「我跑路要比你強一點，我準備了兩雙很結實的草鞋（江西南部的所謂草鞋，不是用草編成的，完全沒有草的痕迹：布底，針線納得很密，鞋前面有三個或五個布做耳子，後跟也是布做的，樣式如草鞋有耳，實際上全不用一根草，但名字仍叫做草鞋。），你有點什麼準備沒有呢？」
「你跑路當然比我強，我只準備了一雙新草鞋，腳上著的一雙還有半新。」
我們這樣談話過後，沒有好久，我就被調在總衛生部工作，隨著紅軍主力出發去了；叔衡同志呢？仍然留在中央根據地。我們到了貴州，有人說：看見報紙上載有他已遇害的消息。這一年近六十的共產黨員，他不怕任何困難，任何犧牲，準備為共產主義的事業而奮鬥到底，準備隨時在黨的號召之下無條件地去工作，這從上面我們的談話及以後的經過，就可以看得出來。
在中央根據地，因叔衡、特立、覺哉、伯渠和我五個人年齡稍大，諸同志都呼我們為「五老」，出發時我與特立、覺哉、伯渠等，都隨著紅軍移動，經歷了千山萬水，苦雨凄風，飛機轟炸過無數次，敵人抄襲過無數次，苗山野荒的絕糧，草地雪山的露營，沒有障礙住我們，我們都完全地隨著大隊紅軍到達了目的地，只有叔衡同志留在根據地，落到反革命的手中，而成為他們的犧牲品。這是怎樣的令人悲憤的事呵！叔衡同志的肉體被敵人毀滅了，他的精神不死，現在有幾十萬幾百萬的人踏著他的血跡前進而紀念著他。他個人死了，他在千萬人的心坎上活著。那些殺害他的人，已被釘在永遠羞辱的柱子上。
我在出發前，雖發生過隨軍去或留後方的問題，可是紅軍主力向什麼地方移轉呢？經過些什麼地方呢？路有多遠呢？這類的問題，沒有發生過，也沒有聽見別人談過。當時為什麼不發生這些問題？
這因為紅軍是要北上抗日的，當時在北面和東面，敵人重重疊疊的築滿了烏龜殼，大部隊通過較困難。西邊的烏龜殼要稀落些，主力轉移地位自然是由西向北前進，這是毫無疑問的。至於轉移到什麼地方，經過什麼路線，走多少時候等問題，系軍事上的秘密，不應猜測，而且有些問題要臨時才能決定，如行軍走那條路，什麼時候到達什麼地方，有時定下了，還沒有照著做，或做了一部分，忽因情況變了又有更改，這是在行軍中經常遇到的，只要大的方向知道了，其餘的也就可以不問。
我們向陝、甘前進，還是到川西後才決定的。假定在出發前，就知道要走二萬五千里的程途，要經過十三個月的時間，要通過無人跡無糧食的地區，如此等類，當時不知將作何感想，是不是同樣的堅決想隨軍出發呢？這都不能懸揣。但在長途中遇到一切天然的人為的困難，不曾令我絲毫沮喪過，同著大家一齊克服過了。到瓦窯堡後，東征時還是躍躍欲試。這樣看起來，即在出發前知道路很遠，時間很久，險阻艱難很多的話，也未必能變更我隨軍的意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