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的寫作，系在1936年，編成於1937年2月，是最早全面再現長征的富有偉大的歷史意義和珍貴的歷史價值的資料。
1936年8月5日，為出版《長征記》徵稿，毛澤東、楊尚昆聯名向各部隊發出徵文信函，至1936年10月底，共徵集到稿件200餘件，50多萬字，紅軍總政治部成立了編輯委員會，由丁玲、徐特立、成仿吾、徐夢秋等人負責編輯。於1937年2月選定110篇，30餘萬字，定名為《二萬五千里》，裝訂成上、下兩冊，抄寫了20份。
本書附件：建國前介紹紅軍長征的書籍出版狀況、關於編輯經過的說明、出版的話、重印序言等，資料全面翔實，彌足珍貴。
1936年8月5日，為出版《長征記》徵稿，毛澤東、楊尚昆聯名發給各部隊的信：
現有極好機會，在全國和外國舉行擴大紅軍影響的宣傳，募捐抗日經費，必須出版關於長征記載。為此，特發起編製一部集體作品。望各首長並動員與組織師團幹部，就自己在長征中所經歷的戰鬥、民情風俗、奇聞軼事，寫成許多片斷，於9月5日以前匯交總政治部。事關重要，切勿忽視。
現因進行國際宣傳，及在國內國外進行大規模的募捐運動，需要出版《長征記》，所以特發起集體創作，各人就自己所經歷的戰鬥、行軍、地方及部隊工作，擇其精彩有趣的寫上若干片斷。文字只求清通達意，不求鑽研深奧，寫上一段即是為紅軍作了募捐宣傳，為紅軍擴大了國際影響。來稿請於9月5日以前寄到總政治部。備有薄酬，聊志謝意。
至1936年10月底，共徵集到稿件200餘件，50多萬字，紅軍總政治部成立了編輯委員會，由丁玲、徐特立、成仿吾、徐夢秋等人負責編輯。於1937年2月選定110篇，30餘萬字，定名為《二萬五千里》，裝訂成上、下兩冊，抄寫了20份。
1936年春上海《字林西報》曾有以下的話：紅軍經過了半個中國的遠征，這是一部偉大史詩，然而只有這部書被寫出後，它才有價值。（大意如此，現無原文參考——筆者）這位帝國主義代言人雖然是在破例的驚歡紅軍的奇蹟，但他也在惡笑紅軍的「粗陋無文」。可是現在這部破世界紀錄的偉大史詩，終於由數十個十年來玩著槍杆子的人們寫出來了，這是要使帝國主義的代言人失驚的，同時也是給了他一個刻苦的嘲弄。
編輯這本書的動機，是在去年的春天，當時的計畫是預備集中一切文件和一些個人的日記，由幾個人負責寫。但被指定寫的人偏忙著無時間，一直延宕到8月。事實告訴我們不得不改變原定計畫，而採取更大範圍的集體創作，於是發出徵文啟事，並又從組織上和個人關係上去發動計畫中必需的稿件。
徵文啟事發出後，我們仍放不下極大的擔心；拿筆桿比拿槍桿還重的，成天在林野中星月下鉛花里的人們，是否能不使我們失望呢？沒有人敢給有把握的確信。然而到了8月中旬，有望的氛圍來了，開始接到來稿。這之後稿子從各方面湧來，這使我們興奮，我們驕傲，我們有無數的文藝戰線上的「無名英雄」！
到了10月底收到的稿子有二百件以上，以字數計，約五十餘萬言，寫稿者有三分之一是素來從事文化工作的，其餘是「赳赳武夫」和從紅角、牆報上學會寫字作文的戰士。
我們怎樣來採錄整理和編次這些稿子呢？我們決定以下幾個方針：
一、同一內容的稿子，則依其簡單或豐富以及文字技術的工拙，來決定取捨。
二、雖是同樣的內容，散在兩篇以上稿子里，但因其還有不同的內容，也不因其有些雷同而「割愛」。
三、有些來稿，有獨有的內容，不管文字通與不通也不得不採用。
四、有些來稿雖然有獨有的內容，但寥寥百數十字，內容過於簡單平常，那也只好「割愛」了。
五、來稿中除一些筆誤和特別不妥的句子給以改正外，其餘絕不濫加修改，以存其真。
六、編次的方法，是按著時間和空間。
此外關於統計等等，是依著命令報告各種日記和報紙聚集的。
我們把這約三十萬言的稿子聚集了，然而看一看目錄，卻使人有極大的不滿，這裡所有的還不到我們生活過的和應該寫出的五分之二！然而我們不能再等了，環境和時間都不容許我們了。
這裡要特別指出的，所有執筆者多半是向來不懂得所謂寫文章，以及在槍林彈雨中學會作文章的人們，他們能粗糙質樸地寫出他們的偉大生活、偉大現實和世界之謎的神話，這裡粗糙質樸不但是可愛，而且必然是可貴。
這本書本應早日和讀者見面，但因稿子大量湧來後，編輯委員會的人員出發了，結果只有一個腦力貧弱而又肢體不露的人在工作，加以原稿模糊，謄寫困難，以致延長預定編齊的期間約兩個月，這是非常抱歉的。
編者
1937年2月22日於延安
《二萬五千里》編好後，因抗日形勢的發展和編輯人員離開延安等原因，一直沒有付印，只有一套存於總政治部宣傳部。因借閱的人很多，宣傳部深恐損毀或遺失，1942年11月20日終於機會付印，書名改為《紅軍長征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