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不懈努力，延期四次的「一蘇大會」，確定了最後時刻表――1931年11月7日。
立國在即，可是，時至10月，蘇維埃共和國的憲法、土地法、婚姻法及許多基本法卻沒有制訂。
立國無法，國為何國？制訂紅色法律，成為燃眉之急。即將就任共和國主席的毛澤東，與蘇區中央局常委緊急磋商，問：「瑞金能不能找到起草這些法律的人？」任弼時立即搖頭。
毛澤東想了想，無奈地說：「只有電告中央，請那邊抓緊起草電告。」「那邊」，指的是駐滬的中共中央局。幾天後，任弼時興沖沖地跑來告訴毛澤東：「有辦法了，中央給我們派來了一位紅色法律專家！」「喔，那太好了，他是誰？」毛澤東高興地問。
「他叫梁柏台，中共早期黨員，1921年，和劉少奇、肖勁光、王一飛我們一起從上海去莫斯科學習，在那邊，他與蔡和森、瞿秋白、吳玉章、林伯渠、葉劍英、劉伯承、劉伯堅、肖三等人都很熟悉，後來，專門從事法律工作，對政府工作也很熟悉。」「他在哪裡，我們去看看他。」毛澤東很受鼓舞，起身就要去見人。
「他和他愛人周月林同志，已經到達了長汀，路途不暢通，暫時滯留在閩粵贛省委幫助工作。」「哦，那趕緊，派劉伯堅同志辛苦一趟，去把他們接過來。」數日後，劉伯堅專程率一支精銳的小部隊，開闢了贛閩通道，把梁柏台、周月林，以及陸定一的妻子唐儀貞等人，一路接送到瑞金葉坪村，見到了早在上海外國語學社就結識的任弼時，見到了毛澤東、朱德等人。梁柏台臨急受命，立即著手制訂紅色法律：《憲法大綱》、《婚姻法》、《組織法》等，「一蘇大會」後，他成為司法部部長，後兼任內務部部長。
周月林擔任中共中央局婦女部部長，是因為一個偶然契機。
起初，在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周月林分管婦女方面的工作，名稱不叫婦女部，而叫中央婦女生活改善委員會。周月林是主任，金維映、范樂春等同志是委員。臨時中央政府，討論通過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婦女生活改善委員會組織綱要》。經過一段調查研究，周月林著手抓了三個方面的工作。
首先是開展放腳運動。蘇區的婦女，雖然在政治上規定享受男女平等的權利，在經濟上同男人一樣分得了土地，因為是小腳，行動不便，不能耕作不能參加生產勞動，只能圍著鍋台轉，最多下地送飯送水。如此，在經濟上不可能得到真正的平等。針對這些情況，蘇區內大力宣傳大腳的好處，開展了放腳運動，大部分婦女把纏腳放開了，更多的女子，從此以後不再纏腳，結束了數百年來的纏腳陋習。
丈夫打罵妻子，公婆虐待童養媳的現象，在農村歷來很嚴重。蘇維埃政府剛剛頒布了婚姻條例，也難以很好貫徹執行，有的區、鄉蘇維埃政府主席，不清楚婚姻法是怎麼回事，以為就是要女人結婚，竟然發出布告：限定當地寡婦，5日內，必須全部嫁人。婦女生活改善委員會，抓住婚姻條例的貫徹，大力宣傳男女婚姻自由，禁止帶童養媳，並且在《紅色中華》報上，揭露一些事例，抨擊醜惡行為。婦女們非常高興，堅決擁護蘇維埃。
婦女們都發動起來了，周月林抓的工作重點就是擴紅。在紅區內，普遍成立了擴紅隊、慰勞隊、洗衣隊，在婦女中掀起送郎、送子當紅軍的熱潮。把婦女工作的重點，與擴大一百萬鐵的紅軍連結，與整個蘇維埃政權連在一塊。
宣傳男女婚姻自由，有些婦女很高興，錯誤地認為：自由，就是可以由著自己性子隨便亂來。於是，一些地方出現了亂來的事情。有的女子，今天跟這個好，明天又跟那個好，朝三暮四。也有的人，本來就反對婦女平等、婦女解放，乘機亂說：這就是共產共妻。從而在群眾中造成不良影響，許多人對婦女工作有看法。
中央召集各縣負責人會議，有些人便提出要周月林去講話，其實是設了一個圈套。
周月林不明就裡，按慣例行事，有請就去，開口就講。不料，話講完了，掌聲稀疏，基層的人開始輪番提問：「婚姻自由，是不是婚姻隨便，為什麼有的女子亂搞？」「男女平等，男的不可以打女的，那女人惹事生非，不就上天啦！」……
與會的大部分男人，受傳統觀念、地方舊俗所囿，都對男女平等不滿，這時七嘴八舌，你爭我搶，提了一籮筐意見，眼睜睜地要周月林部長回答，他們也想乘機看看這位年輕漂亮的女部長的本事。
周月林是喝大河水的人，對這種場面不但不怯，還巴不得有這種機會宣傳宣傳，她仔細聽完，耐心解答：
「貫徹婚姻條例，提倡婚姻自由，實行男女平等，並沒有說可以亂搞。但是，大家說的情況也都是事實，一時間也不可避免。婦女們經受幾千年的封建壓迫，一下子解放了，就像籠子里的鳥，突然從籠中飛出來，東南西北，不知該怎麼飛。這就需要我們多做宣傳、教育工作，婦女工作也不光是婦女的事，要大家一起做，各級蘇維埃政府來做，特別是在座的各位領導一起來做……」說到這一層，她就展開來談工作：「在座的都是各縣領導，有的人很忙，要求你們天天做婦女工作也不現實，但是，你們誰家沒有母親、妻子、嫂子、姐妹呢？你們就先協助我，做好自己家裡的工作吧……」婦女工作，實際上也是各縣蘇維埃政府的事情，是在座者各自自己的工作。
這一說，會場上沒人吭聲了，從此，都知道這個年輕漂亮的婦女部長厲害。
在瑞金，人們經常能看到，剪一頭短髮，穿著一身戎裝的周月林，騎一匹棗紅馬，忙忙碌碌，奔波不停。
「一蘇大會」後，瑞金一下冒出來十幾個部長。這些部長們從來沒有搞過政府工作，碰到問題就來找梁柏台，梁柏台就成了各部的顧問。來找得最多的是何叔衡，他過去一直做黨務工作，一下子當了中華蘇維埃最高法庭主席，幾乎每天都會碰到一些案子。判案子可不像別的事，大問題搞不好，就要了人家的命，小問題搞不好，也會激化矛盾，必須慎之又慎。
有許多人到最高法庭告狀，說劉開擺架子，官僚主義特別嚴重。劉開當時是中央政府辦公廳廳長，文化很高，辦事也有些驕傲，群眾反映大。項英、何叔衡就來找梁柏台商量，要想辦法，按照什麼法律處罰劉開。
梁柏台聽完了事實介紹，說：「官僚主義是不好，但大家還是同志嘛。反對官僚主義不宜使用法律，應該採取教育的辦法解決。」「用什麼樣的教育辦法呢？」項英、何叔衡問。
梁柏台想了想說：「比如，可以用『公審』的辦法。」「公審，怎麼公審呀？」項英、何叔衡面面相覷。
蘇聯有許多「公審」的範例，梁柏台把程序介紹了一下。項英、何叔衡聞所未聞，一聽，覺得很有道理。項英連連點頭稱是，說：「那好，就讓何叔衡主席來『公審』他吧！」「不行不行，」梁柏台又說：「審案子，重要的案子主席可以出場，不重要的，主席可不出場。這種『公審』，還不同於審案子，不用法庭出場，更不用主席出面，叫別的人去就可以。」太嚴厲不行，不嚴肅也不行，那麼叫誰去合適呢？！項英與何叔衡商量了許久，決定叫周月林擔任主審。為了表現民主，又讓鄧子恢擔任陪審。公審會場就設在最高法院門外，在大坪上搭了一個檯子，把機關幹部和部分群眾召集到一塊，就面對面地數落劉開的缺點、錯誤。那形式，相當於如今的大會批評。這樣既教育了劉開本人，又教育了大家。
「公審」是個新鮮會。那天，大家都來看熱鬧，到會者很多。張聞天也來參加了會議，會議結束時，張聞天講了話。他說：「今天的公審會開得不錯，主審人審得好。政府有這樣的女同志做婦女工作，中央還沒有，嗯，我們黨中央也應該有……」不久，中共中央增設了一個婦女部，把周月林調去，擔任了婦女部長。梁柏台、周月林二人成為有名的「部長夫婦」。
1934年1月21日，「二蘇大」在瑞金沙洲壩中央大禮堂召開。周月林和梁柏台雙雙被選為中央執行委員。而周月林的位置更為重要，她和毛澤東、項英、張國燾、朱德、張聞天、博古、周恩來、瞿秋白、劉少奇、陳雲、林伯渠等17人組成中央主席團，為執行委員會閉幕之後最高政權機關。她是主席團中唯一的女性。
當時，周月林對此殊榮，感到不安，曾對博古提出：按政治水平，工作能力，應該選鄧穎超為主席團成員更合適。
博古回答：我們要按票數來的。
「二蘇大」不久，毛主席找周月林談話，又讓她擔任了中央蘇區剛成立的國家醫院院長。
周月林夫婦自進入中央蘇區，便直奔中華蘇維埃政府所在地瑞金葉坪村報到，起初在謝氏宗祠居住。後來，因為叛徒告密，白軍的飛機對這一帶進行轟炸、掃射，臨時中央政府機關轉移，他們隨之遷居沙洲壩村元太屋楊氏私宅；後又遷往郊區的雲石山古寺廟，周月林夫婦與毛澤東夫婦一塊在蘇維埃中央政府機關工作，一直是隔壁鄰居，經常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