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加長征的紅軍中文化人、知識分子主要分布在紅一方面軍的幹部團中，其中甚至不少都有過留洋的經歷，因此還會把紅四方面軍看成是土包子。
有幾位紅軍中的文化人分別用自己的方式記錄了長征：
如中央紅軍的軍團政治部宣傳部長黃鎮沿途創作了24幅寫生畫（如圖），長征勝利後在1938年曾被帶到上海結集出版《西行漫畫》，一版再版。紅一軍團第1師參謀長耿飈隨身帶著照相機和沖洗設備，拍下很多珍貴的照片，並有完整的行軍日記，到保安時曾借給埃德加·斯諾參考，但後來不幸遺失。紅一軍團第1師第3團政治委員蕭鋒也有著名的《蕭鋒日記》，從中央蘇區一直記錄到金門戰役。長征途中還有個嗜書如命的紅軍將領蕭華，物質條件艱苦至極，他寧可扔自己穿的、用的東西，也捨不得將書輕裝掉。長征途中攻打天險臘子口時，擔任師政委的蕭華要身先士卒率部打衝鋒，行動前，他特意囑咐替他挑書的戰友說：「你離我遠點，千萬保護好這些書。即使我犧牲了，不管花多大代價，你也要把它安全挑到陝北，交給黨。」紅軍將領肖勁光能歌善舞，長征途中，他偕 一管洞蕭前行，常於人困馬乏之際吹奏，官兵聽之恍聞仙樂。
長征開始後，中央蘇區的文藝、戲劇工作者被分成了兩部分，一部分留中央蘇區，另一部分隨紅軍主力長征，如李伯釗、胡底、錢壯飛、李克農、危拱之等，分別編入長征紅軍各部。創立於蘇區的工農劇社分別組成 「火星」、「紅旗」、「戰號」等小型劇團，在槍林彈雨的反圍剿戰鬥中穿插演出。
這些在長征途中的紅軍戲劇內容豐富，有街頭劇、小話劇、活報劇、花燈劇等等。這些作品大多是為了配合軍事行動和適應戰爭流動狀態的要求所即興創作的劇目，短小精幹、構思巧妙，把藝術性和戰鬥性融合起來 。
也有描寫長征途中的生活幽默的。例如老知識分子徐特立就編過一個「捉虱舞」，這個舞蹈他在長征路上和到了瓦窯堡、延安，都親自表演過。舞蹈動作很簡單，但他表演起來卻很有趣。表演時他會將羊皮襖反過來穿，羊皮露在外面，戴個破氈帽，左手—舉，右腿一抬，身子一歪，搖搖扭扭地走出場來。然後兩隻手輪番到羊毛里搜搜，裝著捏住—只虱子的樣子，口裡說：「虱子？」放進嘴裡「嗶剝」一聲，又肯定地說：「是虱子！ 」就這樣，手腳不斷地重複這些動作，嘴裡連連地說：「虱子！虱子！」「又一個，又一個！」由於他幽默的長相，幽默的神態，幽默的表演，經常逗得紅軍戰士們大笑。
陳芨在長征中任紅31軍宣傳隊宣傳員、宣傳隊分隊隊長，據他回憶，自己經常是從隊前跑到隊尾，再從隊尾跑到隊前，一遍遍地教行軍的戰士唱宣傳隊新編的快板書：
紅軍過了河，
羊子奔索索，
猴子摸腦殼，
矮子挨鞭打，
劉湘怕活捉，
請問委員長，
看你又如何？
除此之外，陳芨在化妝方面也是個高手，長征中他經常為宣傳隊的戰友當化妝師。當時他用的「化妝品」主要有三種，白色用官粉，紅色是從集市上買來的胭脂，黑色則用老鄉家裡的鍋底灰，其他顏色再想辦法調。
演出時也沒有什麼像樣的道具，全是門板、飯碗，還有老鄉的洗臉盆，能用的都用上了。
隨著長征接近勝利，戰爭的陰霾逐漸吹散，文藝活動越來越活躍。1935年6月，紅一方面軍與紅四方面軍在夾金山下的達維會師。聯歡會上，文藝戰士們演唱了由紅一方面軍宣傳部長陸定一編寫的《兩大主力會師歌》 ，在現場非常激動人心。而早在蘇區就享有「三大赤色跳舞明星」稱號之一李伯釗（其他兩位分別是劉月華和石聯星，她們沒有參加長征），也在聯歡會上表演了《紅軍舞》等舞蹈。解放後第三年，1951年，李伯釗創作了歌劇《長征》，是第一個將長征搬上舞台，也是建國後首次在文藝舞台上塑造毛澤東形象的人，轟動一時。李伯釗的丈夫是楊尚昆。
紅軍表演的歌舞節目多數是來源於革命歌曲、蘇聯紅軍歌曲、根據地民間歌曲、歌謠、小調以及當時流行全國的著名兒童歌曲等，長征期間比較經典的劇目有《烏克蘭舞》、《農民舞》（又名《村女舞》）、《高加索舞》、《八月桂花遍地開》、《送郎當紅軍》等等。
歌舞演出也都包含了宣傳的口號，而形式則有快板、口號、唱歌、跳舞、戲劇等，這些文藝活動在嚴酷戰爭環境里已經不是單純的娛樂，而成為戰鬥或統戰的組成部分。
長征中每到達一個駐地便向群眾進行文藝宣傳。如到遵義城以後，在城鄉教群眾唱革命歌曲，演出街頭劇、活報劇，召開軍民聯歡大會，演齣節目。如李伯釗就幫助當地進步青年團體「紅軍之友社」排練戲劇、歌舞在街頭演出。
1936年3月，紅四方面軍長徵到達西康甘孜藏族地區，藏民對紅軍有敵對情緒。經過反覆宣傳，加上紅軍嚴格的軍紀，才對紅軍的態度有了轉變。4月中旬，紅四方面軍成立紅場委員會，在紅場上舉行了軍民聯歡會，李伯釗及宣傳隊員們教藏民跳《海軍舞》、《烏克蘭舞》，藏民教宣傳隊員們跳藏族的「鍋莊」、「弦子」。紅軍文藝戰士在藏族舞蹈的基礎上，編了《雅西雅舞》，舞蹈中紅軍與藏民手拉手，肩並肩，以整齊劃一的節奏 和步調一致的步伐共同起舞，表現紅軍與藏民的團結與友誼。
1936年6月27日，紅軍的報紙《紅星》報登載了一篇題為《接二連三的晚會》的文章，這樣寫道：紅一方面軍在懋功舉行幹部同樂會，晚會上，有兩個方面軍的文藝演出，有「火線」劇社的小同志的唱歌跳舞，有「火線」劇社與「太陽」縱隊名角表演的「十七個」的名劇，有「猛進」劇社的表演等，整個「會場空氣盛極一時，為反攻以來的第一次」。二十三日的下午，紅一方面軍籃球隊又同四方面軍駐懋功部隊的籃球隊舉行了友愛的比賽，開始是分開打，以後又混合打。球藝雖不很高，但活躍的精神「處處都顯示出百戰百勝的紅色健兒的大好身手！」紅軍戰士最常見的體育活動是籃球，只要有條件，紅軍都會搞幾場籃球比賽，譬如在遵義和當地學生也舉行過籃球友誼賽。
最讓人印象深刻的還是紅軍之父朱德的一次當眾跳舞表演。1936年11月，紅四方面軍的朱德和紅二方面軍的任弼時到達陝西保安中央所在地，中央機關舉行了歡迎會。在會上輪到朱德齣節目時，大家沒想到，他笑眯眯地一言不發，大步走進場子中央，將羊皮大衣一脫，翻過來往身上一披，將長袖往腰間一系，悠然自得地跳起了紅軍新編的藏族舞蹈《雅西雅舞》，這引起全場轟動。
過雪山草地以及整個長征途中，許多文藝工作者如胡底、錢壯飛犧牲了。紅二方面軍宣傳隊犧牲很大，其中李雲安才16歲，他行軍途中背上許多樂器，犧牲時還把月琴和五張唱片緊緊背在背上。經過爬雪山過草地後 ，宣傳隊原來的57人只剩下11人。
長征勝利後，毛澤東寫下了著名的《七律·長征》，其他知識分子也紛紛執筆創作，如林伯渠寫了《初抵吳起鎮》，陸定一、賈拓夫合寫出了《長征歌》，蕭向榮的《長征曲》，黃鎮的《紅二十五軍五個月鬥爭歌》 等詩歌。
紅軍到達延安以後，「紅色戲劇」在這個相對平穩的時期里得到了發揚。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在陝北採訪時，觀看過當時新成立的「人民抗日劇社」和紅一軍團「戰士劇社」的演出，他在《西行漫記》中記載了觀看演劇的情況：「我同一個邀我前去看紅軍劇社演出的年輕幹部出發時，人們已經紛紛朝著那個用古廟臨時改建的露天劇場奔去了。……我看到中央委員會書記洛甫、紅軍大學校長林彪、財政人民委員林伯渠、政府主席毛澤東以及其他幹部和他們的妻子都分散在觀眾中間，像旁人一樣坐在軟綿綿的草地上。演出一開始就再也沒有人去怎麼注意他們了。台上掛著一塊紅色的綢制大幕布，上面有『人民抗日劇社』幾個大字，還有拉丁化的新文字拼音。節目有三個小時，有短劇、舞蹈、歌唱、啞劇——可以說是一種雜耍表演，共同的地方主要是兩個中心主題：抗日和革命。」這是一個西方記者第一次向全世界介紹中國的「紅色戲劇」。
長征期間的紅軍大學政治教員成仿吾，當時已經是成名作家，他與郭沫若、郁達夫並稱「創造社」三傑。《雪山草地行軍記》作者楊定華回憶說在長征中見到他完全是士兵的裝扮：破舊的棉軍衣，腰束皮帶，斜挎乾糧袋，手持著一枝手杖。但誰也不知道他是文學家。
《十送紅軍》原版全歌詞 江西民歌原作者/佚名
一送紅軍下南山，秋風細雨撲面寒，樹樹梧桐葉落完，紅軍幾時再回山？
二送紅軍大路旁，紅漆桌子路邊放，桌上擺著送行酒，祝願紅軍打勝仗。
三送紅軍上大道，鑼兒無聲鼓不敲，雙雙拉著長繭手，心藏黃蓮臉在笑。
四送紅軍過高山，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