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不遠萬里，來到中國。毛澤東在完成長征後的延安，講述白求恩來到中國的意義的時候，許多外國人 ，早已在長征的路上成為他的戰友。
真正參加長征的外國人僅在紅一方面軍里有：李德、畢士悌（又名楊林） 、武亭、洪水。除李德是歐洲人外，其他三人均為亞洲人。李德的國籍是德國，畢士悌和武亭來自朝鮮，洪水 則是越南人。他們四人都在紅軍部隊里擔任高級軍官的職務。李德在長征初期的地位自不待言，畢士悌長征前是紅一軍團參謀長，是在紅軍官銜最高的外籍將領，武亭則任軍委縱隊第三梯隊司令員兼政委，洪水在長征前是「工農劇社」首任社長。
有一個未經考證的說法是，在長征開始時，紅軍部隊里其實30餘名來自朝鮮的革命者，到達陝北時只倖存畢士悌和武亭兩人。
由於身份比較特殊，武亭在中共黨史和軍事史上的資料出現不多。長征後武亭以朝鮮獨立的名義在中國創辦了華北朝鮮獨立同盟和朝鮮義勇軍，他的聲望很高，在1946年被選舉為北朝鮮共產黨的第二號領導人。但是他也不幸成為朝鮮的政壇流星，他的故事在後面還會講到。
而從朝鮮人武亭和越南人洪水兩人的發展路程，後來他們回到各自的祖國效力，發揮了重要作用，並分別擔任了高職，則可以看到中國共產黨的胸懷與遠見，以及與朝鮮和越南這兩個社會主義陣營兄弟國家親密的淵源關係。
此外還有一位外國俘虜R·A·勃沙特，他是來自歐洲的英國籍基督教傳教士。和他一起被俘虜的還有他的同事阿諾利斯·海曼。
由於其他幾位都是東方國家的，勃沙特也只走了長征的一部分路程，因此李德成為唯一走完二萬五千里征途的西方人。李德，制定長征計畫和長征初期指揮中央紅軍的「三人團」的成員之一。李德對第五次反「圍剿 」戰爭的失敗和長征初期中央紅軍遭受的嚴重損失，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因此，他的名字被寫入遵義會議的決議，受到嚴厲地批評。
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在回憶錄中無一例外地提到這個具有神話般傳奇色彩的人物，李德被冠以「獨立房子」的主人，紅都的「太上皇」，「圖上作業的指揮家」的雅號。埃德加·斯諾在《西行漫記》中稱李德為「那個外國智囊」。
李德在中國工作7年，其中有6年是以共產國際軍事顧問的身分活動，在中國革命史上留下了濃重的痕迹。
李德於1900年出生，原名Otto Braun（奧托·布勞恩），曾用名李特羅夫，在中國期間還有個名字叫華夫。 他出生於慕尼黑，於孤兒院長大。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戰時被徵召入伍，但未參加戰爭。
許多史料披露1932年初李德不是共產國際派來的軍事顧問，而是蘇軍總參謀部情報部派遣來華對付日本間諜的戰略情報軍官。1933年，李德被當時主持中央工作的博古和洛甫邀請作為軍事顧問派往中央蘇區。之前博古和共產國際駐華代表尤爾特專門發電向莫斯科請示，得到了共產國際批准。
1933年秋，李德剛到中央蘇區，博古就拱手將中央紅軍的軍事指揮權交給李德。實戰經驗並不豐富的李德在接受這個如此重要的權力時並沒有謙讓。一個不通中文、不了解中國也未曾有過指揮作戰經驗的德國人，卻成了中國工農紅軍的指揮官，這被後來研究歷史的人總結為中國共產黨成立初期的幼稚所致，但同時也說明那群探尋國家和民族前途命運的年輕人對信仰的虔誠。
李德對紅軍宣布，運動戰的時代已經過去了，應發展蘇聯式的正規戰。
1934年，他以短促突擊戰術作指導，指揮了曠日持久的第五次反「圍剿」戰爭，最終導致了戰爭的失敗。接下來，在長征路上，由於李德的錯誤指揮，使紅軍在突破湘江一役中，全軍由8萬人減少到3萬人。
李德在紅軍的聲望逐漸下跌，就連最溫和的周恩來也不給他好臉色。在遵義會議後，李德徹底失去了他在紅軍的權力。但李德在遵義會議後的相當長一個時期內仍然心中不服。紅軍再次出發時李德要求跟隨林彪的紅一軍團行動，他本來以為林彪會尊重他，卻沒想到得到了林彪的冷漠。據李德回憶，「林彪以一種不耐煩的態度接待了我，我以後在他的司令部度過了幾個星期，在這期間他對我也幾乎毫不過問。」李德只好又回到了中央縱隊。
公正地說，李德無疑是一位小有才能的軍事戰術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他在德軍中就暫露頭角。後來 他擔任俄國紅軍指揮官，曾在莫斯科的一所紅軍學院學習過。因為他是德國人，紅軍將士都注意聽他對德國顧問向蔣介石提出的戰略戰術分析。後來的事實證明他的戰術分析是有幾分道理的。
而李德也並非總在做錯誤的判斷，在張國燾搞分裂的關鍵時刻，李德挺身而出，演出了一出「李德捉李特」的絕妙好戲，用自己尚存的領導身份，揭穿了張國燾手下紅軍大學教育長、原四方面軍參謀長李特煽動分裂的舉動。毛澤東、彭德懷也隨後到了現場，讚賞了李德。
到延安後，李德不再被邀請參加中央的任何會議，他以學習漢語來打發時間。他被安排到延安軍事學院工作，與外籍人馬海德做鄰居，兩人經常閑談以消磨時光。生活艱苦，失落、孤獨、寂寞的情緒，使身處異域的李德感到無聊和痛苦，不想再呆在中國，想到蘇聯去。但直到1939年他才成行。
這一年秋天，周恩來不慎從馬上摔了下來，胳膊骨折，造成重傷。限於延安的醫療條件，中央決定讓周恩來去蘇聯療傷。李德聽說後，要求同機前往。一個星期天的早晨，李德突然接到了中央通訊員送來的紙條，上面只有張聞天寫的一句話：「速來機場，你飛往莫斯科。」延安機場，有不少人向李德告別，毛澤東也禮貌地祝李德一路平安。就這樣，李德結束了他在中國的軍事生涯，從此再也沒有回到過中國。
在蘇聯，李德受到一系列的審查，但他還是比較幸運地沒有遭到嚴重的處分。共產國際監委會與中國協商後對李德的處理結論是：有錯誤，免予處分。其理由為：李德僅是顧問，無權對中國黨的事務做出決定，他提出的意見中國共產黨可以採納，也可以不採納；李德的錯誤在於不了解中國國情，所以出了一些不正確的主意 ，所以李德可以免予處分。但從此共產國際不會再重用他。
此後不久，李德離開了原在共產國際和蘇聯紅軍的崗位，並嚴格遵守某些人告誡他的「對中國的經歷和觀察保持沉默」的規定。開始了一段平靜的生活。他恢複了奧托·布勞恩的原名，被分配到蘇聯的外文出版社工作，參加了馬克思、恩格斯原著從德文譯為俄文、將列寧、斯大林原著從俄文譯為德文的工作。
蘇德戰爭爆發後，李德被抽調到戰俘營去從事戰俘管理教育工作。據說李德「以淵博的知識和有說服力的、不容置疑的論據，對被俘德軍的軍官、將領們產生了很大的影響，許多原來的德國戰俘都很感謝布勞恩為其治好了納粹病」。戰爭結束後，他又回到本單位重新去做文學出版工作，並成為一名出色的政治、文學作品的翻譯家。他將許多著名的蘇聯長篇小說譯成了德文，如《收穫》、《茹爾賓的一家》、《遠離莫斯科的地方》等。後來他還當上了東德作協的第一書記，達到了他一生當中僅次於在中國時的另一個事業巔峰。
20世紀60年代中期，中蘇關係日趨緊張。就在這個時候，已經63歲的李德突然不再遵守他已恪守了20多年的「保持沉默」的規定，重新「顧問」起國際事務，特別是中國問題來了，開始大講特講關於中國的事情，尤其是許多世所罕知的屬於中國黨和國家乃至於共產國際機密的事情。
1964年5月27日，他在作為東德黨的主要喉舌的中央機關報《新德意志報》上發表了一篇題為《毛澤東以誰的名義講話》的署名文章，在其中他大肆歪曲謾罵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公開向中國黨及其領袖以至領導政策宣戰。
隨後又對其長篇回憶文章《從上海到延安》作了大量補充修訂，於1973年正式出版了單行本《中國紀事》，裡面詳細記載了長征，這本書很快在蘇聯等國被譯成多種文字發行，成為了當時對中國共產党進行歪曲和攻擊的重要書籍。《中國紀事》出版後還不到一年，1974年8月16日，《新德意志報》上發表了德國統一社會黨中央委員會的訃告，宣布「奧托·布勞恩同志於1974年8月15日逝世，終年73歲」。
李德在中國7年的歲月里，曾經結過兩次婚。第一位夫人名叫蕭月華，兩人是在瑞金結婚的，由組織上安排，為了解決李德在華期間的個人生活問題。蕭月華是廣東大埔一個農民的女兒，當時在少共中央文書科擔任文書。兩人語言不同，婚姻生活很不愉快，經常吵架，兩人曾經有過一個小孩。但這段「涉外婚姻」在長征後就解散了。新中國成立後，蕭月華被授予大校軍銜，享受正師級待遇。1983年11月因癌症病逝於廣州。
李德的第二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