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征前夕，在瑞金曾有一次特殊的體檢。這次體檢是專門針對女性紅軍幹部的。由於預料到未來突圍轉移，將面對非常艱難的戰鬥環境，考慮到婦女的體質問題以及精鍊隊伍，將100多名參加體檢者刷掉一大半，只剩20多名女紅軍合格，加上免檢的幾位在中央機關和軍隊工作的領導夫人，中央紅軍最後統計有30名女紅軍被批准參加長征，而其中客家女性有12人。
這30名女紅軍中完整走下長征的人都成為了軍隊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比起眾多的男性紅軍來講，她們幸運得多，因為她們每一個都清楚地留下了自己的名字。即使是最普通的身份。
中央局秘書長：鄧穎超（周恩來夫人）
江西省工農監察委員會主席：蔡暢（李富春夫人）
中央局婦女部長：李堅真（與鄧振詢結婚）
少共中央局組織部長：劉英（後為張聞天夫人）
中華全國總工會女工部長：劉群先（博古夫人）
前線司令部指導員：康克清（朱德夫人）
軍委機要秘書：賀子珍（毛澤東夫人）
軍委武裝總動員部副部長：金維映（李維漢夫人）
蘇維埃國家銀行會計：錢希鈞（毛澤民夫人）
蘇維埃中央政府藝術局局長：李伯釗（楊尚昆夫人）
福建省委婦女部長：鄧六金（後與曾山結婚）
興國縣婦女主任：危秀英（後與鍾赤兵結婚）
粵贛省委婦女部長：劉彩香（長征途中與畢占雲結婚）
粵贛省委婦女部副部長：李桂英
閩粵省委書記：陳慧清（鄧發夫人）
中央黨校學員：吳富蓮
少共中央青婦幹事：王泉媛（在遵義與王首道結婚）
軍委總衛生部兵站醫院政委：周越華（賀誠夫人）
紅軍大學教官：丘一涵
紅軍大學教官：吳仲廉
中央婦女部秘書：甘棠（又名闞士英）
國家政治保衛局機要工作員：謝飛（後來成為劉少奇夫人）
少共中央巡視員：廖似光（凱豐夫人）
少共中央局幹事：肖月華（李德夫人）
閩粵贛特委組織幹事：謝小梅（羅明夫人）
蘇維埃大學學員：鍾月林（後與宋任窮結婚）
中央機關合作社主任：楊厚珍
軍委二局報務員：李建華
中央政府辦公廳秘書：危拱之
女紅軍：曾玉（未被批准隨隊轉移，自己跟著丈夫一路到遵義）
他們是戰士，而不是女戰士。
當時紅軍中關於性別的外在區分是很不明顯的。那時候女紅軍都穿著寬大的軍服，幾乎看不出女性的特徵。有一件事情就可以看出女紅軍在長征中的情況：1935年，紅軍到達甘肅小鎮哈達鋪，當地婦女見到長征中的女紅軍都萬分驚奇，不敢相信眼前這些短頭髮、穿軍裝、皮帶上掛手槍的人真的是女人。後來把女紅軍帶到家裡，仔細端詳，摸摸她們的胸脯，跟著她們去茅房，才消除疑慮。
長征途中打仗自然是男紅軍的主要任務。女紅軍只有在遇上特殊危急的情況下，才要打仗。但她們在長征路上的各種瑣碎的任務很多，看起來一點都不比男紅軍輕鬆，並且，同樣也會是遇到生命危險。
女紅軍的身份一般是「工作隊員」或「政治戰士」（這個稱謂在長征初期非常流行，後來卻不常使用了）。女紅軍把自己的工作形容為「走前走後」，通常是：前一晚了解部隊第二天的宿營地，然後早起提前出發，提前到達目的地，籌備好糧食，請好民夫，這就是「走前」。
但並不都是順利的時候，例如提前到了目的地，但當地群眾卻躲起來，把糧食密藏，女紅軍雖然完成了行軍任務，卻沒有完成工作任務。於是又得想辦法去尋覓躲藏的群眾，費盡口舌動員他們為紅軍當民夫，如此來回折騰，反而累得還要走在隊伍的後面。這就是「走後」。
如此「走前走後」，每天就要多走出一二十里路，加上要走許多彎路、回頭路、冤枉路，她們也無奈地形容自己其實是「走了三萬五千里的人」。
作為「政治戰士」，女紅軍除了—路上擴軍、雇請民工、民夫，跟隨擔架外，還要做經濟工作：打土豪和籌糧籌款。糧和款是行進中紅軍的命根子，那麼多戰士要吃飯，而糧食除沒收、徵收土豪之外，還得用錢購買老百姓的糧食才能盡量滿足要求。這種經濟工作也就具有濃重的政治色彩。女紅軍們把這變成了現實。她們每到駐地，在安排好傷員住下後，便要馬不停蹄去完成這些神聖而緊迫的任務。而這時正是人們最累最想休息的時候，而她們卻沒有。
這支人數不多的紅色娘子軍隨著大部隊繼續前進。她們頑強、堅毅，有著驚人的內在力量。她們給自己提出的行軍口號樸素而簡單：「不掉隊，不帶花，不當俘虜，不得八塊錢」。當時紅軍的規定是把生病、負傷，實在走不動的紅軍，每個人給8塊光洋，寄在百姓家裡。「不得八塊光洋」，就不能掉隊，不能負傷，不能生病 ，這幾條男紅軍做到都不容易，對女紅軍來說則更增加了難度。
中央紅軍的30名女紅軍，除了3名同志因為各種情況途中留在當地開展革命工作外，其餘27名同志都走完了二萬五千里長征。還有幾位女紅軍在長征途中產生了愛情，完成了婚姻大事。甚至有3名女紅軍賀子珍、陳慧清 、曾玉在路上生產分娩。留下了紅色後代。
雖然紅軍有女性，也有少數幾對夫妻，但革命的自律與艱苦的環境，在長征中並不存在任何嚴重的兩性關係問題。這首先是因為，紅軍行軍途中接觸女性的機會不多，最主要的原因自然是在主力部隊中也沒有多少女紅軍。紅軍在男女交往方面有嚴格規定，而志同道合和患難與共在當時是所有紅軍戰士的最大的精神支柱。據說當年毛澤東和賀子珍在井岡山時期，為了顧及群眾影響，也很少一起散步，一次毛澤東出遠門，要求賀子珍送他，但在路過紅軍醫院時，毛就獨自先走開，到前面再等賀子珍。
正是制度、無知與精神三者使長征著的這個群體對於性的意識頗為朦朧。根據傅連暲的估計，當時有百分之九十的紅軍未曾有過性生活經歷。例如有個叫危秀英的女紅軍，有次她和一位年輕的男紅軍一起趟水過河，他看到她的大腿上流下的經血，萬分驚慌，還以為她受傷了。性只在少數結婚了的紅軍幹部們之中存在。
採訪過朱德的海倫·斯諾報道說，在長征初期，確有強姦的問題，後來嚴明了紀律，才得到控制，強姦犯經軍法審判後當場處決，從此隊伍再也沒有出現這類惡性問題。
女紅軍劉英當時尚未與洛甫（張聞天）結婚，她回憶說，長征期間男男女女在一起工作，根本沒有兩性那種感情。如她和張聞天差不多有一年的時間在一起生活，有時在同一張床上睡覺。但他們都不脫衣服。「敵人離得那麼近，我們又是那麼累。我們找不到睡覺的門板，精疲力竭地一頭倒在草堆上便睡著了。」
毛澤東的夫人賀子珍在長征途中沒有與其丈夫一道行軍，這是紅軍的規定。自從井岡山時期以來，紅軍中夫妻之間「星期六晚上見面」的規定一直在執行。除非是丈夫有病，妻子需要照顧丈夫，這條特例後來在鄧穎超和周恩來夫婦過草地時應用過一次。
不過長征隊伍中也有一個例外，那就是朱德及其23歲的妻子康克清。在長征中，他們幾乎一天沒分開過，康克清的身份除了是朱德夫人，她更是一名普通女紅軍、優秀的射擊手，身帶兩枝手槍和一枝毛瑟槍。有時她肩扛三四枝步槍，幫助勞累的戰友。
作為女性的本能，長徵結束後女紅軍們的回憶不約而同都與衛生問題有關係，例如虱子。由於行軍緊張，衛生條件差，經常不洗臉、不洗澡、不脫衣睡覺，住處也不定，老百姓房子、草垛、牆角、野外，什麼地方都睡過，女紅軍的頭上、身上長滿了虱子。
女紅軍鍾月林有一件舊毛衣，白天晚上穿在身上，有時睡草地，有時睡房檐，惹上了一毛衣虱子。飢餓的虱子在她身上咬爛了好幾塊地方，紅腫刺癢。在貴州猴場休息的時候，毛澤東的妻子賀子珍讓她把毛衣脫下來，放進臉盆里去煮，煮了1個多小時，結果臉盆里漂起了一層白碴碴的虱子屍體。毛衣破洞里儘是一堆堆的虱子蠕動著，看了讓人汗毛都要豎起來，捉了半天也捉不幹凈。乾脆把毛衣在火堆上不斷地抖，虱子「撲撲簌簌」 掉進火里，烤出一股芝麻香一般的焦味。
由於女紅軍身上的虱子多，休息的時候，姐妹們便圍在一起互相捉頭上的虱子。捉虱子遂成了一種樂趣。後來覺得捉虱子太費事，有人索性就剃成光頭。鄧六金學過理髮，她便施展自己的技術，教會了大家理髮。開會時，調皮的小夥子會搞突然襲擊——一把將她們頭上的「遮羞帽」掀掉，然後連聲叫道：「尼姑！尼姑！」 「歡迎尼姑革命」，氣氛非常有趣。
長征途中的女紅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