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一軍團13師師長陳伯均腸胃不舒服，他在日記里記了治療的方法，由於還是長征初期，醫藥充足，他注射了兩針的預防瘧疾的葯，吃了6個瀉丸，還有一盒百合粉和牛乳。不過到了後來，再犯病的紅軍戰士就沒有這麼幸運了。
在艱苦的行軍、頻繁的戰事中，紅軍的傷員不斷增加。1934年11月3日，陳伯均在日記里記下「途中敵機兩架大肆騷擾，並擲彈十餘枚，我傷四人……這幾日因久治不愈，而致命故不下十人。」他還提到「行軍衛生太差，沿途糞便狼藉，污穢不堪，對我之健康實有很大防礙，這的確是須要即起糾正的一件大事。」
長征越是進行到後面，紅軍的藥品、醫護用品就越是匱乏：沒有紗布，只好用厚紙代替，裁成窄窄的小條；僅有的繃帶剪成大小方塊，只夠包在傷口處，外面用紙裹好；戰士們、護士們腿上裹的綁腿都變成了繃帶。
陳伯均的腳因為過去負過傷，到1934年12月已經不能著地了，兩個月的劇烈行軍，被醫生診斷為骨膜炎，只能坐擔架。他在擔架隊里遇見了聶榮臻，後者因為爬山腳被刺破感染化膿。
長征開始後三天，胡耀邦便患了瘧疾，一個多月才康復。他後來回憶說自己能夠活下來應歸功於擔架和良好的醫療。
1935年5月，胡耀邦再在遵義被國民黨的飛機炸傷，被送到天主教堂的野戰醫院，在那裡一個叫王彬的醫生給他動了手術。胡耀邦認為王彬是紅軍中最好的外科醫生，王彬曾就醫國民黨部隊，是一位少校軍醫。但這樣的人在紅軍部隊里非常稀少。
長征途中紅軍許多高級軍官都有負傷或患病的記錄，除了上面的幾個名字，還有羅明、鍾赤兵、張雲逸、張宗遜、文年生、李壽軒、白志文等等，包括長征途中紅軍總醫院院長傅連暲自己也是經常咳血、胃痛。而毛澤東、王稼樣在長征一開始就帶著病體出發，周恩來更是差點命喪草地。長征快要結束時，鄧小平也得了很嚴重的傷寒。這些人因為患的病比較嚴重，才得以記載下來。更多的小病小痛以及因戰鬥負傷的則不計其數。
據在長征期間擔任紅四方面軍總醫院護士的張雲回憶：行軍當中，醫院、衛生所沒有敷傷口的軟膏，就只好熬開豬油代替；好多傷員傷口發炎潰爛、化膿生蛆。由於缺醫少葯，一些傷員不能得到及時的救治。限於條件，當時對病患的治療都是簡單的方法，例如患感冒就是喝辣椒湯，外傷則是用鹽水清洗，得了痢疾就研點鴉片內服。
紅四方面軍總醫院的醫療條件簡陋，缺乏醫術熟練的外科醫生和化驗儀器藥品，無法用輸液輸血的方法搶救失血過多的危重傷員。於是只好到鄉村山間尋找老中醫來醫院治病救人，這是經常的事。
李耀宇當年曾在巴山腹地王坪的臨時紅軍總醫院參加過護士訓練班，他在自己撰寫的《一個中國革命親歷者的私人記錄》的文章里這樣描寫過醫院裡的場景：
「當時，一般的疾病主要靠中藥治療。有傷病員發作腹痛，渾身大汗，呼天搶地是叫喚。老中醫讓護士趕緊研磨墨汁，又找來一顆步槍子彈，拔去彈頭，把彈殼裡的火藥倒進墨汁，馬上給病人灌服。一會兒，鬧病的傷員就從竹床上爬起來，抹一把臉上的冷汗，咧嘴一笑，好了，肚子不痛了。」
「紅軍總醫院裡二百多名十多歲的小護士，身穿五顏六色的各式衣服，以瘦小的身軀，每天承擔繁重的醫護任務，為傷病員打水打飯，洗衣擦澡，採藥製藥，運柴運糧。醫院裡唯一的白顏色是晾曬在竹竿上的白紗布 。紗布條上的血痕斑斑點點。」
「為了解決藥品和醫療器械缺乏的困難，紅軍總醫院通過幾種渠道開闢來源。一部分依靠白區地下黨組織購買，秘密地運進根據地，但由於敵人封鎖嚴密，交通阻塞，數量較少；另一部分藥品和器械要依靠紅軍在戰場上的繳獲，但數量也是較少；主要的來源是靠總醫院醫務人員自力更生，試製急需的藥品和醫療器械。最初 ，麻藥奇缺，給傷員開刀時，幾乎沒有麻藥，只能憑傷員的忍耐來強行實施手術，後來用白酒和漂白粉混合通過蒸餾製成一種麻醉劑，效果較好。紅軍總醫院還用大煙土為原料，製成鎮痛片、『救急水』等藥品。」
「醫院不僅缺乏藥品和醫療器械，就連一般用的衛生用具也沒有，沒有尿壺，醫務人員就用大楠竹筒做成『夜壺』，給傷病員當尿壺。每天早晨護士們把傷病員用過的楠竹筒抱出去倒掉，再沖洗乾淨。……當時的醫護條件很原始，醫院裡每天都有傷病員死亡，山坡上柏樹和楓樹下，天天堆起十幾座土墳。」
而另一種死亡則更讓人心酸。由於長征途中部隊規定不能多吃，紅軍戰士長期過著的飢餓生活，沒吃沒喝，胃已萎縮了，在宿營地里一下子吃硬飯，或者吃得過多，都有可能被撐死。不少紅軍就有因為吃多了被撐死的，疼得在地上打滾，那場面很嚇人。
長征途中，有幾個女同志還經受了分娩的痛苦和磨難。周子昆的愛人曾玉是第一個遭受這種不幸的女性。她在江西蘇區時就已懷孕，長征出發時本沒有她，她是懷著身孕偷著追上紅軍長征隊伍的。爬過老山界後，曾玉就生產了。當時沒有吃的，只能喝豌豆苗熬湯。
在長征路上生產分娩的還有賀子珍、陳慧清。賀子珍產後不久即遇到了一次空襲，一顆炸彈正好落在她身邊爆炸，身上中了17塊彈片，一直到後來去世，腦顱里仍殘留著幾塊彈片。
長征常見病症
腹瀉、食物中毒、紅眼病、瘧疾、疥瘡、腿部潰瘍、雪盲症、 便秘、胃病、傷寒、咳嗽、肺病、傷口感染、高山病
肝膿瘍：患者周恩來
紅軍長徵到達毛兒蓋時，周恩來高燒不退，直到昏迷。由於得瘧疾的人很多，一開始周恩來是按瘧疾治療的，但癥狀始終不消。後來才確診為肝膿瘍。在長征中，做穿刺、開刀都不具備條件，只好用冰敷。戰士們跑到60里外的雪山上取來了冰塊，敷在他的肝區上方，控制炎症不再發展。為了防止潰瘍部位化膿穿孔引起腹膜炎，用了些口服藥。
周恩來三天中粒米未進，排了半盆綠色的膿，才慢慢好起來。此時生病的鄧穎超堅決要守護在周恩來身邊。過草地時，周恩來還是不能動，坐擔架走。鄧穎超就騎馬跟在他後面。
過草地的七天七夜中，周恩來又發過一次高燒，當時僅有的一支退燒針給他注射後，燒也奇蹟般退了。鄧穎超則在過草地的第一天遇險，因為騎的馬驚了，她掉進了沼澤地。當時周恩來的擔架已經走過去了，鄧穎超躺在沼澤地里，直到後邊來人才把她拉了出來。鄧穎超此前也患了肺病，不時吐血在地，長征的大部分時間她也同樣是在擔架上度過的。
長征期間紅軍總醫院院長傅連暲。他原是一個虔誠的基督徒，1926年讀了瞿秋白所著之《新社會觀》，受到影響，因此同情革命。1932年秋天，毛澤東在福音醫院老古井病房療養達4個月之久。傅與毛朝夕相處。而之前他救助過南昌起義的傷員，還為全體紅軍將士接種牛痘，預防天花。在毛澤東的影響下，最終他成為了紅軍的第一個紅色醫生。
1933年初，中央紅色醫院正式成立，傅連暲當院長。長征開始後，傅連暲主動申請參加，儘管此時他自己已身患肺病、胃病和痔瘡。後來他被編入代號為「紅章」的中央縱隊。由於傅連暲不會騎馬，紅軍特地為他準備了一頂四人抬的轎子，於是傅連暲成了惟一一個坐轎長征的人。不過在通過敵人的封鎖線時，由於轎子目標太明顯，山路太狹窄，隊伍太擁擠，就把轎子換成了馬。
在湘南的行軍途中，不擅騎行的傅連暲曾連人帶馬跌入水流湍急的深河中，被戰士救起，所幸只受了點輕傷。還有一次在過西康夾金山時因空氣稀薄昏迷不省人事。
在長征途中，傅連暲拖著瘦弱的病體，在極為艱苦的情況下，辦起了醫務人員培訓班，自己編寫講義，自己講課，緊急培養了一批醫務人員。途中藥品用完後，傅連暲便利用基督徒的特殊身份，在沿途的教堂中找葯，解了燃眉之急。
1936年在寧夏的同心城，傅連暲和紅四方面軍女戰士、醫務訓練班學員陳真仁相愛並舉行了長征途中最浪漫和熱烈的婚禮。朱德等領導人以及美國馬海德醫生均前來祝賀。但婚禮正在進行中，突然接到總部急行軍命令，部隊連夜緊急出發，因為胡宗南的部隊從南面追上來了。建國後傅連暲繼續給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看病。但到了1968年，依然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