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一方面軍長征路上一共368天，有235天用在白天行軍上，18天用於夜行軍。途中紅軍只休息44天，平均走365里才休整一次，日平均行軍74里。一共翻越了18座山脈，其中5座終年積雪，渡過了24條河流，經過11個省，佔領過大小62個城市，突破了10個地方軍閥的封鎖包圍，通過了6個不同的少數民族地區。從瑞金出發到陝北平均每行1公里，就有4名紅軍戰士死亡，大約每12人中只有1人到達陝北。
長征一開始，多數是夜行軍。為了防止國軍飛機的襲擊，隊伍出發後一連數日曉宿夜行。楊成武在《憶長征》里有一段很有文學色彩的描寫：「隊伍隱在山影里，看不到一點行跡。偶爾能聽到草鞋踩在石子路面上的『悉悉唆唆』的響聲，風從林稍上吹過，發出像大海接近平潮時那種節奏緩慢的低喧。遠處，瀑布『嘩嘩』飛濺，四野秋蟲唧唧，時而閃亮一絲光，那是伏在草叢裡的螢火蟲又飛起來了。『啪啦』一聲，不用問，又是誰跌倒了。」
這可是一支長達幾十里的隊伍，在現在的人看來，這樣的行旅似乎很有浪漫氣息，事實上並不如此。因為人數龐大的隊伍背負著同樣繁重的行李，走走停停，遇到隘路、小橋等等都要減慢速度甚至停下來等待，羈旅沉重，大隊伍走得並不順利。
日夜顛倒，有的戰士睡眠不足，甚至走著走著就靠在山道邊睡過去了，而後面的戰士也機械地跟著打起盹來，把隊伍拉下一大截，直到有清醒的戰士發現了，才又匆忙地追趕大隊伍。
「當月亮被雲遮住，部隊就要燃起火把行軍。這種火把通常是一束劈開後又捆紮起來的竹子。有時還用松枝，還有盛滿了煤油的竹筒。這時，無論是從山腳下仰視，還是從山崖俯視這條忽隱忽現、逶迤盤旋的火龍，那都是一幅美麗的圖畫。但是，行軍並不都是那麼輕鬆美妙的。在伸手不見五指的黑夜，戰士們有時在自己的背上拴上白布條子，好讓後面的同志看清楚跟上來。有時在危險的小山路上夜行軍，後面的同志要將雙手搭在前面同志的肩上，以防偏離那條狹窄的小道。這些小道經常是很滑的，如果一個人摔倒了，後面跟著的一班人也會摔倒，搞不好，有時還會從二百英尺高的陡崖上摔下去。」美國記者哈里森·索爾茲伯里在自己的著作里《長征：前所未聞的故事》這樣描述。
雖然紅軍還不知道要去向何方，但因為長征初期部隊還行軍在蘇區的範圍內，心情都還平靜，特別是夜間行軍倒也並不枯燥。一位紅軍幹部後來曾告訴美國記者史沫萊特：「如果皓月當空，輕風拂面，夜行軍也是很愜意的事，要是附近沒有敵軍，各個連隊之間還要拉歌呢。」那時紅軍們唱的內容大概是「神聖的自由土地誰人敢侵？紅色政權哪個敢蹂躪？啊！鐵拳等著法西斯底國民黨，我們是紅色的戰士。拼！直到最後一個人！」歌聲在山谷中回蕩，紅軍離蘇區越來越遠了。
1934-1935年間的中國，似乎特別多雨。紅軍沿途都是在大雨泥濘中的山路上艱難前進，經常摔跤。肖鋒在日記里就寫到，「戰士們摔得像泥鰍似的。」童小鵬則記載：「整天在泥巴里過活的兩隻腳，洗也洗不幹凈（也沒時間洗），已成了褐黃的顏色。」這種情況在進入「天無三日晴，地無三尺平」的貴州省內就更經常碰到了。
紅軍出發時每個戰士都帶備了2雙草鞋左右，但長途跋涉，路途上草鞋磨損消耗也很大，很快就有戰士都沒有鞋穿了，只好赤著腳行軍。針對這種情況，《紅星》報第2期發表了《怎樣解決草鞋問題》的評論，要求把解決部隊中的草鞋提到減少病員和鞏固紅軍戰鬥力的重要位置，保證落實，做到沒有一個戰士打赤腳，並提出了解決草鞋的具體辦法：
供給機關有計畫地收買草鞋，儘可能做到發草鞋不發草鞋費；
將沒收土豪的爛衣褲分發給戰鬥員和運輸員打草鞋；
發動會打草鞋的同志幫助不會打的同志打草鞋。
長征初期，除了少數的紅軍將領，大多數紅軍戰士都對長征的道路和目的地一無所知。許多紅軍包括鄧小平在後來回憶時，都說自己的想法就是「跟著前面的人走就行」。
隨著時間推移，戰士們對漫長的行軍養成習慣，在路上日漸成為常態，這時紅軍的軍旅生活也形成了規律 。戴正啟15歲的時候參加長征，先是一個宣傳員，不久就改作了衛生員，作為一名普通戰士，他對紅軍生活的每一步每一個細節都記憶清晰。1984年據他對《紅星照耀中國》作者斯諾這樣回憶：正常情況下，紅軍每天的生活伴隨著清晨哨音一響而開始：一般是早上6點吹哨，但也常常5點或4點吹哨。起床後用15分鐘時間整理行裝 ，歸還從農民那裡借來搭床鋪的木板、門板和稻草，再用15分鐘洗臉、刷牙——當然並非所有的戰士都刷牙、吃早飯（4兩米飯，有時是紅薯）、領乾糧、整隊。有時先頭部隊領完乾糧，米桶就見底了，其他人什麼也領不到了。行軍中平均每人負重約25斤。早晨出發前會通知當天的路程。白天休息兩次：上午休息一次10分鐘，午飯時間20分鐘。沒有午睡。如果遇到敵機空襲，大家就都可以乘機休息一下。趴在路邊，等候哨音再一次吹響 。
紅軍還組織一邊行軍一邊識字的活動，以具體的形象來教那些完全是文盲的農民戰士，例如讓站崗的戰士背著寫有「站好崗」幾個字的識字牌。這個被稱之為「看後背」的學文化的辦法是由張聞天（洛甫）為掃除紅軍文盲而發明出來的。很多戰士最先學會的字就是自己的名字。
當時在紅一軍團擔任測繪員的顧松齡回憶，規定要求每人每天要學會三個字，到晚上點名的時候，誰沒有學會，就得挨批評。一邊走，一邊學習，除了學習文化，還學習政治。在勃沙特的回憶錄里，他以傳教士的眼光觀察到紅軍似乎也有宗教般的虔誠行為：「紅軍只要在某個地方住得久一些，都要設置『列寧室』，宿營的地方沒有合適房子時，他們就緊張地建造一個。它結構簡單，埋8根立柱，上面用席和草搭頂，周圍用綠竹枝圍成牆，然後在綠牆上裝飾紙花和紅旗，面對入口的牆則一定要掛上馬克思和列寧的畫像。」
然而並非所有紅軍在整個長征路上都能夠保持激揚的狀態。13師師長陳伯均就曾抱怨：「連日山地行軍疲勞已甚，部隊除個別落伍的有增無減外，就整排、整班甚至整連落伍的均有。」他認為這是一些紅軍幹部缺乏信心的緣故，他們因為只顧著自己的疲勞而放棄了給戰士們做鼓勵的思想工作。
長征路上的負面情況，除了思想問題，也有經濟問題。也有戰士反映有的連隊司務長好幾個月不份伙食尾子，想吸點煙都沒錢。不過，說到錢，在長征路上，錢有時也並不能發揮正常的作用，因為可以買的東西選擇實在太少，除非受傷了要被留在老百姓家休養，就可以每人發8個銀元。
在過草地時，紅軍戰士曾少東嫌身上的幾個銀元太重，隨手拋棄，他的戰友幫他揀起來，結果過了草地才發現沒有銀元就買不到糧食。戰友們當然把銀元再還給了曾少東。這讓他在幾十年過後依然記得這個細節。
最讓人惋惜的還是技術人員的流失。1935年2月10日，朱德、周恩來、王稼祥、李富春簽發了《關於優待技術人員問題的指示》，這是針對紅軍進入四川後，因為山高路險，給養困難，常有技術人員離隊的情況。胡耀邦在遵義受傷被一名專業的軍醫治好後，就感慨「紅軍的政策是爭取技術人員，尤其是爭取報務員、醫務人員和會使重機槍的人。」這正從側面說明了長征路上紅軍最緊缺的幾樣東西：信息、健康和安全。
過了幾天，2月16日中共中央、中央軍委又發布《告全體紅色指戰員書》，裡面這樣寫道：「紅軍必須經常地轉移作戰地區，有時向東，有時向西，有時走大路，有時走小路，而唯一的目的是為了在有利條件下求得作戰的勝利。」如同毛澤東的其他論著一樣，這些通告總是使用最通俗的漢字表達其思想，以便即使是文盲在聽過一遍後也能理解。這些宣傳，為毛澤東以後幾個月令人眼花繚亂的軍事指揮提供了思想保證。
打土豪
打土豪即是表明紅軍對於剝削階級的武力態度，事實證明打土豪的手段在爭取當地貧苦民眾的支持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貧民的怨愁得到發泄並從此更加的擁護共產主義的信仰。而打土豪同時也是紅軍沿途補充給養的重要手段。如蕭鋒的《長征日記》1935年11月20日就記載：「（在湖南藍山縣城）沒收15家地主財物，籌款3萬多元，籌衣、被1200件，備糧很多，這下紅軍供給又有了本錢。」紅軍每到達一座城市，都會對當地社會階層進行詳細的調查，舉一例子，當蕭鋒的隊伍進入貴州境內的餘慶城時，他在日記里寫到：「我團和師部進駐城內，由師部民運科統一領導打土豪，該城有800多戶人家，3200多人，城裡有商店45家，其中地主經商的25家 ，另有小商販近百戶，官僚地主8戶。」紅軍打土豪有嚴格的紀律：不亂打，也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