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征之前有好幾個月里，整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都蔓延著一種令人不安的氣氛。每個人都有一種感覺：擔心要出事，卻又不知道是什麼事。在紅色首都瑞金，更是看到各種人在辦公樓里神秘地進進出出，氣氛日益緊張。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是中國共產黨領導創建的第一個新型國家，可以說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次預演。毛澤東為臨時中央政府主席，「毛主席」的稱呼自此始，但實際上這是一個沒有實權的位置；朱德為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他們都歸中共中央總書記領導。1931年11月7日宣布成立的臨時蘇維埃中央政府有軍事、外交、財政、勞動、土地、教育、內務、司法、工農檢察、國家政治保衛局等機構，頒布了憲法大綱，有自己的銀行、貨幣、郵票。中央蘇區大體上有300萬人口，其中主力紅軍、地方武裝和機關工作人員約10萬多人。而由於還沒設計出來國旗，紅軍的軍旗被暫時用來做替代品。
紅色首都瑞金經常開大會的祠堂，葉坪謝家祠堂，也是第一次全國工農兵代表大會舊址。如果沒有說錯，這裡相當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人民大會堂。
在中華蘇維埃共和國里，中國共產黨努力讓工人、農民階級當家作主，圖為瑞金軍民集會慶祝第一次工農兵代表大會召開時候的場景。
1931年11月1日，毛澤東和他的夥伴們在坐在長板凳上開會，這是中國工農民主政府第一屆執行委員會的第一次會議，在場的有博古、徐特立、朱德、任弼時、鄧發的，中間站立講話的人就是毛澤東。這個如同農閑期間瓜前李下的場景，實際上他們談的卻是讓人熱血沸騰的革命事業。
長征前夕，來自共產國際的軍事顧問李德對紅軍擁有實際指揮權力，他住在瑞金的一個四周都是池塘的「獨立小屋」里。本來池塘都保持有四五十隻鴨子，李德差不多一天要吃一隻，負責養鴨子的農民每當池塘里少了一隻鴨子就會按照慣例趕緊買一隻補上。可是從1934年的9月份開始，附近的老百姓發現池塘里的鴨子越來越少，最後變成一隻不剩，於是猜測紅軍總部馬上一定會有大的行動。紅軍長征，最早正是李德的建議。不過在當時叫「突圍」、「戰略轉移」。
由於蘇區的廣昌等地失守，李德認為紅軍打破國民黨「圍剿」已不可能，於是向博古——當時中國共產黨的最高領導人，建議紅軍應退出中央蘇區，突圍轉移到別的地方去。雖然李德實際上並沒有把握能到什麼地方去，但這個建議在博古的支持下亦得到了共產國際複電同意。
1934年10月10日，伍修權還記得，他當時是李德的翻譯，他們一起把最後一隻鴨子做成了美味的香酥鴨塊 。然後中共中央、中革軍委機關及其直屬部隊就跟隨大部隊正式轉移。
這一天，是蔣介石領導的中華民國的國慶日「雙十節」。當日國民黨報紙《民國日報》社論的主題是討論當前國家面臨的問題。它警告人們：天災將至，第二次世界大戰迫在眉睫，共匪趁機作亂，人們應崇尚仁義道德，戒酒禁舞，為祖國與中華之生存而努力奮鬥。同時社論又希望讀者相信，亂世中之大幸是江西的局勢正迅速改觀，共匪一年之內即可肅清，他們已四面楚歌，不得不用繩索把士兵拴在一起，以防逃跑，「共匪士崩瓦解已指日可待」。
此一日，48歲的蔣介石，亦在距離紅軍前線的最大城市江西南昌親身督戰。
此一日，毛澤東40歲，他身在於都，並被排斥出了核心的領導層，蔣也還沒有把毛當成他最重要的對手。
「三人團」
這三個人，秘密決定了紅軍轉移的時間、準備等重大事項，他們組成的「三人團」，是中央紅軍最高領導機構，其中博古和李德負責制定政治、軍事方面的重大事項，周恩來負責督促軍事計畫的實施。
這個三人組合，用現在的眼光來看，均有海外背景。
博古（秦邦憲）在紅軍長征出發時僅27歲，卻是中國共產黨和紅軍名義上的領袖，在這一年1月他被選為中共的總書記。博古身材中等，很瘦，戴一副高度近視眼鏡，很有學生活潑氣。他是江蘇無錫人，在莫斯科中山大學裡學習了四年，或許是因為表情總是在嚴肅中，英國大使阿奇博爾德·克拉克·克爾曾經稱他為奇形怪狀的黑面木偶。「博古主席」在蘇區曾是很有力量的稱呼。
戴著紅軍八角帽的周恩來，他曾任黃埔軍校的政治部主任，更早則在莫斯科學過軍事，並在血雨腥風的上海和南昌起義中進行了實踐。據說周恩來蓄鬚明志是為了抓住蔣介石。他有豐富的軍事經歷，1934年他已經36歲，是「三人團」中最年長者，也是脾性最好的人。周恩來還在法國和德國呆過多年。因此他和李德在溝通上問題也不大。
李德，德國人，原名奧托·布勞恩，此時34歲。紅軍長征之初，李德仍有很高的威望和權力，他在軍事方面的特長是能言善辯。舉例時可以引用愷撒、塔西陀、拿破崙、弗雷德里克大帝、克勞塞維茨和毛奇等一連串名人的話。他決定問題果斷粗暴。李德從來沒能意識到做一名中國人是什麼滋味。他還經常喝咖啡、抽雪茄（只要能搞到這些東西的話）。他吃麵包而不吃米飯，儘管有時不得不自己烤制麵包。李德在中國最喜歡的娛樂是打撲克，長征期間的許多長夜他都是和博古以及兩個翻譯靠打撲克打發過去的。
青年時期的李德參加過創建巴伐利亞蘇維埃共和國的戰鬥和德國中部的工人起義，1926年被捕，1928年越獄成功逃往蘇聯。1932年，實際部隊經驗只為伍長的李德作為共產國際派遣的中國共產黨的軍事顧問來到中國。1934年5月進入中國共產黨最高領導層，讓紅軍不得不進行戰略轉移的第五次反圍剿戰鬥就是他指揮的。
王明
在蘇聯遙控紅軍長征的王明。紅軍長征出發的第二個月，1934年11月30日，王明在蘇聯莫斯科作《中國現狀與中國革命》報告。之前他的左傾冒險主義使紅軍在蘇區遭受到了嚴重的傷亡。長徵結束後的第二年，1937年11月，王明由蘇聯回國，曾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共中央長江局書記，這個總是提出錯誤思想的「28個 半布爾什維克」的首席代表，卻因為主張對國民黨只要團結、不要鬥爭，使他領導地區的革命事業又受到嚴重損失。
1938年長江局撤銷，王明的書記職務也被免去。1942年延安整風運動他受到了嚴厲批評。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王明主要從事法律方面的工作，他參與起草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部《婚姻法》，這或許是他做過的最有意義的事情。
1956年王明到蘇聯治病，從此拒不回國。上世紀60年代及70年代他寫了許多文章和小冊子，先後撰寫、發表了《論中國事件》、《列寧、列寧主義和中國革命》等書，歪曲中國共產黨的歷史，攻擊毛澤東，攻擊中國共產黨。1974年3月27日病逝於莫斯科。
事後劉伯承回憶長征出發，用的是「猝然決定」。而根據新中國成立後的史料披露，中央紅軍確實是將長征的時間提前了。
10月7日，紅軍從絕密情報中獲悉了蔣介石將於10月下旬對中央紅軍實施鐵桶計畫。
這要歸功於來自國民黨內部中共地下黨員項與年，為了送這個關係到紅軍生死的情報，他化裝成一個乞丐 ，敲掉自己的四顆牙，蓬頭垢面，歷盡艱辛才得以進入蘇區，將從蔣介石廬山會議得來的情報送到周恩來處。獲得情報的人是莫雄，他是一個對中國共產黨友好的老同盟會會員。
在這個鐵桶計畫中，國民黨將配備1000輛軍用十輪卡車，快速運送作戰部隊，在瑞金四周構建起30道鐵絲網，30道封鎖線，形成以瑞金為中心、半徑150公里的包圍圈。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和紅軍幾乎到了生死存亡的境地，李德立刻下達在10月10日出發的命令。李德最初給中央紅軍定下的出發目標是「到湘鄂西同紅二、六軍團會合」。這在當時是一個最實際的目標。
但在此之前的一段時間裡，紅軍的普通將士們，根本不知道部隊要開往何處去。李德和博古把保密工作做得太好了，以至於許多紅軍將領都是在出發前才知道這一決定，這個充滿了普魯士軍事色彩的決議，深深地傷害了紅軍，沒有人告訴戰士，他們究竟要去哪裡，去多久，去做什麼，這使紅軍的士氣受到影響。這種方法後來被批評為「軍事神秘主義」。
唯一明確的消息，只是中共中央宣傳部長洛甫（張聞天）9月29日在蘇區最大的機關報《紅色中華》上發表的一篇社論，在文章中他隱約透露了中央紅軍將採取「新戰略」：為了保衛蘇區、粉碎蔣介石的第五次「圍剿 」，「我們不得不暫時放棄一些蘇區和城市。……在某些地方，由於敵人堡壘密布，我們必須衝破封鎖線，轉移蘇區，保存軍隊主力的有生力量。」
在這個緊張的氣氛里，每天都是傳來「作好準備，明天行動」的命令，紅軍戰士們都默默而焦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