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年是中國人對於某種事物追根溯源的開始。回憶傳統幾乎同樣是一個古老的傳統。既使某人死於三千年前也不必擔心他被忘記。這種對於歷史的溫習正在成為運動。西方人常驚訝於中國人集體回憶的姿態。當然，2006年是長征七十年。一支部隊經過25000里的艱苦行軍，到達延安。而這是締造共和國的一個重要開始。國家正在發動人民記憶這一重要往事。
儘管這場長征更多的屬於黨，但這個奇蹟其實早就開始被紀念了，只是時間座標發生了變化。紀念的隊伍里出現新的聲音，如同仍然活著參加那次長征的長壽的士兵們，喜歡穿著當年的軍裝，現在的年青人，他們的後代，被電視與流行風格混搭而成的一代，他們對於那場長征的認識，有著與他們一樣的好奇。但卻有著不一樣的方式。
在領袖發表國家級的演講來重新要人民記憶的時候，年青人是用好奇與神秘的思維來想像那段故事的。他們臆想中的長征，顯然是用自己喜歡的自我折磨以及正在流行的小資方式，徒步行走來比對、定義。這條路顯然挺長。一位從美國留學歸來的女孩子，她是個徒步愛好者，在自己的博客上，寫下自己沿著紅軍路線行走的全過程。她一路上感受到的只是這段路途竟然有一半是人類的秘境，從未被污染，景色美得驚人。她認為，自己的爺爺，他曾是紅軍，比她要浪漫。她不再認為，那段歷史像爺爺所說的艱難困苦，吃青稞算什麼，那種味道美極了。新的一代，當然，我們還曾在八十年代，被崔健的小號與紅繃帶迷惑。他嘶聲吶喊著《新長征路上的搖滾》以及粗嗓音的《南泥灣》。革命被音樂給弄得更加浪漫。既使八十年代後的一代人認識的長征。但崔健們顯然落後了。民間自發的對於那支軍隊的興趣與愛好，正在成為一個潮流。在許多的網頁上，以及更多的幼小的孩子們的留言以及思考中，長征正在被形式化。紅軍也成為某種先鋒名詞的代表。一個八零後試圖將自 己的樂隊命名為紅軍，遭到官方的反對。因為他認為這個名字太酷了。有個作服裝設計的女孩，則放大了一張當年的紅軍戰士穿著短褲的服裝，那種服裝類似今天的七分褲。這張照片放在她的店裡，與奢侈品們放在一起 ，酷得要死。
更酷的是，有一個人花更多的時間，去拍了將近一千多名，當年流散在各地的紅軍戰士畫像，結集出版。並把這當成一種紀錄歷史的方式。在北京的798工廠，先鋒、愛波普的藝術家們，更是長征以及紅軍的愛好者，他們放一支當年的大刀，在自己的畫展上。有個藝術家甚至在專門賣真假古董而聞名的潘家園市場找到了一批古老的描寫這支紅軍的古老版本，合成了一張《潘家園的長征》。
紅軍在七十年後的今天，在官方與民間，在時尚與傳統、在親歷者與想像者們中間，成為了一個有趣的紀念版式。他們各自寫著對一支遙遠軍隊的定義，甚至互相印證。
七十歲，六十歲，五十歲；六十歲，四十歲，三十歲，二十歲，十歲。這樣一個年令的縱深與橫切面。如同今天的中國一樣，傳統與現代共存，豐富雜亂，單純而且充滿朝氣與活力。這其實是一個神秘的命題。如此不同的人群為什麼會如此地懷念一個逝去的時代。他們如何找到集體共存的密碼或者找到方法？
一九三零年代的中國與二零零六年間的中國，最大的相同點很快出現了。
許多西方來的目光敏銳的智者們，以記者的好奇審視著中國。他們從一開始就對中國的一切產生興趣。他們的西方身份，並不妨礙他們提前出現的由於科技與智識帶來的變化：全球化這一背景。
中國早在可以用波音飛機來到達的時候，時間與空間一下子縮小了。中國的歷史很快被這部分人目擊，甚至描述。紐約與北京，華盛頓與南京，紐約與延安、倫敦與上海，打開三十年代享利先生的《時代》雜誌以及更多的書刊，我們可以發現，美國人眼中的中國是如此眼花繚亂，如此豐富。甚至在今天看去，只不過是中國作為全球化背景記述中的一環，一個部落。而這個部落的歷史，因為西方的觀點以及立場而變得張力十足。甚至你找不到這個曲線的根本變化。歷史仍然在延續，如果有一部分歷史是另外一部分歷史的開頭的時候，你發現，真正描述這一段歷史的仍然是西方人，這些提前感受到全球化背景與擁有對世界好奇的心智的冒險家，找到了對於中國的認識方法，甚至幫助中國認識世界，以及自身的歷史。
在今天，如果接近某部分歷史，最好的資料與觀點往往由外國人提供，這甚至已成為中國的傳統。事實上 ，中國的革命包括領袖的傳記正在由外國人重新撰寫。以至於我們相信他們所說的更加真實，不是嗎？中國幾位偉大人物的傳記基本上傳統性的由外國人來講述。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等等。中國的避諱傳統並不習慣於記述當代。歷史均由後人蓋棺。現在輪到了外國人。中國真正的歷史一般有兩個版本，一部由官方審定，一部由外國人記錄。兩本書適合結合閱讀。這種傳統某些時候，反而使歷史充滿真正的完整性。三十年代，那場巨大的青春赤色革命，如果被真正發現與重新紀錄，那麼真正的紀錄者其實是斯諾。
美國人埃德加·斯諾輾轉來到延安——在當時比去西藏更艱難，在這裡，他似乎發現了一個烏托邦式的地方，「沒有抽鴉片、賣淫，貪污腐化，溺嬰或虐待兒童，也沒有失業者和乞丐，這些現象都是西方人認為在中國比比皆是的罪惡，甚至看不到緊張的戰場，到處是自由和諧，平等民主，朝氣蓬勃，充滿希望的生活。斯諾的『發現』，在西方引起了一次不大不小的震動。西方人像讀烏托邦小說一樣讀他的《紅星照耀中國》。感動人的不僅是那個未知的地域的『奇蹟』，還有創造奇蹟的人。斯諾筆下的毛澤東，令人想起白晉筆下的康熙（白晉是法國傳教士、康熙的老師，曾著《康熙帝傳》），完美無缺，既是一個學者、哲學家，又是一個政治軍事領袖。」
埃德加·斯諾的旅行，是隨後一系列西方人到紅色中國「朝聖」的開端。這些「朝聖者」從記者、作家到軍人、政客，在1936-1945年間訪問中國紅色革命區。在他們的筆下，位於陝北的革命區幾乎具有共同的特徵，就像是一個政治烏托邦，猶如霍爾多·漢森（上世紀30年代美聯社駐中國記者）所說的，「一個柏拉圖理想國的複製品」。但真正描述紅軍那段長征史，則成為這個奇蹟的某個重要組成部分。
「優秀的西方學者筆下的中國歷史引人入勝，是因為他們將中國放在一個變化的全球圖景中來看待。」而長征作為一個新式傳奇顯然充滿著讓西方人無法理解的傳奇及神秘之處。這些故事從一開始就代表了西方對於中國最深的懷疑與好奇？
那個時代的傳說中的讓西方恐怖的共產黨人是什麼樣的？
斯諾稱「在世界各國中，沒有比紅色中國的情況是更大的謎，更混亂的傳說了。」
在斯諾看到的那些紅軍，是這樣一些既使在今天看來，依然充滿先進性的軍隊。在一九二七年之前，共產黨員是允許參加國民黨的，但卻遭到了委員長的清除。這是為什麼？熱情的斯諾是帶著無數的疑問走進蘇區的 。這些問題包括共產黨怎樣穿衣、怎樣吃飯、怎麼娛樂、怎麼戀愛、怎麼工作，他們的婚姻法是怎麼樣的，他們的婦女真的像國民黨所說的那樣是被共妻嗎？這些至少有上萬個疑問，成為重要的理由，促使斯諾發誓要親自去看看 。
而對於歷史來說，一切的質疑不過是回到常識的開始。
這本回答這些單純問題的書出版後，《時代》雜誌在一九三八年，長徵結束兩年，紅軍的名稱徹底消失，被稱為八路軍的時候，用了幾個版面，大方地誇獎了這個紅色的政權。因為國共即將要開展他們的合作，狠狠打擊越來越全球化的國際戰爭的敵人——日本。
歌德曾稱歷史為上帝的神秘作坊，在這個作坊里發生的磨盤轉動的聲音正在改變著我們的認識。任何偉大的故事的開端總是因為有著優異的敵人或者對手，有著眾所周知的恩怨、黨爭、伐異、立場、主義、兄弟或者江山。
歷史總是由兩個人結成同盟，上演各種不同的戲劇。這兩個人分別被對方稱之為敵人，或者對手。毛澤東的敵人當然是當時強大的蔣介石，這也使這場戲劇的一開始顯得有些非常不對等。一支流亡的部隊，仍然沒有形成的核心，處在邊緣立場，多災多病，沒有任何還手之力的毛朱們。一九三五年的委員長兵強馬壯，良將無數 ，精兵在手，擁有人民，政府還有親政府的媒體。但故事的開始與結束總需要時間來給予點評，如果蔣從清黨的開始，到一九四九年的結束，到離開這塊他曾是主人的土地的過程就知道結果的話，蔣還會發動清黨，殺害共產黨人，拒絕無數次試圖和解的共產黨員們嗎？如果是另外的寫法，長征的結束與開始也就顯得無足輕重，歷史可能會以另一行詩句開頭。
但這行詩的寫法顯然屬於毛澤東的格律。
在這場從一開始沒有開頭，也不知道目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