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安瀾將軍，是一位傑出的抗日英雄。他在抗日戰爭中，為中華民族的生存，作出了卓越的貢獻。一九四二年，奉命率二零零師遠征緬甸，抗擊日寇，為國殉職。
將軍生前曾言：「司馬遷講過『人固有一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重於泰山就是有價值，輕於鴻毛就是沒有價值。死於當前，我們應認清是泰山還是鴻毛，然後選定應走的方向毅然地跨出步去！」他是這樣講的，也是這樣做的。將軍以實際行動，把自己的一切獻給了偉大的抗日事業，正因為如此，殉國後，周恩來同志曾書贈「黃埔之英，民族之雄」輓詞，對戴安瀾給以很高的評價。
戴安瀾（幼名衍功，學名炳陽）號海鷗，安徽省無為縣仁泉鄉風和村人，生於一九零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農曆甲辰年十月十九日）。
戴安瀾幼年，家境清貧，其父戴禮明，以養鴨為生，借歲尾年頭，隨戲班獻唱，略得報酬，補貼家用。戴安瀾共有兄妹六人，父親見他聰明好學，便節衣縮食，送他去求學。一九一一年他七歲那年，入私塾就讀，其父平日常以戲中人物之忠義奸佞、善良邪惡，諄諄相教，戴安瀾亦深知家庭生活艱辛，求學不易，故刻苦攻讀，學業優異，一九一八年又拜讀在桐城著名人士周紹峰先生門下深造。周先生注重道德氣節教育，誨人不倦，使戴安瀾深受教益，對學習益加勤奮，博得先生器重。周先生常對人誇讚：「此子享賦優異，後必有成」。青年時期，在辛亥革命、五四運動的影響下，積極投入新文化潮流，一九二三年考入陶行知先生創辦的安徽公學高中部學習，更受陶行知所傳播的新思想、新文化影響，在政治上逐漸成長。
一九二四年，戴安瀾在叔祖父戴端甫（當時任廣東粵軍團長之職）的勛勉下，投筆從戎，參加北伐軍，當二等兵，時年二十歲。一九二五年考人黃埔軍校第三期步科學習，翌年畢業，在革命先驅孫中山新三民主義思想及第一次國共合作形勢的熏陶下，參加了轟轟烈烈的北伐戰爭。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二九年，任副官、連長、區隊長之職，一九三零年任副團長，一九三一年任團長。
在抗日烽火連天的年代，他奉命轉戰南北，屢建戰功，並先後升任旅長、副師長、師長等職。九一八事變後，中華民族面臨生死存亡的緊要關頭，全國人民掀起了轟轟烈烈的抗戰運動。身為愛國軍人，戴安瀾滿腔熱血，誓死保衛國土。一九三三年二月，戴安瀾在國民黨十七軍二十五師關麟征部一四五團任團長，參加了古北口戰役（長城抗日）。是役，一四五團與一四六團奉命分佔古北口南天門兩側高地。
三月十二日拂曉，敵以主力向一四五團正面攻擊，敵機數十架輪番轟炸，敵重炮集中射擊，竟日不斷，同時以大部兵力向我右翼延伸包圍。由於第一線陣地夫守，二十五師陷於孤立，全線處被動態勢，激戰至午後三時，戰鬥力消耗極大。當時右翼包圍之敵有增無減，我通訊聯絡中斷，雖眾寡懸殊，但全體官兵仍奮勇殺敵。為縮短戰線，取得更好戰機，戴安瀾指揮部隊轉換陣地，至古北口西南五里的南天門一帶高地。
經過三晝夜激戰，擊退敵人多次進攻，使進犯之敵遭受重大傷亡，卒使友軍原將軍樓右翼陣地失而復得。在此次戰鬥中，將軍派出的一個軍士哨所，因遠離主力，在變換陣地時，仍令其堅守崗位繼續戰鬥，該哨所先後斃傷日寇百餘名，敵惱羞成怒，用飛機大炮聯合轟擊，哨所勇士在頑強拼搏中全部陣亡。敵軍佔領哨所後，發現只有七名戰士屍體，深為敬畏，便將七位勇士屍體掩埋，並樹「支那七勇士之墓」木碑一塊。這一戰役，我一四五團勇猛頑強，狠狠打擊了日寇。由於戴安瀾團長指揮出色，役後榮獲「三等雲麾勳章」一枚。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變爆發後，舉國上下，同仇敵汽，在國共兩黨團結合作的形勢下全國軍民掀起了全面抗日熱潮。當時戴安瀾已升任第七十三旅旅長，先後參加了保定、漕河之役，以及漳河爭奪戰和太行山游擊戰，他率部出奇制勝，屢創日寇。
在一九三八年的魯南會戰中，更發揮了卓著的指揮才能，在陶墩、朱庄之戰鬥中，他有勇有謀，火攻陶墩，計取朱庄，為台兒庄會戰奠定了勝利的基礎。台兒庄之役，敵以重兵拼爭，戴安瀾率旅迎敵，浴血奮戰，激戰十晝夜，使敵死傷逾萬。戰後榮獲華胄勳章一枚。
台兒庄戰役後，日寇又進犯中艾山，七十三旅奉命堅守，激戰四晝夜，擊潰敵數十次猛攻，敵終未得逞。當時敵電台廣播稱「中國軍隊有一俄國教官，指揮有度。」其實是戴將軍體態魁梧，親臨前線指揮，使敵產生錯覺。
一九三八年五月，戴安瀾因戰功晉陞為第八十五軍八十九師副師長。
一九三九年一月，他又升任第二零零師師長，十二月奉命參加崑崙關（大明山區）戰役。崑崙關地勢險要，易守難攻，當時由號稱「鐵軍」的日寇第五師團之主力第十二旅團把守，堪稱「金湯之固」。戴安瀾面對強敵，鎮定自若，在全面摸清敵情的前提下，周密布防。戰前，他發出豪言：「中國古時有狀元三鼓奪崑崙之佳話，吾擬元旦奪取崑崙關。」戰鬥打響以後，他親臨前線指揮，雖不幸負傷，仍堅守崗位，經一月苦戰，斃敵六千，繳獲甚多，並擊斃敵旅團長中村正雄和聯隊長三木吉之助，寫下了抗戰史上輝煌的一頁。戰後榮獲「四等寶鼎勳章」一枚。
戴安瀾博學多才，是一名勇謀兼備的將軍。在戰場，驍勇善戰；在平時，治軍有方。他所率之師，成為抗日軍隊之堅。在政治上也有卓識遠見，曾被稱為一代儒將。
從北伐到抗戰，他雖為中級指揮官，但已清楚看到中國軍隊在對日作戰及訓練上存在嚴重的缺點和錯誤，他在日記中曾經這樣寫道：「吾輩受國家之培育，食民眾之脂膏，在戰場惟知殺敵，處地方則思利民」。「今為九一八六周年。困難重重，悲憤已極！而現今軍隊復有多數不肯戰鬥和不能戰鬥，更令人焦急」。「見××軍由漳河北岸潰退時，倉惶畏縮之態，令人憤恨！」他明確感到，務需改進軍隊之政治與軍事教育，提高軍人素質。為此，於一九三七年編寫了《痛苦的回憶》和《自訟》各一冊。書中寫道：「長城之役，迄今四年，而印象新鮮，猶如昨日，此蓋因死難胞澤慘烈情形，感人之深，而動人之切。每一回憶，痛苦萬分，故撰此書，定名為痛苦的回憶，亦示永久不忘之意耳。」與此同時，他還撰寫了《二十六年之回顧》與《二十七年之新計畫》。
一九三八年，在兼任三十一集團軍教育長時，他總結了多年的實戰經驗，編撰了《磨礪集》和《磨礪續集》，闡述戰略、戰役、戰鬥等軍事原則，作為提高部隊的教材。據當年參謀主任李修業回憶：《磨礪集》「這本小冊子是戴師長投筆從戎以來所有心得的結晶，曾印發全師官佐。其主旨是激發愛國熱情，堅定抗戰必勝的信念。」戴將軍治軍嚴明，很強調軍隊和民眾的關係，對於違紀犯民行為，決不寬縱。當年教導大隊學員夏國棟曾在回憶錄中談到：「將軍學識淵博，治軍有方，曾有一事，深得教益，數十年後仍記憶猶新。當時由於戰事需要，軍官大隊須從河南轉移到湖南，長距離的步行跋涉，的確非常艱苦。有兩名學員，以軍事第一為名，私自徵用民船，並鼓動一些學員乘船而去，船至漢口，他們分文不付，揚長而去。
「對這一違紀行為，戴將軍十分氣憤，為嚴肅軍紀，宣布對兩名為首分子送軍法處，同時又及時組織學員學習討論，並以希臘神話中巨人安泰，力大無比，但若雙腳離地，則不堪一擊的故事引導大家。他說：『軍隊和民眾的關係，恰如巨人和土地一樣，軍隊離開了民眾，就一定要垮台。你們今天是學員，不久便是部隊的官長，官長如此，兵又如何帶法？』
「這一番有哲理的教導，使學員深受教益，在後階段行軍中，紀律空前好。關於兩名違紀學員，戴將軍念其認識了錯誤，並有悔改表現，又考慮抗戰急需一切可用之材，對他們進行了嚴肅批評教育後，令其到部隊經受戰火考驗。
「……戴將軍以他一顆追求民主進步的心和高尚的品德修養，教育了我們這一代人，我所以能在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在重慶參加起義，並數十年如一日，勤勤懇懇地工作，與當年戴將軍的言教身傳是緊密相關的。」
由於戴將軍治軍有方，能結合實戰，激發自覺，愛兵如子，以身作則，深得部屬的尊敬與擁護。因而一九四零年全國軍隊春節大檢閱時，他的部隊榮獲第一。
戴將軍在政治上亦具遠見，早年，為孫中山先生新三民主義的積極擁護者，對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身體力行。李修業在回憶錄中談到：「一九二七年，他對我說：我早知道你加入了CP（共產黨代號）。我告訴你，我已參加了青年軍人聯合會，陳連長是我營的負責人。自從你們公開了黨籍以後，傳說青年軍人聯合會與孫文主義學會將要同時解散，我不管解散不解散，我既要革命，就要加入革命組織。」一九三八年，在「新華日報」記者陸治採訪他時，他闡述說；「國共第二次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