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開始修建的三門峽水庫是中國人馴服黃河的一次萬眾矚目的努力，但隨後卻備受爭議。三門峽市位於河南省西部，地處河南、山西、陝西三省交界處。此地歷史悠久，曾是夏商王朝統治的中心區域；西周屬虢國，秦置三川郡，西漢為河南府，漢武帝時置弘農郡，北魏置陝州後一直延續至明、清。相傳大禹治水，使神斧將高山劈成「人門」、「神門」、「鬼門」三道峽谷，河道中由鬼石和神石將河道分成三流，如同有三座門，三門峽由此得名。只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上，三門峽的知名是因為黃河第一壩——三門峽大壩的修建。因為三門峽大壩，三門峽在1957年3月經國務院批准成立為省轄地級市。作為黃河上第一個大型水利樞紐工程，三門峽水庫曾經讓萬眾狂歡，它是一個像南京長江大橋和紅旗渠等一樣能激起自豪感的工程。但是在隨後44年間，關於三門峽水庫存廢問題的爭論，卻一直沒有停息過。「壩」的修建的利弊、建「壩」和任意一項影響巨大的工程的決策過程等等，直到今天中國人扔在爭辯和討論。
1866年，曾經擔任北京同問館和京師大學堂總教習的美國傳教士丁韙良在華北凝視著滾滾而去的黃河，高聲大喊：「洶湧混濁的波濤，將思緒帶向未來。滾滾黃河無視當地人蟻蜉之力，還有待西方工程師以科學方法來馴服。」
並不是沒有西方工程師向這條河流宣戰。69年之後，來自美國密西根的水利工程師奧利弗·托德就開始苦苦思索馴服黃河的方法。托德將這條河流視為「中國之悲」，因為他自己就親眼目睹這條河流的泛濫如何沖毀人民的家園，讓百姓死於饑饉，或者淪為乞丐。但是被戲稱為「全能的托德」的工程師還是失敗了。他的努力首先就面臨著來自分裂的軍閥的阻撓，和中國人的不信任。他被視為「西方列強的代表」，或者，是妨礙軍閥們繼續格局的西方人。
這只是中國人希望藉助外來力量馴服這條河流的無數嘗試中的一次。無論是通過哪種方式，中國人馴服這條河流的努力從來就沒有停止過，因為這條被中國人稱為「母親河」，但是被奧利弗·托德稱為「中國之悲」的河流從來也沒有停止過製造災難和悲傷。
1952年10月25日，剛剛建立起自己政權的毛澤東離開北京，用了一周時間視察黃河。他視察的地段是山東、河南境內黃河絕口泛濫最多、危害最大的河段。毛澤東留下了一句著名的話，「要把黃河的事情辦好」。信封人定勝天原則的建國之父相信沒有任何事情是意志堅決的人所不能做到，如果沒有做到，那隻能是人本身發生了問題。
也是在1952年，中國從前蘇聯請來水利專家，協助中國規劃黃河治理。新華社記者，後來成為國務院研究室司長的朱幼棣在《後望書》中寫道：「遺憾的是前蘇聯專家為水工專家，主要是搞水利工程的，他們都擅長修建堅固的水壩，但對整個河流的治理並不擅長。當時，蘇聯專家隨手一指，對隨同的中國同行說：『三門峽是個難得的好壩址！』中國水利專家也頻頻點頭認同。」
朱幼棣主張從一個不會引發爭議的角度來判斷三門峽水利工程的利弊。他的一個標準是，三門峽水利工程毀掉了三門峽景觀，「沒有人說三門峽是黃河上最壯觀的奇景，是最好的旅遊景區。除了雲集的水利專家，對如此重大的工程考察時，其他學科專家竟無一席之地……三門峽景觀完全可以列入世界自然遺產。」
1954年1月，以列寧格勒水電設計院副總工程師科洛略夫為首的超過百人的專家團，用了數月時間沿著黃河進行勘查。科洛略夫最終認定，三門峽是在黃河上建壩的最佳場所。4月份，在蘇聯專家的指導下，水利部黃河規劃委員會完成了《黃河綜合利用規劃記述經濟報告》，這一報告隨後被國家計委和建委聯名呈報給包括毛澤東在內的中共領導人。接下來這一報告先後被中共中央政治局和國務院全體會議通過。治理黃河的迫切心情讓他們已經完全被這份報告描述的前景吸引。
這一年的7月18日，在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上，國務院副總理鄧子恢代表國務院做《關於根治黃河水害和開發黃河水利的綜合規劃報告》。朱幼棣在他關於三門峽的文章中描述這次報告說：「按照規劃，黃河洪水災害完全可以避免。一座三門峽水庫就可以把設想中的黃河最大洪水量由37000秒立方減至8000秒立方。而8000秒立方的流量是可以經過山東境內狹窄的河道安然入海的……而且，由於黃河泥沙已經被三門峽水庫和三門峽以上一系列幹流和支流的水庫所攔截，下游的河水將變清，河身將被清水不斷刷深，河槽將更加穩固」。
設想中的三門峽大壩簡直萬般如意。鄧子恢在會議上說：「這不能不叫人想起早在周朝就有人說過的一句話，『俟水之清，人壽幾何』。但是現在我們不需要幾百年，只需要幾十年，就可以看到水土保持工作在整個黃河區域生效，並且只要6年，在三門峽水庫完成之後，就可以看到黃河下游的河水基本變清。我們在座的各位代表和全國人民，不要多久就可以在黃河下游看到幾千年來人民夢想的這一天——看到黃河清！」
暫新的國家，似乎一切都是暫新的。人們享受著命運的垂青，誤認為自己無所不能。這份規劃報告被全國人大通過，科洛略夫成為三門峽水利樞紐設計總工程師。
但是，在1955年6月，周恩來主持、水利部在北京飯店召開的專家會議上，這項萬眾期待的工程卻遇到了它的反對派。那是兩名孤獨的反對者：清華大學教授黃萬里和水電總局技術員溫善章。溫善章提出改修低壩，而黃萬里則是全盤反對。
黃萬里是黃炎培之子，他早年的志向在於橋樑工程，正像那一年代期待建設國家的很多青年一樣。1932年，21歲的黃萬里從唐山交通大學鐵路橋樑工程專業畢業，到江杭鐵路工地上做工程師助手，但卻目睹了兩次特大洪水：1931年長江漢水泛濫，僅湖北雲蒙一縣，就有七萬人被洪水沖走；1933年黃河特大水災，大堤決口十幾處。黃萬里旋即放棄了鐵路工程專業，轉學水利——一種說法是，他聽說黃河是最難治理的，便立志學水利治理黃河，赴美留學之後，先後獲得康奈爾大學碩士和伊利諾伊大學博士學位。
黃萬里當著周恩來的面說：「你們說『聖人出，黃河清』，我說黃河不能清。黃河清，不是功，而是罪。」
黃萬里隨後黃河流域規劃委員會提出《對於黃河三門峽水庫現行規劃方法的意見》，這份意見後來發表於《中國水利》1957年雜誌第8期。「四千年的治河經驗使得中國先賢千年以前就在世界上最早地歸納出了四種防洪方法：溝洫或攔河蓄水，堤工堵水，束水浚深治河，缺口疏水。另外，近四十年來，中外學者融合德國人治河的理論和經驗，又積累了不少新的知識。忽視這些知識，認為有了壩就可以解決下游防洪問題，是不妥當的。」
黃萬里的反對意見集中在兩點。首先，在三門峽修建大壩，水流在庫區變緩，黃河本來在三峽潼關一段就是淤積段，水庫蓄水攔沙會加大黃河淤積，從而造成渭河入黃河口因為淤積而被抬高，威脅八百里秦川和西岸的安全，下游的洪災被轉移到中游；其次，指望黃河水清是違反客觀規律的，黃河本身就是含沙量很大的河流，「出庫的清水將產生可怖的急速沖刷，防止它要費很大的力量」。
「總之，有壩萬事足，無泥一河清的設計思想會造成歷史上嚴重的後果。壩的功用只不過是調節流率，從而替治河創造優良的條件，決不能認為有了壩就可以治好河。」三門峽築壩後，下游的洪水危害將移到上游，出庫清水將危害下游堤防。
三門峽水利工程已經無可避免，黃萬里在反對的同時也提出了補救之策，即三門峽大壩一定要能刷沙出庫，為日後泥沙大量淤積預作準備。
接下來，在1957年6月10日至24日的三門峽水利樞紐討論會上，黃萬里再次舌戰群儒。討論會上分了三派，攔洪蓄沙的高壩派、攔洪排沙的低壩派和只有黃萬里一人的反上派（反對上三門峽工程）。
高壩派主張立即建三門峽大壩，攔洪蓄沙，清水出庫，並反對減少庫容，主張建360米大壩。
低壩派也是少數派，以溫善章為代表，主張攔洪排沙。他們希望保護耕地，減少庫容，降低蓄水線（335米或330米、320米）。
黃萬里則屬於孤立派，他後來回憶說，當時出席會議者「大多同意蘇聯專家的設計，只有筆者一人根本反對修此壩，並指出此壩修後將淤沒田地，造成城市慘狀。爭辯七天無效後筆者退而提出：若一定要修此壩，則建議勿堵塞六個排水洞，以便將來可以設閘排沙。此點全體同意通過。但施工時，蘇聯專家堅持按原設計把六個底孔都堵死了。」結果是1970年代，這些底孔又以每個1000萬元的代價打開。
黃萬里所說的一切問題後來都變成了現實。
三門峽水庫建成不到兩年，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