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雲，原名朱世翹，1904年出生在浙江省上虞縣朱巷鄉一個破落的書香門第。曾上小學，杭州師範學校，後考入上海復旦大學，還到日本早稻田大學經濟系學習。1931年「九·一八」事變發生，何雲和一些愛國青年回到上海，投入抗日救國行列。
何雲在上海曾任「抗日武裝自衛會」秘書，「國民禦侮自救會」的宣傳部長。1932年，他參加了中國共產黨。不久，《中國論壇》在上海出版，何雲當了編輯，協助宋慶齡、何香凝等人領導的「民族解放大同盟」工作，白天上街演講，晚上深入工人中宣傳抗日救國。1933年6月，他不幸被捕，押到南京憲兵司令部。
何雲被捕後在獄中的鬥爭，高貴的革命氣節，陶鑄同志在1942年9月1日《延安日報》發表的《沉痛的哀悼》一文中，有一段很感人的記述：
「我與何雲同志的認識，是在1933年夏，我被捕解押在南京憲兵司令部時，他與我同號。在長期患難相共的監獄生活中，我們之間建立了很親切的同志友誼。南京憲兵司令部里的空氣極壞，那兒充滿了慘無人道的事情，人與人的關係在那兒是不存在的。什麼正義、道德、文明、情愛，在那兒看不到影子。有的是慘毒的刑罰，有的是瘋狂地屠殺，有的是死的威脅，利的誘惑，製造寡廉鮮恥，出賣靈魂的勾當。許多人經不起這種考驗，落入那罪惡的深淵。何雲同志當時還是一個新黨員，他一進到司令部後，雖然看到一些自命為最革命的人，結果成為無恥的叛徒，不無感慨，有點失望，但他與我們在一起，是始終站在黨的立場上而戰鬥，不管敵人如何威脅、利誘，他毫不為之動搖，反之，他以很老練的姿態，積极參加反叛徒的鬥爭與幫助一些意志薄弱的同志的穩定。我當時很驚奇，他這種革命品質，在這種暗無天日的環境中，那是如何難能可貴呀！使我歷歷如在目前的是一個黃昏的時候，拘留所當局找我去談話，同志們以為我第二天清晨一定要到雨花台去了（那是槍決犯人的地方）……
「當我談完話，回號子時，許多同志都面帶愁容迎接我，何雲同志更熱烈地握著我的手，幾乎說不出話來。同時，他還張羅，為我弄了一壇『餞行酒』來，勸我多喝點，他以極熱烈的感情表現於他的每句話來鼓勵與安慰我，並教育當時同號的許多同志，我真是感動極了。我暗暗發誓，明早要到雨花台，一定要死得很壯烈，這才對得起這些同志。夜深了，我是無論如何也睡不著，何雲同志這時突然爬到我的身邊，很激動地對我說：『我是一個新黨員，看見一些老黨員經不起考驗，動搖叛變很難過，看到許多同志作艱苦卓絕毫不妥協的鬥爭，甚至以自己的生命來保護黨和革命，很感動，對我堅決革命幫助很大。』他安慰我：『明天萬一你有不幸，我與同志們一定堅持到底，你放心，你的家庭我也要設法通知和救濟。』接著，又談了許多其他問題，一直到天亮都陪著我。
「後來，我並未被『打靶』，而是被判處無期徒刑，馬上要送監……我去監獄後，不久他也進來了。因為在憲兵司令部表現太倔強，鬥爭活動太強烈，也被判處無期徒刑。他很高興與我們在一起。我因他身體瘦弱，是沒有吃過苦的文弱書生，恐怕長期的監獄生活會吃不消而非常擔心，但他卻不在乎。當時，有些被判五年、八年的人很悲觀，何雲勸他們：『我被判處無期徒刑還不難過哩，判五年、八年有什麼！我們早晚會一起出去的。』在獄中，何雲還刻苦學習德文，學馬列主義原著。他在4年多的生活里，完全證明我的擔心是多餘的；他很堅定地度過了4年多的監獄生活，乾淨地進去，乾淨地出來……」
何雲蹲了4年多的監獄，身體很瘦弱，但他看到日寇侵略中國的暴行，全國人民抗日救國的熱潮，心情異常激動，一出獄，沒有回家去看看母親、妹妹，就到南京《金陵日報》工作，宣傳抗日救國。1938年初，周恩來、董必武同志在南京籌備出版《金陵日報》，何雲參加了報社工作。不久，《新華日報》在武漢創刊，何雲任國際新聞欄的主編。國際新聞辦得精彩動人，博得廣大讀者的好評。
1938年10月，由於日寇很快佔領了武漢，我駐武漢辦事處和《新華日報》於武漢失守前一起隨國民黨政府遷到四川重慶。何雲奉黨的指示，帶領一部分職工由武漢出發到西安創辦《新華日報》西北版。誰知出版工作籌備就緒，正要出版時，國民黨當局從中阻撓，不同意辦《新華日報》西北版。這時，朱德總司令經西安去延安參加六中全會，何雲向朱總司令採訪，寫了《朱德總指揮談三期抗戰與爭取華北抗戰勝利》的文章。採訪中，何雲向朱總司令談了西安國民黨當局不讓辦報的事，朱老總很風趣地說：「如果他們不歡迎你們，華北軍民歡迎你們。在偌大的太行山區，只有一兩張油印、石印小報，字體又小又模糊，還得戴老花眼鏡看，真費勁！」時隔不久，彭德懷副總司令路過西安去延安開會，找到八路軍西安辦事處主任林伯渠說：「他們不讓出西北版，人員和機器就都給我，到太行去出報。」後中央決定：何雲去太行負責籌辦《新華日報》（華北版）。何雲興奮異常，於是，穿著八路軍的軍裝，腰挎手槍，帶領工人和記者，10月初離開西安，渡過黃河，北上太行山。
山路崎嶇，記者董謙看到何雲走路有點帶撇，問他的腿有什麼毛病。何雲告訴他：「這是在南京坐牢時受『老虎凳』、『壓杠子』等嚴刑拷打造成的。」他拉起褲管，用手指著自己的小腿幽默地說：「你看，我的小腿已變成了羅圈腿，這就是敵人給我留下的難忘的紀念。」
談到這次到華北敵後辦報的抱負時，何雲精神十分振奮，情緒很活躍。他對董謙說：「有機會到敵後辦報，就如同軍隊開赴前線對日作戰一樣，報紙好比一架機關槍，鉛字好比子彈，筆桿就是槍桿。辦報也是戰鬥。」
到華北敵後辦報，只有何雲、董謙和8個印刷工人，一架老掉牙的印刷機。
「光靠我們這幾個人，怎麼辦好報紙呢？」董謙不無憂慮地問何雲。何雲滿懷信心地說：「路是人走出來的。什麼事，要靠人去開拓。」
開拓這條路，何雲真可說是費盡心血。北方局和八路軍前方總部領導共同成立了一個黨報委員會，成員有總部的彭德懷、左權、傅鍾、陸定一和北方局的楊尚昆、李大章。何雲也參加了這個委員會。在辦報委員會的領導和支持下，何雲大抓新聞幹部的培訓工作，辦起了100多人的記者訓練班，從延安抗大、魯藝等學校派來一批文字和美術工作者，組成了《新華日報》華北分館的基本隊伍。何雲率領這支隊伍，帶著這些設備，於1938年11月底到沁縣後溝，克服重重困難，不到一個月，工廠初具規模，於12月20日即出版了《新華日報》華北版試刊，隔日一期。
何雲經常告訴報社同志：「一個鉛字等於一顆子彈，在敵後辦報就是無形的戰鬥。」他的這幾句話，形象地反映了《新華日報》華北版火線辦報的情況。何雲在親自寫的《發刊詞》中提出：「本報願在這困難階段，為鼓勵前進的號角，願與華北文化抗日統一戰線的領導者和組織者，將華北全體文化戰士緊緊團結在本報周圍，為開展敵後的文化運動而與敵寇共戰到底。」
在激烈的反「掃蕩」中，報社沒有固定的地址，經常轉移。在何雲的周密安排下，組織北京師大畢業、精通理工的王顯周，偕同印刷廠廠長周永生和工人韓晉陞、張建功等同志，製造了小型輕便的活動鉛字架和小型腳踏機、軋墨機、澆版機，連同電台、紙張、油墨，只需3匹騾子即可馱走，何雲稱此為「背起報館打游擊」。他將工人和編輯人員組成連隊，荷槍實彈，一面跟鬼子周旋，一面設法出報。儘管環境惡劣，炮火連天，華北《新華日報》從未中斷，及時把國內外重大新聞刊印出來，飛馳各地，提供黨政軍領導參閱。報社電務科在何雲精心培育和電台同志不斷創新努力下，發展成為華北敵後惟一強大的新聞台，能收到延安新華社、重慶中央社和世界各大通訊社的電訊，打破了國民黨中央社的壟斷和封鎖。遇到戰鬥緊張時，何雲便在吃飯、休息的間隙，命令報務員架起電台，收聽延安新華總社的新聞；不能鉛印，就出油印戰報。1939年，敵人「掃蕩」時，他將報館人員化整為零，出版了東線版、西線版、南線版、北線版。「百團大戰」時，他帶領部分記者，攜帶油印機，跟著彭德懷副總司令、左權副參謀長和一二九師劉伯承師長、鄧小平政委，日夜戰鬥在火線上。華北版《新華日報》不僅受到國內抗日軍民的信賴和珍愛、支持，還得到國外的關注。美國紐約的《今日中國》雜誌，莫斯科外交人民委員會都長期訂閱，它成為抗戰最有力的新聞媒介。朱德總司令曾這樣評論：「一張華北版新華日報，頂一顆炮彈，而且天天和日寇作戰。」華北版《新華日報》創辦一周年時，劉伯承同志專門題詞，讚揚它是「華北抗戰的嚮導」。朱德總司令、左權副參謀長、楊尚昆、陸定一、李大章同志親臨大會講話或是撰文，表示祝賀。
在艱苦的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