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12月24日深夜，我和孩子已經入睡，啪！啪！一陣敲門聲，把我驚醒了。我開門一看，門外站著一位穿便衣的、兩位穿警服的人，有的還帶著手槍。我讓他們進了書房。他們問了我的姓名，然後拿出一張「逮捕證」，要我簽字。我問：為什麼逮捕我？他們說：「你是反革命。」我說，「我自學生時代，就參加了革命隊伍，為革命作了很多工作。」他們說：「有理以後再講，你先簽字吧。」我在「逮捕證」上籤了字之後，他們拿出一副手銬，銬在我的雙手上。他們就開始了查抄，檢查了我所有的衣箱、書箱、抽屜、五屜櫥等。當他們查到我穿著國民黨的軍裝、騎在日本的戰馬上照的一張像片時，他們如獲至寶。他們中的一個人說：「這不是反革命的『證據』嗎？」其實，那匹日本戰馬是我在打游擊時俘獲的戰利品，那套國民黨軍裝是我做地下工作時穿的掩護服裝。而今這些東西竟然成了反革命的「證據」，天下哪有這種道理？檢查後，抄去家屬的全部首飾和小兒的百日鎖等財物；還抄去我的北京大學畢業證書、我打游擊時寫的一本日記、國民黨軍裝兩套、軍裝帶兩條以及那張我騎在日本戰馬上照的像片。查抄完畢，天已拂曉。我帶著手銬，扛著行李，上了公安局的吉普車，被押送進監獄。
我迸的這個監獄，對外保密。我不知道它叫什麼名字，只知道它在北京西安門附近的草嵐子衚衕，犯人們把它叫做草嵐子看守所。爾後聽說這個看守所的歷史很悠久，原是國民黨的「北平軍人反省院」，關押過很多共產黨員。劉瀾濤、劉子久、薄一波、楊獻珍等老同志，解放前，都在這裡被關押過。
我迸這個看守所時，裡面關押的絕大多數是反革命犯。這個看守所的任務，是對犯人進行預審，偵查犯罪情況，做出預審結論（結案）。然後將全案移交檢察院，提起公訴。法院根據起訴書，開庭審理。被訴人（犯人）與公訴人（檢察員）進行辯論。法院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準繩，作出判決。判決無罪者，當庭宣布「無罪釋放」，被判徒刑者，移送勞動改造單位執行。這是一般犯人進入草嵐於看守所之後，必經的過程。
關押在草嵐子看守所的犯人，沒有生產任務。一日三餐之外，就是坐在監號的木板床上，反省檢查自己的問題，以便提訊（過堂）時交待。每天除了放茅（上廁所）、放風（跑步）之外，犯人不能出監號。關押在這裡的犯人，不能接見家屬；家屬每月可以送一次生活必需的東西，如手紙、食鹽、肥皂等。在監號里，手紙比鈔票還重要。
現在談談我到草嵐子看守所之後的情況。公安局押送我的吉普車直接開進草嵐子看守所的大門。
公安人員把我交給了看守所的管理員（看守）。管理員給我下了手銬。他說：小刀、鈔票等物都不準帶進去；你如果有，就交給我代你保管。我把兜裡帶的3圓人民幣交給他。他問：你是否買手紙？我說：買。他遞給我一刀粗手紙和一張存款條。就把我送進監房，交給了監房管理員。我被關進了監號。這是一間約有10平方米的小屋，門窗都是鐵的。門上有個寬約有3厘米，長約10厘米的小孔，從外面可以看到裡面；從裡面看不到外面；這是專為監視犯人用的，名字叫做「窺孔」。靠窗戶的一邊有一個木床鋪，可以睡5個人。監號的一角有個大尿桶，供犯人小便之用，放茅時就提出去倒了。我迸監號時，裡面已經關押了兩個人，他們正在洗臉。我剛放好了行李，外面喊：開飯。管理員給我送來了一雙竹筷子，兩個粗瓷碗。那兩位同學（在北京犯人之間互稱同學，以後在山西監獄，犯人之間不準稱同學）打進了飯，每人一個窩窩頭，一碗棒子麵粥，一塊蘿蔔鹹菜。早飯後，指導員找我談話，給了我一些開導。他說：「不要顧慮重重，只要坦白交代，仍有光明前途。」
第二天早飯後，一位女管理員在監房門口喊：「葛佩琦，出來！」我出了監號，她一揮手，要我跟著她走。她領著我出了監房院的大門，把我交給了一位武裝戰士，他把我帶到了另一個院。這個院內有一排北房，開了五六個門，每個門旁都掛著「審訊室」三個字的牌子。我進了審訊室，看到坐在辦公桌旁邊的，正是前天晚上逮捕我時，那位穿便衣的人。他讓我坐下，並說：你剛進看守所，可能有些不習慣，過一段時間就好了。他問不我的簡單經歷和家庭概況。然後說：把你帶到這裡來，是為了弄清楚你的問題；國家的政策是「坦白從寬，抗拒從嚴」；你好好交待問題，就有前途。最後，他問我有什麼要求沒有？我說，我愛人患心臟病，在西郊休養；我女兒因猩紅熱後遺症，住在兒童醫院；她們不知道我被捕的情況，我想寫封信給我愛人。他考慮了一會兒，對我說：可以，你寫好了信，交給管理員，要他轉給我，我代你發（按規定，沒有結案的人，不準寫信）。
1958年春節後，一位年輕的審訊員開始對我進行系統地審訊。先訊問我的歷史經歷，後訊問我的「犯罪情況」。當我談到1938年我在河南商丘地區組織豫東抗日游擊隊時，審訊員問：「你組織游擊隊幹什麼？」我說：「抗日。」他一拍桌子說，「國民黨是積極反共的，你會是抗日的嗎？不要胡說。」當審訊員問我：「你在東北當『國民黨少將』，都幹了些什麼事？」我說：「我是共產黨員，是黨的地下組織派遣我打入國民黨東北保安長官司令部，以『國民黨少將』名義為掩護，做地下工作的；我搜集了國民黨的大量重要軍事情報，報給我黨地下組織。」審訊員怨聲斥責說，「你是『國民黨少將』，你怎麼會是共產黨員呢？你這是公然污衊共產黨，這是審訊室，你要小心，你再這樣胡說，就要罪上加罪。」這次審訊引起了我思想上的激烈鬥爭。我想，我如果再堅持我是共產黨員，可能遭到嚴厲的、危險的懲處。於是「不要拿著雞蛋碰石柱子」、「好漢不吃眼前虧」、「留得青山在，不怕無柴燒」，這些話就在我的腦子中起了作用。從此以後，我在被審訊時，不再說我是共產黨員。審訊員給我的「寫親筆供詞提綱」中， 也沒有要求寫入黨和做地下工作的情況。這第一次系統審訊共進行了36次，有時自天、黑夜連續進行，簡直是精神折磨。
1958年秋，那位年輕的審訊員開始了對我的第二次系統審訊。這次系統審訊的內容和第一次系統審訊的內容基本上相同。在這輪審訊過程中，審訊員提出一個新問題：你出賣了共產黨的哪些利益才當上「國民黨少將」？我說：我不但沒有出賣共產黨的利益，我還給共產黨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抗戰勝利後，黨中央西安地下情報組織派我到東北做地下工作的，不是我一個人，而是一批人，只是我們這個情報小組就有四個人；以「國民黨少將」名義為掩護的，也不是我一個人，和我在工作上取單線聯繫的李年，也是以「國民黨少將」名義為掩護。這第二次系統審訊共進行了30次。
1958年冬初，審訊員交給我一份「寫親筆供詞提綱」，其中沒有關於我參加共產黨和做地下工作的內容。審訊員要我根據提綱寫「親筆供詞」。我很快地寫好了，交上去。過了不久，審訊員告訴我，你的問題己經「結案」，聽候法院開庭審理。對於一個坐在監號里，吃窩頭，喝菜湯，經過漫長歲月的坐監人來說，一旦得到「結案」，也是一件喜事。
1959年2月下旬，北京市人民檢察院分院送給 我一份起訴書。管理員要我好好看看，準備開庭。起訴書的主要內容是，把我的革命歷史誣為「歷史反革命」；以1957年報刊上對我的那些誣陷不實之詞為「依據」，誣我為「公開叫喊要殺共產黨人和推翻人民政權」。它要求法院對我「依法懲處」。
在開庭前兩天，一位女管理員找我談話。她說，「你的案子後天開庭，你是否請律師辯護？」我說：「我已經交代清楚了，用不著請律師辯護，由法院看著辦吧！」那位管理員說：「請律師還得花錢；辯護，不辯護，都是一個樣。法院是以起訴書為根據的。」
1959年3月4日早飯後，管理員開開監號門，叫我去開庭。我以為開庭要到法院，其實不是，法庭就在草嵐子看守所。出了監房院的大門不遠，到了看守所的另一個大院。院內有一棟座北朝南的瓦房，門上邊寫著「法庭」三字。庭內擺滿了木製的長條椅子，但無人旁聽。法庭的東頭有一個審判台，上面坐著審判員、檢察員、書記員、陪審員；審判台前面，站著幾名法警。我迸法庭之後，坐在一條木椅子上。
審理開始，審判員問了我的姓名、年齡、工作單位。然後由檢察員宣讀起訴書。讀完之後，審判員要我陳述意見。我說：起訴書控告我的「罪名」，概括起來可以分為兩條：第一條控告我是「歷史反革命」；第二條控告我是「現行反革命」；根據事實，這兩條「罪名」都不能成立，現將理由陳述如下：
起訴書控告我為「歷史反革命」的主要內容，是說我「歷充蔣匪要職，積極為敵效勞，長期充當蔣匪特務」。這完全是「顛倒黑白」，「混淆是非」。不錯，我曾擔任過「國民黨軍委會委員長天水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