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6月25日，毛澤東、周恩來等人與張國燾在兩河口相會。事有湊巧，兩河口正位於兩條河的相匯之處。一條是自東面大雪山——虹橋山下來的一條河，當地稱之為虹橋河，一條是自北面大雪山——夢筆山下來的一條河，當地稱之為夢筆河。這兩條河在此相匯，形成了一個三角形的滿是野花的綠洲，兩河口鎮就坐落在這片綠洲上。鎮子並不大，不過幾十戶人家，一條短短的僅有三五家店鋪的小街。通觀全鎮，最顯眼的就是坐落在街中段的那座關帝廟。一塊大大的影壁，一個不算太小的大殿，兩側分別是一座鐘樓，一座鼓樓，後面山坡上還有一個小小的觀音閣，當年周恩來和朱德住在左側山坡上的房子里，毛澤東就住在大廟裡。這座大廟就是兩河口會議的地址。如今關帝廟已失火坍塌，主體建築已損毀無存，僅余後部馬房。
紅一、四方面軍會師後，人們盼望著會合後紅軍的前程似錦，就如這綠洲上遍地盛開的野花；紅軍的力量將更加強大，就如這綠洲上兩河並一流的大江。人們希望兩條河匯成一條巨流，但事情卻沒有那麼簡單。張國燾仍堅持南下。後來在1936年三大紅軍主力會師前，毛澤東要求周恩來，「地點一定要選好。兩河口地名不好，我們在那裡最終與張國燾分道揚鑣了——兩河口嘛！」當周恩來告訴他會師地點選在甘肅會寧時，毛澤東高興地笑了：「好地方嘛，會寧會寧，紅軍會師，中國安寧。」這是後話。
紅一、四方面軍在懋功會師後，紅軍總兵力共達10餘萬人，力量集中，士氣高漲。當時，全國正處在一個革命高潮到來的前夜。日本帝國主義加緊侵略我國，由東北深入華北，民族危機日益嚴重。蔣介石政府堅持內戰、獨裁、賣國的反動政策，與日本侵略者簽訂了一系列喪權辱國的協定（如《塘沽協定》、《何梅協定》等），這激起了全國人民的強烈不滿和反抗。「山雨欲來風滿樓」，一個全國性的抗日民主運動的新高潮就要來到。在這種新形勢下，紅軍應該採取什麼戰略方針？在這個關鍵問題上，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同紅四方面軍領導人張國燾發生了嚴重的分歧。北上？南下？紅軍究竟是北上川陝甘，創建新的根據地，迎接全國抗日高潮，還是南下，向川康地區發展，遠離抗日的前線？
為消除一、四方面軍會師後在戰略方針上的分歧，進一步統一認識，實現團結北上的方針，1935年6月26日，中共中央在懋功縣的兩河口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這就是歷史上有名的兩河口會議。參加會議的有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王稼祥、張聞天、博古、張國燾、劉少奇、凱豐、鄧發、劉伯承、李富春、林彪、聶榮臻、彭德懷、林伯渠等。
會上，周恩來代表中央作報告，他捋了捋他長長的鬍子，展開他事先準備的提綱，神情嚴肅、莊重而又從容不迫。他分析了當前形勢，闡述了戰略方針、戰略行動和戰爭指揮問題。他提出，紅一、四方面軍會合之前，紅一方面軍決定到岷江東岸向北發展，紅四方面軍決定西去懋功，向西康發展。這兩個戰略方針是不同的。決定在什麼地方創建新蘇區，首先必須有利於我們的作戰，其次必須有利於消滅蔣介石的主力。因此，在地區選擇上，應是：地域寬大，好機動；群眾條件好，漢族人口多；經濟條件比較優裕，能解決紅軍給養的地方。另外，他又對敵情作了分析。他指出，蔣介石的嫡系部隊會增兵到西康這一帶，這樣就會逐步把紅軍壓到草原，紅軍將沒有出路。在當前，最理想的地區就是川陝甘地區。這一地區區域寬，道路廣闊，人口多，物產富，有利於紅軍的發展。他明確指出，向南不可能發展；過岷江向東敵人有130個團，也不可能發展；向西是大草原；目前只有向北才是唯一的出路。一、四方面軍會合後，新的戰略方針即是集中主力向北進攻，首先奪取松潘與敵胡宗南作戰，在岷山以北建立川陝甘革命根據地。周恩來強調，兩個方面軍應集中指揮，指揮權要集中於軍委，這是最高原則。
張國燾一直神色高傲地聽著周恩來的講話，當他聽到指揮權要集中統一，集中到軍委，而且這是「最高原則」的時候，他的臉立刻沉下來了，鼻子里輕輕地哼了一聲。意識到自己失態，他看看大家沒有發現，臉上又立刻裝出微笑的樣子。其實，張國燾內心十分不平靜，思緒萬千，等他將思緒收回來的時候，周恩來已經結束了報告。
會議就紅軍行動方針進行熱烈的討論。這時，大家的目光紛紛集中在張國燾的身上。他輕輕地咳了兩聲，開始發言。張國燾的發言，一向都是慢吞吞的，似乎要顯示出他是個極有身份的人。他的發言既不像博古那樣口若懸河，才華橫溢，也不像毛澤東那樣機智幽默，談笑風生，更不像周恩來那樣富有條理，準確周密，也不像朱德那樣淳樸親切，帶有濃厚的泥土味。他的話聽起來，語調平直，令人睏倦，說話沒有什麼激情也沒有閃光的思想，只喜歡用刻板的政治術語來表達意思。他慢吞吞地用大部分時間講述了四方面軍會師之前的行動和取得的勝利，接著擺出種種困難，說白了就是不同意北上。他認為北有雪山草地，氣候嚴寒，行動不利，部隊長途行軍會有大的減員；北面有胡宗南部20餘團兵力，如不消滅他的主力，去甘南也站不住腳。他主張依託懋功地區，避開胡宗南部，先向南打成都，然後向川康邊發展。
張國燾的發言，立刻使會議氣氛緊張起來。見此情景，毛澤東起身說道：根據地只能在進攻中去創建，不能後退逃跑。他不贊成向南打成都，這樣的話會使紅軍逼退到西康，而西康地區人口少，不能供養紅軍，如果紅軍被敵人封鎖在這個地區，將成為瓮中之鱉。張國燾原來認為中央紅軍兵強馬壯，他曾宣傳中央紅軍有「30萬」之眾。當他得知中央紅軍長途征戰僅剩下不到2萬人的情況後，他對毛澤東的發言不以為然。毛澤東看透了張國燾的心理，很耐心很誠懇地講道理，以理服人。發言時並沒有直接批評張國燾，話語中還不斷地出現「國燾」、「國燾同志」這些稱謂。
毛澤東發言後，氣氛稍有緩和。彭德懷、林彪、博古、王稼祥、鄧發、朱德、劉伯承、聶榮臻、凱豐、劉少奇、洛甫依次發言，一致同意周恩來代表黨中央和中革軍委所作的報告，支持兩軍北上創建川陝甘革命根據地，首先向甘南發展的戰略方針。而奪取松潘、打擊胡敵是實現這一戰略方針的關鍵。他們反對躲避鬥爭的退卻主張。他們還強調了兩軍統一指揮對實現戰略方針的重要性。
張國燾的意見在會上沒有人贊同，最後他只得口是心非地表示同意北上。
兩河口會議正確地分析了當前的形勢，提出並通過了創建川陝甘革命根據地的戰略方針，否定了張國燾的錯誤主張，為實現黨的北上抗日和領導全國抗日鬥爭的戰略任務奠定了重要基礎。歷史見證了一切，後來的歷史證明了兩河口決策的正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