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河口（懋功縣的一個鎮）。1935年6月25日下午。
這將是一個歷史性時刻，兩支主要的共產黨軍隊及其領導人第一次在這裡會師，這是紅一方面軍領導人毛澤東和紅四方面軍領導人張國燾參加1923年於廣州舉行的中共三大後的第一次重逢。自1931年開始主持鄂豫皖革命根據地的工作以來，張國燾一直率領紅四方面軍作戰，開闢了一系列根據地，建立了一支很有戰鬥力的紅軍隊伍。毛澤東自1927年大革命失敗以來，經受了種種磨難，但他堅持革命，不屈不撓地為黨的事業而奮鬥。
這天，天公卻不作美，大雨傾盆而下。下午5時左右，張國燾騎著一匹白色駿馬，在10來名騎兵的護衛下，沿著泥路，濺著泥水過來了。
聽到由遠及近的馬蹄聲，毛澤東等人急忙從暗褐色的油布帳篷里走出來，四五十人列隊等候。不一會兒，張國燾策馬來到，直衝毛澤東等人跟前。張國燾受到如此隆重的歡迎，自尊心獲得了極大的滿足。他翻身下馬，同迎上來的毛澤東等人熱烈握手擁抱。
見到毛澤東與張國燾熱情握手的情景，紅軍戰士歡呼起來，口號聲震天響。在紅軍戰士的歡呼聲與擁戴下，毛澤東、張國燾兩人登上講台，雨水從他們的軍裝上往下淌。毛澤東致歡迎詞，張國燾作答詞。然後，他們走進鎮內，在喇嘛寺里舉行了宴會。這兩位參與締造中國共產黨，現又各自率領紅軍部隊的領導人，十幾年來並未有多少聯繫，當初兩人彼此間也沒有留下過太深的印象，但今天畢竟是闊別重逢，兩人互相客氣著，在歷史性會面的瞬間顯得非常親熱。
毛澤東照例用他的辣椒幽默活躍宴會的氣氛。他一連吃了幾隻油炸的紅辣椒，也不就飯，使得周圍的同仁嘖嘖不已。
毛澤東向在座的同志調侃道：「如果你不能吃辣子，你就不可能是一個真正的革命者。」
祖籍江蘇的博古立即表示異議，他半開玩笑半當真地說道：「江蘇人中不乏偉大的革命者，而他們並不喜歡吃你湖南的辣子。相反，你們貴省的何鍵，吃辣椒比你不差，他算個什麼革命者呀！」
張國燾勉強地笑了笑，沒有作答。他不想參與這場能不能吃辣子的爭論，他希望人們告訴他紅一方面軍的有關情況以及遵義會議的細節，或者提及紅四方面軍的話題，這樣，他就可以趁此向人們炫耀一番自己的功績，也可以從中打聽紅一方面軍的兵力情況，從而為日後的出路與發展作打算。可是偏偏沒有人提及這些話題。張國燾覺得受到冷落，心中悶悶不樂。
顯然，在表面的歡樂氣氛掩蓋下流淌著另外一股暗流：猜忌、不滿和怨恨。晚宴後，周恩來親自把張國燾送到住處。張國燾試圖從周恩來嘴裡打聽到遵義會議和會理會議的內幕，卻一無所獲，於是他直接向周恩來發問：「恩來兄，艱難轉戰損失不小吧，一方面軍還剩多少人？」
周恩來看起來很疲倦，由於睡眠不足，眼圈出現了黑暈，但眼中閃耀著神秘莫測的光芒，粗硬濃密的鬍子里藏著無窮的智慧，帶著一種政治家的翩翩風度。他機智地反問道：「現在四方面軍有多少人？」張國燾說：「我們有10萬。」周恩來回答說：「我們有3萬。」顯而易見，雙方都在試探，而且都有些誇張。
此時紅四方面軍的作戰部隊約有8萬餘人，一方面軍只有1萬多人。紅四方面軍比紅一方面軍要多得多。從兩軍會合後的領導人身上似乎也可看出二者力量強弱的明顯差別，張國燾的臉面豐滿紅潤，雖不肥胖，但不瘦，毫無飢苦之色。毛澤東呢，很瘦，面色憔悴，皺紋很深，舉止十分拘謹，只是一雙眼睛炯炯有神，像海洋一般的深沉，像天空一般的清澈。顯然，這是他在人生道路上經歷過無數磨難後，一雙鍛煉得能夠看透他人肺腑、洞察政治風雲的眼睛。張國燾的灰色軍裝十分合身，衣服上還有兩個斜插進去的口袋，而毛澤東仍穿著他長征時一直穿著的老軍服，又破又舊，綴滿了補丁，綁腿里像士兵一樣插著一雙筷子，皮帶上還掛著一個大大的茶缸子。有大學教授風度的張聞天，帽檐兒總是那麼軟塌塌的。博古架著圓圓的近視眼鏡，眼鏡腿兒顯然出了毛病。周恩來的鬍子長得老長。朱德臉色黑而瘦，更像一個伙夫頭了。
周恩來告辭後，朱德又來看望張國燾，倆人各自談了紅一方面軍和紅四方面軍的轉戰情況及現狀，朱德沒有想到此時的張國燾自覺兵強馬壯，個人野心這麼重，就對張國燾說了一些情況。朱德詳細敘述了紅一方面軍的鬥爭經過，嘆息著向張國燾說：「現在一方面軍是不能打仗了，它過去曾是一個巨人，現在全身的肉都掉完了，只剩下一副骨頭。」朱德估計中央各直屬部隊，總計約1萬多人，而且所有的炮都丟光了，機關槍所剩無幾，又幾乎都是空筒子，每支步槍平均約5顆子彈。
了解了這些情況後，張國燾感到有了實力資本，四方面軍人多槍多，兵強馬壯，於是，以勢壓眾、以強凌弱，達到個人目的之野心便暗暗滋生。不少參加長征的人還能記得張國燾自負的特點，就連李德也似乎察覺到了張國燾當時的心境，回憶說：「張國燾，40歲左右，身體魁梧，儀錶堂堂。他像主人待客一樣接待了我們。他的舉止十分自信，充分意識到自己的軍事優勢及行政權力。」在一方面軍戰士眼裡，張國燾的這種態度與他們紅一方面軍的領導人的謙虛精神和樸實作風形成了鮮明的對照。
張國燾出生於江西萍鄉上栗一個富裕地主家庭。這是一個世代書香官宦之家。他的曾祖父曾做過幾任道台；祖父是翰林，也做過幾任知府；他的父親張嘉銘，是一位孝廉公，是當地最大的擁有近千頃土地和山林的客籍地主。因為有這樣一個富有的家庭，張國燾受到了良好的教育，中學畢業後便考入了國立北京大學。
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時，張國燾是主要的學生領袖之一，當時毛澤東在北京大學圖書館當助理管理員，他們在那時就認識了。
不可否認，張國燾有頗強的組織能力、活動能力，但其領袖慾也極強。這一點，早在中共一大時，就充分顯示出來了。那時，他還只是北京大學的學生，陳獨秀、李大釗的弟子，就參與籌備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並被推為大會主席。中共一大選出陳獨秀為書記，張國燾為組織主任，李達為宣傳主任——張國燾成為中共最早的三位領袖人物中的一個。
中共建立後，張國燾便是中國共產黨的中央委員、政治局委員、組織局委員。張國燾在莫斯科待過三年。他曾為自己起了不少的筆名和化名，如「特立」、「凱音」、「特」、「天師」等，以此表達他的超凡脫俗的個性和他的不同凡響的影響。
1931年，上海的中央局派他去領導非常重要的鄂豫皖根據地。從那時起，他便領導根據地的軍民同蔣介石國民黨軍隊打了不少大仗，而且差不多都取得了勝利，力量不斷發展壯大。他兩次轉移根據地——第一次是從鄂豫皖邊區轉到川陝邊境，後來於1935年春轉到川西北。張國燾個人權勢欲很強，他把紅四方面軍看成是他個人的資本。他認為，誰軍多，誰就強，誰就應該當第一把手。隨著紅四方面軍的壯大，他的野心越來越膨脹。紅一、四方面軍會師前夕，1935年5月30日，張國燾宣布建立了所謂的西北聯邦，儼然以西北領導中心的負責人自居，大造聲勢，企圖造成既成事實，以與即將抵達西北地區的黨中央分庭抗禮，這是張國燾妄圖篡奪最高領導權的一個嚴重步驟。張國燾對黨中央和中央紅軍的這種「歡迎」態度，給黨和紅軍的團結和統一埋下了極為有害的隱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