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0月的一天，王泉媛被一道緊急命令召回瑞金，當時她正在鄉下進行擴紅工作。回到瑞金後，她明顯感覺到氣氛有些異常，她的領導，少共中央的同志命令她只准帶上衣被、草鞋，其他物品統統扔掉，隨著代號為「紅星」的婦女工作團開拔，團長由董必武擔任。她和許多從中央蘇區出發的紅軍一樣，出了贛南，過了湘江，一直往北走，才知道中央紅軍已經被迫開始戰略轉移了。
隨紅一方面軍轉移的女幹部一共有30名，她們有的在中央政府或者軍隊中擔任職務，有的是經過挑選的婦女骨幹。王泉媛在參加紅軍前，就是吉安縣委的婦女部長，加入紅軍後，被派往瑞金馬列主義大學學文化（當時她還不識字）。學習結束，被分配在少共中央工作。——30名長征女戰士，除了蔡暢、康克清、劉英等6人外，其餘的24人都安排在婦女工作團。她們主要是沿途宣傳共產黨和紅軍的政策，籌糧籌款，僱人抬擔架，照顧傷員等。除了這些女幹部，還有一些負責護理工作的婦女。
女作家丁玲認為長征中的女人最為艱難。她並沒有參加長征，但是她是第一個到達延安的文藝界名人，也是最典型的延安文人。丁玲是有著火一般熱情的新女性，桀驁不馴。她認為參加長征的女性，都是賢惠的女子，也是一群能吃苦耐勞的女子，不然就不可能長征二萬五千里，從江西一直走到延安。
博古的夫人劉群先回憶長征往事時說，行軍非常難，她的雙腳疼得很厲害，不得不每天用熱水洗腳。其實每天超強度行軍，用熱水洗腳也無濟於事。婦女也得和男同志承受同樣的疲憊和病痛，甚至因為女性的生理特徵，需要比男性更具備忍耐性。有的女同志是小腳，不便行走，走路爬山卻從不落後。另外比較麻煩的一點，就是來月經，往往找不到一張紙、一塊破布，只能任憑經血從褲管往下流。過度的緊張疲勞，加上飢餓、寒冷、潮濕，許多婦女閉了經，特別是翻過雪山後，有的人再也沒來過月經，也就不可能生小孩了。
長征剛開始時，因為組織比較混亂，她們得不到足夠的食物。男女同志還為了食物發生了爭吵。只好把婦女單獨編隊，劉群先當隊長，李伯釗（楊尚昆的夫人）負責糧食補給，情況比先前好了許多。但是挨餓是很常見的事情。在四川兩河口的時候，一些婦女被留下來負責收容工作，只是因為路邊寫著一個通知，說後面還有軍隊，讓她們留下來負責聯繫。她們只好停留在兩河口等待，一等就是兩三個月，早斷了糧，每天靠著野菜充饑。一天王泉媛和另外一個女同志去買糧食，走了30多里地，一粒糧也沒買到，只好吃老百姓栽種的用來餵豬的筆桿草，才不至於昏倒。她們吃過豬草之後，還在比較顯眼的地方放上了一塊銀元。
紅軍女戰士整日整夜在崎嶇的山路上行走，覺得總看不到盡頭，不知道前路有多遠。入貴州時，霧雨蒙蒙而寒冷；到了雲南、四川，太陽又每天暴晒，炎熱不堪；進入雪山，卻冷得能把人凍成冰柱。危秀英個頭矮小，她說，長征對婦女來說要艱難得多，每天都困難重重，每天的日子都不好過。
只有朱德總司令的夫人康克清是個例外，她認為長征比較輕鬆。至1935年，她和朱德結婚已差不多7年了。她嫁給朱德的時候才17歲（朱德43歲），一個字也不認識。1933年康克清從紅軍學校和紅軍大學畢業。國民黨軍隊對紅軍的前四次「圍剿」，康克清幾乎每次戰鬥都參加了。因為長期的戰爭，她成為了優秀的射擊手。紅軍在井岡山時期，就有一個規定，夫妻雙方只能在星期六晚上見面，遇到丈夫或者妻子有病，需要對方照顧才可以打破規矩。長征中也是如此。但是朱德和康克清卻是例外中的例外。長征時他們幾乎沒有一天是分開的，因為康克清能打仗，她不僅背著手槍(她配有兩支手槍和一支毛瑟槍）、皮包、軍用地圖和糧食，而且背著自己的包袱和毯子，還常常幫助勞累的戰士扛上三四支步槍。有一次，戰士瞧見她在一個河岸邊，伏在自己的腿上擬寫直屬部隊渡河程序的命令。她本來是一個普通的農家婦女，在短短几年時間內，文化程度和軍事技能都達到了令人吃驚的程度。康克清曾經對採訪延安的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他寫了《紅星照耀中國》）說過，長征「就像每天出去散散步一樣」。她確實很能走路和騎馬，總是在隊伍的最前面，比許多男同志都能吃苦耐勞。
儘管如此多的困難，中央紅軍的30名婦女，除了甘棠、李桂英和謝小梅中途留下參加地方工作外，其餘27名都安全到達陝北，沒有一個掉隊。
很多人以為，這些婦女同志是勞苦慣了的，所以能夠安全地走到延安。其實並非如此，雖然她們中許多人習慣勞作，但是其中也有出身富裕家庭、享受過小姐生活的人，也有受過高等教育的大學生和出國留過學的學生，也有早就享有聲譽的政治活動者。
這裡，不得不提到鄧穎超，周恩來的夫人。1915年，鄧穎超考入天津第一女子師範學校，她相貌並不出眾，卻有著一雙明亮的眼睛，她熱衷政治活動，善於演講。1919年，天津幾所女校成立了女界愛國同志會，15歲的鄧穎超被推選為講演隊長。她的演講熱情奔放，慷慨激昂，極具鼓動性。也就是這一年，五四愛國運動使得她和周恩來認識了，他們都是愛國進步的學生代表，一起組織了一個學生團體「覺悟社」。到了大革命時期，周恩來在廣東擔任國民政府的一些職務，包括大家熟悉的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鄧穎超那段時期也在國民政府任職，擔任中央婦女部的部長，中央監查委員，中央執委候補委員，廣東不少人稱鄧穎超為演說家。
她和周恩來是自由戀愛而結婚，有著共同的信念和目標，感情融洽。在遇到周恩來之前，她是討厭婚姻的，覺得在那個年代，一個婦女結了婚，一生就完了。後來的情況證明，鄧穎超選擇了革命的伴侶。她回憶，晚年周恩來一次給小輩講自己的戀愛故事時說到，就是看見鄧穎超能堅持革命才和她結婚的。鄧穎超也是看中了周恩來這一點。——長征中許多領導人和他們的妻子，像張聞天和劉英、李富春和蔡暢、李維漢和金維映、楊尚昆和李伯釗——都是這樣的結合。
鄧穎超長征前就患有嚴重的肺病。過草地的時候掉進了沼澤地，被人救起後，第二天發起高燒，連續七天七夜粒米未進，周圍的同志都認為她不行了，可是她還是奇蹟般地活了下來。她和周恩來一樣有著頑強的生命力，在她病稍好些不久，周恩來又得了肝病，差點因為肝膿腫死掉。鄧穎超被擔架抬著過草地上的一條河流，河水有三尺深，部隊因而滯留在河邊按順序渡過。有不少的中下級軍官去看她，她不停地喘息，卻依然關心地問圍著她的軍官：「河水深到什麼程度？」還囑咐大家要牽著手過去才好，不要沾濕了衣服，這是過草地最後的困難了。在場的戰士們無不為之動容。
蔡暢是湖南人，也受過相當高的教育，曾經留學法國。她的哥哥蔡和森，與毛澤東是長沙第一師範學校的同班同學，五四時期，他們發起了湖南人赴法勤工儉學的活動。她的嫂子向警予，也是很出名的革命者。蔡暢和蔡和森1919年前往巴黎，他們的母親，一個50多歲的小腳老太，毅然陪著一雙兒女漂洋過海。在法國，蔡暢認識了李富春，他們結了婚。在中國，很難找到比蔡暢全家更為革命的家庭了。紅軍中的人都親切地喊蔡暢「大姐」。她穿著軍裝麻鞋，佩著手槍，站在隊伍中，不熟悉她容貌的人，根本就看不出來她是女子。她的法文很好，會唱《馬賽曲》，戰士們一找到機會，就請求她唱這支歌。她的歌聲慷慨激昂，戰士們長途跋涉，饑寒交迫，聽到她的歌聲，減輕了不少的疲勞和寂寞。蔡暢講的故事和笑話，康克清稱之為他們的「精神糧食」。用樂觀的精神鼓舞人，這也是紅軍政治工作的一大特點。
比蔡暢更善於做文藝宣傳的是「紅色戲劇家」李伯釗，她畢業於莫斯科中山大學，長得很漂亮，氣質優雅。長征路上，她總在隊伍中奔前跑後，做宣傳鼓動工作。紅軍宿營時，她又和許多女同志到駐地群眾中作調查，慰問傷員，分配沒收來的物資。休息的時間，她常常會自己編節目，組織演出，把氣氛搞得十分活躍。她的丈夫楊尚昆說：「作為一名紅色文藝戰士，只要革命需要，她什麼都干。」無論是在湘江畔，在老山界，在大渡河，都能聽到她的歌聲，有時她會歡快地跳起蘇聯水兵舞，姿態讓大家著迷。
紅二十五軍比中央紅軍晚一個月開始長征，他們從鄂豫皖根據地出發，隨行有7名女護士。她們為了不掉隊，夜間行軍時，用裹腿布結成一條長繩拉著前進。政治部的同志幾次勸她們留下，都沒有成功。她們一路護理傷員，做宣傳工作，她們是各路長征隊伍里最早到達陝北的。
紅四方面軍里的婦女數量，遠遠超過了人們的想像。不是幾個或者幾十個，而是2000多人的婦女獨立師。1933年3月，這支娘子軍的前身——四川通江婦女獨立營成立，隸屬於紅四方面軍，最初約300多人。婦女獨立師有兩個團，師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