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城一戰失利，紅軍被迫西渡赤水河。赤水河是長江的支流，發源於雲南省鎮雄縣，流經滇、黔、川三省，全長420公里，流域面積2萬平方公里，河水寬處300多米，最大水深10多米，大部分在黔、川兩省交界的崇山峻岭中奔騰。由於沿河兩岸多為紅色土壤，每年5、6月的雨水期，山洪不斷將紅土沖入河中，整條河水便呈現出紅褐色來，赤水河由此得名。赤水河的長度和流域面積都不大，但名聲卻遠遠超越了河流本身。一方面是由於紅軍創造了四渡赤水的軍事奇蹟；另外一方面，這條短短的河流，竟然出產中國60%以上頂級的白酒，被譽為美酒河。在後面一些章節的文字里，大家會陸續讀到關於這條河上戰鬥與美酒的故事。
1935年1月28日的夜晚，是一個令人焦慮不安、緊張疲憊的晚上，紅軍依舊處於危險的境地。前線，紅軍與川軍對壘的槍炮聲不斷；赤水河上，工兵在艱難緊張地架橋。架橋地點是周恩來親自帶領有經驗的工兵和作戰參謀定下來的。林彪數天前到達土城的時候，曾經奪取過赤水河上的一座浮橋，他們沒有毀掉浮橋，但需要稍微修繕一下才能用。工兵們同時得到命令，日出前再架起兩座浮橋。通宵未眠的周恩來三次到現場督促指揮，又三次派人去架橋點檢查進展情況。天氣尚好，沒有再下雪，嚴寒稍有緩解。河面寬闊，河水淺而平穩，冬季枯水期幫了工兵們的大忙。假如是5、6月份豐水期，工兵們架橋的難度就要大許多，他們進展順利，浮橋修得很寬闊。工兵連按時完成任務，到天明時分，整個部隊已經輕裝西渡了赤水河。為了防止敵人跟進，紅軍徵得老鄉們的同意，對從他們那裡收集到的船隻（用來架橋）作價賠償後，在每隻船內裝上了炸藥，炸毀了浮橋，其中包括偽區長強行徵集來的12隻鹽船。
林彪率領的紅一軍團，接到了新命令，原來是讓他回援土城，現在命令他必須在敵人封鎖渡口前過河，他在稍晚些的時候，在略北一點的猿猴（今元厚）過了河。
紅軍渡過赤水河後，在土城作戰的川軍失去了作戰目標，一時找不到紅軍的去向。紅軍似乎總是這樣的行蹤不定，並且在以後相當長一段時間裡神出鬼沒，在令人驚訝的地方出現。過了赤水後不久，紅軍右路軍改向敘永、古藺間的兩河鎮方向前進，中央縱隊和左路軍會合，往扎西（今雲南威信）前進。
進入這一區域，紅軍才真正感受到「天無三日晴，地無三尺平，人無三分銀」的貴州特色。天氣不是毛毛細雨就是霧氣蒙蒙，紅軍穿行在山路中，見到的老百姓瘦弱矮小，多半住在茅草棚內。即使是嚴寒的冬季，也衣不遮體，一陣風刮來就會吹倒似的。這樣的荒涼貧窮反倒給紅軍帶來了一個大好處，敵軍極不願到這類貧瘠的地方來，沿途也就沒發生什麼大戰鬥。紅軍進入雲南後，追擊的川軍和黔軍也都停止了追擊。紅軍暫時脫離了險境，也確實是比較僥倖地脫險。
渡過赤水後，紅軍經過的許多小路，是長征以來在湘黔兩省從未經過的地形。尤其以兩河隘（即雲南威信兩合岩）最為險要。兩合岩離威信縣城約5公里，是兩座山的懸崖峭壁合在一塊，中間夾一小岩縫，兩岩幾乎合攏成一塊岩石，所以被稱作兩合岩。紅軍當年來到這裡時，兩邊峭壁中有扎西河，無法行走，只能靠著一邊山崖上開鑿的棧道依次通過。只要道路被破壞5尺，軍隊就無法通過。如今道路已不險要，1973年修建了威信到石坎的公路，公路從兩合岩的夾縫中通過，沿河炸岩修路，架起了一道2個大拱，6個小拱的月亮形拱橋，鑿通了90米的山岩隧道，以往的天塹變成了通途。
一渡赤水後，被認為是「左」傾教條主義者的代表人博古還擔任著中央書記處書記職務，李德離開後，博古實際上也被取消了領導全黨工作的權利。博古儘管頂著虛職，許多人還是對他越來越不滿，希望更換他，選出新的領導人。
1935年2月5日，紅軍軍委縱隊來到了雲南扎西的水田寨（今威信縣水田鄉）。這個地方位於川、滇、黔三省的交界處，當時它有個美妙的名字，叫作「雞鳴三省」。其名稱源於特有的自然地理條件。此地是赤水河和渭河的交匯處，名叫岔河——河流交匯形成了三省的交界點，也自然形成了三個衝擊扇面。這三個扇面又分屬於四川的敘永縣、雲南的鎮雄和威信兩縣、貴州的畢節縣。傳說很久以前，三省交界處都各住著一戶人家，三家都有報曉的大公雞，三家中無論有哪家的公雞先叫一聲，其他兩家都可以聽見雞叫，因此這個地方被叫作了「雞鳴三省」。
紅軍開進水田的時候，老百姓由於不明真相，怕被軍隊拉了壯丁，幾乎所有的壯年男子都離開寨子躲了起來，可能是躲到了附近山上，當時這個地方是山高林密。5號當晚，中央政治局常委就在水田「花房子」(因為門、窗、板壁上刻有花鳥草蟲圖案，就叫成了「花房子」）召開會議，改組中央領導機構，撤銷了博古的中央書記處書記，由洛甫接替他負責中央總的工作。對此，周恩來後來也有比較準確的回憶，他記起是在一個叫作「雞鳴三省」的小村莊，由洛甫替代了博古。
洛甫當選為中央總的負責人後，當即主持中央常委進行了日常的分工，決定讓毛澤東協助周恩來做軍事指揮，毛澤東進入到核心軍事指揮圈中，逐漸擔負起指揮紅軍的重任。紅軍也是至此才在指揮上獲得了至關重要的新轉機。雖然此後在行軍途中毛澤東也曾受到來自各個方面的壓力和批評，卻一直得到洛甫的有力支持。據說在花房子，只要毛澤東點點頭，他完全可以出任中共中央總負責，當時周恩來、張聞天、王稼祥等都推舉毛澤東接替博古。毛澤東鑒於種種原因，推舉了張聞天（前面提到過，他和博古一樣，也在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過）。事實證明，他們在長征過程中一直愉快地合作。紅軍在「雞鳴三省」只停留了一個晚上，第二天開拔進入扎西城。
被撤職的博古，1935年初還不到28周歲，十分年輕，個子不高，瘦而結實，戴著深度眼鏡，動作有點不協調不平穩，總是顯得很緊張。他於1926年開始在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受共產國際思想影響很深。他思想活躍，具有政治家的風範。伍修權（也在中山大學學習，擔任過李德的翻譯）曾在回憶中提及學生時代的博古既具有學者風度，又鋒芒畢露。博古當了中央負責人後，一直到遵義會議前夕，他都是如此風格。
博古雖然在領導紅軍作戰上有錯誤和偏差，但是他為人正派，品德高尚，對於革命的忠誠是一心一意的。博古不再擔任中央書記處書記後，將中央幾擔裝有重要文件和黨中央印章的挑子移交了出去。此後，憑藉著他的一身才華，1941年被任命為解放日報社和新華通訊社的社長。博古精通俄文，翻譯了許多諸如《卡爾？馬克思》《共產黨宣言》《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等介紹共產主義運動的書籍。1946年，博古作為中共代表之一，赴重慶參加了政治協商會議綜合小組會議。但是不幸的是，他搭乘飛機從重慶回延安時，因天氣方面的原因，飛機失事遇難，死時只有39歲。同機另有王若飛、葉挺。
2月6日，紅軍冒著鵝毛大雪來到扎西，這天正好是正月初三。紅軍在扎西又召開了會議，主要討論紅軍面臨的形勢，解決下一步紅軍進軍的方向。中央紅軍到達扎西的時候，蔣介石調集了滇軍3個旅，川軍10多個旅由北向南壓，中央軍周渾元的部隊也向扎西方向撲來。毛澤東在扎西會議上主張紅軍轉移到黔北去。他根據破譯的雲南省主席龍雲7日發布的絕密電報《作戰方略》（對付紅軍的），決定趁著敵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到川南一線，黔北比較空虛的契機，掉頭向東，發揮紅軍運動戰的特長，向敵人兵力比較薄弱的桐梓、遵義進攻。值得一提的是，自從土城戰役情報出了差錯後，紅軍的情報人員吸取了教訓，在此後數月的工作中，從未出過差錯，為紅軍擺脫蔣介石的圍追堵截立了大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