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軍在翻越老山界後，最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是轉移中的中央紅軍究竟前往何方。
此時，蔣介石已在中央紅軍向紅二、六軍團根據地前進的方向上擺設了重兵，如果沿著這條路走下去，勢必又要打一場湘江血戰，紅軍此時已經沒有本錢再賭了。毛澤東、王稼祥、張聞天向周恩來建議，轉向敵人力量薄弱的貴州進軍。但是由李德、博古把持的「三人團」中，周恩來力不從心，難定大局；李德、博古固執己見，作出繼續按原定方案實施的決定。
1934年12月9日晚20時，博古、李德以野戰軍司令朱德的名義發電給各軍團、縱隊首長，下達了明天按原定前進方向行軍作戰的部署。電報的最後特別加了一句話：「但總的前進方向不得改變！」根據紅軍司令部的這個部署，紅一軍團兵發通道，同時向綏寧、靖縣警戒；紅三軍團向白岩、平寨、石村地區開進，當日到達馬蹄街。12月11日，紅一軍團先頭部隊由陳光、劉亞樓率領的紅二師攻佔了通道城。12日，第一軍團主力和第九軍團集結通道及其附近地區；第三軍團主力進到長安堡地區；第五、第八軍團由流源、辰口、麻隆塘一線西移；野戰軍司令部、軍委縱隊到達芙蓉鎮。
此時，蔣介石已將國民黨軍的追堵部隊由原來的五路軍改為兩個兵團，分別由劉建緒和薛岳出任總指揮。薛岳轄本部和周渾元部，劉建緒轄本部和李雲傑等部，敵「追剿」軍主力已分別進到城步、綏寧、靖縣、洪江、武岡等地，構造工事，張網以待。如果中央紅軍繼續北出湘西，同紅二、六軍團會合，就會陷入敵人預先布下的口袋陣，後果不堪設想；這引起了中央大多數領導人的極大憂慮。周恩來在後來回憶道：「從湘桂黔交界處，毛主席、稼祥、洛甫（張聞天）即批評軍事路線，一路開會爭論……」12月12日舉行的通道會議，就是這場重大爭論的開端。
通道會議，是臨時決定召開的一次中央會議。參加會議的主要成員有博古、周恩來、洛甫、毛澤東、王稼祥以及李德等。中心議題是紅軍
當時的戰略問題。在會議上，毛澤東力主放棄同紅二、紅六軍團會合的原定計畫，而改向敵人兵力比較薄弱的貴州前進，爭取主動，挽救危局。毛澤東的這一主張無疑是正確的。首先，可以避免同優勢的敵軍決戰。紅軍這時已空前減員和極度疲勞，如果北出湘西，同紅二、六軍團會合，就勢必和五六倍於己的敵軍決戰，這對紅軍十分不利。其次，可以避強擊弱爭取主動。在各路敵軍中，黔軍最弱，武器裝備最差，部隊紀律渙散，戰鬥力低下。而且黔軍內部派系多，矛盾重重，紅軍可以利用這些矛盾，各個擊破。第三，可以打亂敵軍企圖圍殲紅軍於北出湘西途中的計畫，而且還可以與紅四方面軍和紅二、六軍團形成鼎足之勢，利於紅軍以後的戰略發展——即東出可以與紅二、六軍團會合，北上可以與紅四方面軍會師。
毛澤東提出這個主張是經過深思熟慮的。他把李德的一套，蔣介石的一套，都分析得很清楚，一個布置好口袋，一個專門往裡鑽，兩人配合得不錯，但最終吃虧的是紅軍。現在必須採取「選擇弱軍打」的戰略。弱軍是誰？就是貴州軍閥王家烈的部隊，那是不經打的豆腐兵。毛澤東為什麼作出如此判斷？那是他已知道王家烈的部隊號稱「雙槍兵」，即步槍和鴉片槍。更何況，蔣介石對那裡是鞭長莫及。
毛澤東的建議遭到李德的強烈反對，卻獲得周恩來、張聞天、王稼祥等人的支持和擁護。博古也不得不承認在貴州那裡才有可能遇到敵人較小的抵抗。這次會議通過了行軍路線轉向貴州的決定。但是在戰略行動方向上，博古、李德仍然頑固地堅持北出湘西，拒絕毛澤東提出的放棄同紅二、六軍團會合的正確主張。
李德在《中國紀事》中說：「在到達黎平之前，我們舉行了一次飛行會議，會議上討論了以後的作戰方案。在談到原來的計畫時，我提請大家注意：是否可以讓那些在平行路線上追擊我們的周渾元部和其他敵軍超過我們，我們自己在他們背後轉向北方，與紅二、六軍團建立聯繫——毛澤東拒絕了這個建議，堅持繼續向西進軍，進入貴州內地。這次他不僅得到洛甫和王稼祥的支持，而且還得到了周恩來的支持。」根據鄧穎超的回憶，此次會議是在通道城外一戶農民家裡舉行的，當時這家農民正在舉行婚禮。——會上，毛澤東深刻分析了中央紅軍目前所處的嚴峻形勢，力主放棄同紅二、六軍團會合的原定計畫，改向敵人兵力比較薄弱的貴州前進，從而衝破敵人的重兵包圍，爭取主動，尋機打幾個勝仗，鼓舞全軍士氣，力挽危局。
通道會議是中央紅軍在長征途中召開的一次重要會議，也是關於紅軍戰略轉移系列會議的開始，沒有通道會議，就沒有以後的黎平會議、猴場會議，也就沒有意義重大的遵義會議。而在這次會議上作出的紅軍向貴州實行戰略轉移的決定，關係到紅軍的生死存亡。通道轉兵，紅軍前進道路開始暢通。
通道會議後，中革軍委命令中央紅軍「迅速脫離桂敵，尋求機動，以便轉入北上」。12月13日，中央紅軍分左右兩路軍，由通道地區出發，繼續西進。12月17日，中革軍委縱隊進駐黎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