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五次反「圍剿」的一年裡，雖然毛澤東曾與實行「左」傾錯誤路線的中央領導人進行過堅決鬥爭，但他的初衷還是希望中央能接受他的正確主張，糾正錯誤。可是當湘江血戰後，紅軍面臨全軍覆沒的危險，這時大多數人都不滿中央的領導了，毛澤東開始著手發動一場撤換「左」傾教條主義領導人的鬥爭。他首先爭取的是王稼祥和張聞天。
在中央紅軍開始出發前，為了加強部隊戰略轉移的機動性，中央最高「三人團」決定只帶少數機關工作人員，並把非帶走不可的人員分散到各軍團去，以便於行軍作戰，同時也使這些黨和政府的領導同志人身安全有保證。張聞天沒有過多的考慮便同意了，可毛澤東表示了不同的意見。他認為行軍途中領導同志在一起行走，可以相互溝通思想，彼此交換對一些問題的看法，並且可以用自己的思想去影響一些同志，爭取同情者，從而有利於正確意見的貫徹。如果分散到各軍團，彼此間互不照面，很難溝通，不容易形成一致的看法。所以，毛澤東堅決反對把黨和政府的領導人分散到各軍團去，而主張把機關集中，編成戰鬥單位，這才有了後來的中央縱隊和軍委縱隊及各梯隊。
毛澤東把自己的想法告訴王稼祥，王稼祥覺得有道理，便找博古反映意見。
博古和李德雖然對毛澤東時刻提防，但他們認為把毛澤東放在縱隊，毛澤東就不能直接接觸部隊，便沒有在軍隊進行活動的機會。而且，就算毛澤東和張聞天、王稼祥在一起，毛澤東和王稼祥都有傷病在身，在大軍西進的連天炮火中，他們能完成每天的行軍就不錯了，哪還有能力進行政治活動！
可事實出乎他們的意料。長征途中，毛澤東、張聞天、王稼祥不僅走在一起，而且宿營也在一起，一有時間、有機會、有條件，他們就相互交談，討論問題，交換意見。毛澤東因大病初癒身體不佳而坐擔架行軍，王稼祥因受傷也坐擔架行軍，兩個人的擔架經常碰到一起，毛澤東、王稼祥可以在擔架上聊天。張聞天雖然騎馬，也可以放慢速度加入他們的談話。沒有戰事的時候，白天他們還可以養足精神，晚上躺在被窩裡徹夜長談。
王稼祥受傷是在第四次反「圍剿」的時候。1933年初，紅一方面軍取得了黃陂、草台崗戰鬥的勝利，總政治部直屬隊遷到樂安縣谷崗村。4月28日，周恩來、王稼祥等在一個古廟開會，研究擴軍問題。大約9點鐘，忽然兩架敵機飛來，外面響起爆炸聲。王稼祥一看勢頭不對，對與會者說：「快跟我到外面隱蔽！」他第一個跨出大門，仰頭看空中的飛機。就在這時，又一顆炸彈落下來，王稼祥來不及躲閃，在炸彈的爆炸聲中倒下，彈片飛插進他的右腹部，傷勢十分嚴重。他被軍委衛生部部長賀誠帶領的醫務組送進瑞金醫院。
主治大夫彭真和王斌替王稼祥會診，經檢查發現彈片從他的右下腹打進去，打穿了升結腸，彈片嵌進腹部，升結腸已經穿孔感染，有發生瀰漫性腹膜炎的危險。由於條件所限，無法進行大手術取出彈片，醫生只能對他進行保守療法——切開引流。病根未除，王稼祥的腹部傷口一直流膿，所以他在長征時只能坐擔架。長征開始前，王稼祥擔心自己會被像甩包袱一樣留在蘇區，因為他知道自己是「左」傾教條主義者，是不受歡迎的人物；後來，他在寧都會議上又力排眾議要求保留毛澤東對紅軍的指揮權，因此也得罪了李德等人。後來當他得知是毛澤東替他力爭，才得以隨主力紅軍一起轉移，對毛澤東非常感激。
關於長征路上特殊環境中的這段擔架情，王稼祥在延安接受斯諾採訪時這樣回憶說：「要說我在遵義會議上第一個支持主席的正確主張是個功績的話，這首先是毛主席對我教育、啟發的結果。長征開始，毛主席有病坐擔架，和我同行，每當到宿營地休息時，經常在一起交談。由於我對毛主席豐富的武裝鬥爭和一、二、三：次反『圍剿』取得的偉大勝利十分敬佩，所以，我向毛主席坦率地表示了對當前形勢的憂慮，認為這樣下去不行，應該把博古、李德『轟』下台。毛主席很贊同我的看法，並針對現實情況，說了中國的革命不能靠外國人，不能照搬別國經驗、別國模式，馬列主義的普遍真理，必須同中國的革命實踐相結合的道理，這給了我很大的啟示，也使我更加堅定了支持毛主席的決心。」
毛澤東爭取的另外一個人是張聞天。長征開始時，他也同毛澤東走在一起，不過不是坐擔架而是騎馬。一路上的隨意交談和充分討論，也使張聞天同毛澤東之間在感情上更加親近，在思想、觀點上同毛澤東逐步一致起來。他開始認識到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原因，主要是在主觀方面，是軍事領導上的戰略戰術錯誤所致。張聞天後來敘述這一段經歷時說：「長征出發後，我同毛澤東、王稼祥兩同志住在一起。毛澤東同志開始對我們解釋反五次『圍剿』時中央過去在軍事領導上的錯誤，我很快地接受了他的意見，並且在政治局內開始了反對李德、博古的鬥爭，一直到遵義會議。」
在毛澤東、王稼祥、張聞天這「三人團」中，論年齡毛澤東最大，論職務張聞天最高，他是三人中唯一的政治局常委，按理應以張聞天為「師」。但張聞天信奉「真理在誰手中，就跟誰走」，他這時認為毛澤東是正確的，對毛澤東十分尊重。所以，在他們三人中，毛澤東實際上是「師」，是靈魂和旗幟。
他們在一起的談話，被美國作家哈里森？索爾茲伯里幽默地形容為「擔架上的『陰謀』」。的確，不能小看這些談話。正是這些長長短短的談話，發揮了神奇的作用，引發了思想認識上的共鳴和飛躍。他們交談的中心內容是王明「左」傾路線在軍事理論和軍事指揮方面的嚴重錯誤。如這次反「圍剿」為什麼失敗？主要原因是什麼？戰略戰術、軍事指揮上有什麼經驗和教訓？王稼祥有時非常氣憤地批評李德的錯誤軍事指揮，張聞天多次談論他與博古之間的爭論，毛澤東則運用馬列主義的基本原理，從理論和實踐的結合上，分析「左」傾冒險主義軍事路線的錯誤和危害，闡述馬列主義必須和中國革命戰爭具體實際相結合的道理。
這樣，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央隊三人集團」便在長征路上形成了。它雖然沒有一定的組織形式，只是在反對李德、博古「左」傾錯誤路線中的一種政治上的聯盟，也不像李德說的是在中央蘇區就存在的一個宗派主義組織，但是這個鬆散的「中央隊三人集團」比中央的最高「三人團」更掌握真理，更有戰鬥力。
湘江血戰後，「中央隊三人集團」向中央最高「三人團」發起了挑戰，打出的旗幟是：討論失敗原因。並由此引出對紅軍長征前進方向的討論。